陈翠梅：拍电影，见自我

《野蛮人入侵》是马来西亚女导演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虽然是小成本制作，但整部影片的结构却格外精致。在电影与生活，精神与肉体，破坏秩序与寻找秩序的对位与复调中，《野蛮人入侵》完成了一次对于终极命题的当代讲述：不谈姓名，不谈职业，不谈关系，我是谁？

作为独立导演，陈翠梅拥有很高的起点。27岁时，她的首部长片《爱情征服一切》就斩获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奖。2021年，《野蛮人入侵》又摘得第24届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而这不过是她的第三部电影长片。在国际上，陈翠梅被视为“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2023年8月，《野蛮人入侵》进入国内院线公映。同期上映的还有好莱坞大热影片《芭比》。在女性议题大行其道的思潮下，《野蛮人入侵》因以私电影范式讨论女性生存的种种摇摆与平衡，而被贴上了马来西亚版《芭比》的标签；而电影本身又毫不避讳地打趣洪尚秀，一边征引《碟影重重》、《骇客帝国》的桥段，一边将香港武侠电影风范与巴西柔术、菲律宾短棍、泰拳等运动有机融合，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另类功夫片。

但对陈翠梅而言，无论是爱情片、动作片、文艺片、女性题材……还是编剧、导演、演员、武者、写作者、母亲……这些围绕在她及其作品身上的标签，都无法真正代表“陈翠梅”。她相信，电影始终是个人的，以及关于个人的。就像《野蛮人入侵》中，导演胡子杰（角色名，由张子夫饰）对李圆满（角色名，由陈翠梅饰）所说的：“如果我们置身事外，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活就是一场电影。”

陈翠梅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她是夹在中间的那一个，从小得到的“自由”比较多，也就养成了她凡事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后果的独立个性。高中毕业那年，陈翠梅发愿要去阿根廷交流学习一年，从办签证到筹措学费，她全部一手包办，只可惜最终没能如愿。这成了她人生第一个重大挫折。她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事情终将超出自己的意志。

中学时代的陈翠梅很会念书，但也没少逃学。在逃学的日子，她会从马来西亚的关丹，一个人坐五个小时的巴士，去吉隆坡找朋友，参加《星洲日报》编辑部组织的文学活动。华语世界中不少知名作家，比如蒋勋、王安忆、张曼娟、苏童都曾参与。在阅读上，西西是她那一时期的领路人，通过西西的介绍，她开始看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而她自小钟情于《红楼梦》，顺着红楼一脉，她又读起了庄子、金圣叹、张爱玲、木心……这些书目与活动，构成了陈翠梅最初的文学养分。

后来，陈翠梅进入马六甲多媒体大学的电影与动画专业，获得了大量阅片的机会。在长长的片单中，《重庆森林》与《巴贝特之宴》留给她的印象最深也最持久。前者让她体会到电影与文学的亲缘性，“如果村上春树拍电影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陈翠梅说。后者则让她意识到电影与文学的疏离性，“有时候，我们依靠文字去想象一部电影，但一种想象与一种想象之间，并不是同一件事”，陈翠梅又说。

很少有人知道，陈翠梅的《爱情征服一切》，借鉴了张爱玲的《第一炉香》。第一位将其看穿的是电影批评家张献民，他说《爱情征服一切》，“风格倒很清晰，非常低成本，拍摄和表演都很不成熟，但还是镇住了我，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情故事，没看完之前我就感到这位是张爱玲的隔代传人”。陈翠梅的确非常喜欢张爱玲，喜欢到一度模仿她来写作，只是年代不同、阅历不同，陈翠梅没法像张爱玲那般清冷。在陈翠梅看来，张爱玲的冷，大约来自将世事看得太清，而不易感到失望，犹如一把刀，凌厉之中倒也未必真那么尖锐。

许多年前，陈翠梅曾思索过，女作家与男作家究竟有何不同，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又究竟有何分别？她得出的结论是，好像“女性”便意味着更容易在大而决裂的历史与事件面前，专注于生命与生活中琐碎而平庸的细节。在家族丧礼中，她注意到，悲伤着的人总是会被安排做一些小小的事情：上香、烧冥纸、开具死亡证明、处理遗嘱与保险……正是这些小事防止人们深陷苦难。所以，在电影中，陈翠梅也总是习惯用一些留白性的镜头，去冲淡情节与情绪的刺激。这种手法被她称为“离题”。

“我记得我的姑姑很喜欢看台湾苦情戏，那些戏码好像就是为了让人哭，哭掉一包一包的纸巾，但我不喜欢。”陈翠梅突然也“离题”了，“我更喜欢香港电影，特别是周星驰。周星驰总是在情节发展到最伤心的时候突然调侃一下。” 在陈翠梅这里，离题是必然的。她不允许也不忍心，人们在电影里钻牛角尖。

为了应付媒体，也为了给好奇者一个答案，陈翠梅为《野蛮人入侵》按上了一个“灵感来源”：汉娜·阿伦特曾说过，“每一代的文明社会都会被野蛮人入侵——我们称他们‘小孩’”。这句话好像成了陈翠梅过去十年的缩影。在这期间，她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化——怀孕生子，成为母亲；在这期间，她也遭受了电影事业的重大挑战——创作无望，丧失自我，身体一片废墟。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沮丧、焦虑的女导演，开启了自我救赎，她的方式是拍一部电影，找回自我。

但作家和导演，都是不可信的。片子剪完后，陈翠梅本来想把《野蛮人入侵》改为《一切都是剑》，后来觉得无趣而放弃。一切都是剑“取自电影开篇胡子杰对李圆满讲的宫本武藏的故事，在故事里，挑战宫本武藏的年轻人将“剑”视作一切，而年老的宫本武藏已将一切视作“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在故事外，电影便是陈翠梅的“剑”，她巧妙地在“虚”与“实”之间穿梭，在消弥了“内”与“外”的创作结构中，编织“存在”与“自我”。陈翠梅将一系列问题抛出：“电影是为了什么？创作是为了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宇宙？什么是我？”

对，重要的是“什么是我”，而不是“我是谁”。陈翠梅在《野蛮人入侵》中给出了一个身体本位的答案：挨打时疼痛的，胁迫时闪躲的，对抗时出击的，就是“我”。这是她四十一岁重拾武术训练后的经验之谈。在陈翠梅眼中，现代人好像都有点瞧不起自己的身体，“自我”被等同于“灵魂”并站在了身体的对立面，可哪怕仅是拇指受限，我们的日常便有崩毁的危险。

她告诫：“身体不是灵魂的牢笼，灵魂才是身体的牢笼。自我或者说灵魂，实际是一个叙事，一个由我们自己讲述的故事，比如我们何时何地出生，又经历过什么。这些记忆都是我们自己筛选的，而真正的灵魂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以自我体验世界，我不在了，世界也就不在了。”

《爱情征服一切》里，阿萍背井离乡到吉隆坡投靠阿姨，遇见并爱上了黑社会青年。青年把表弟骗女孩子的故事讲给阿萍听。最终，阿萍就像故事里的女孩子，一步一步被青年骗去为爱卖了身。

《无夏之年》里，阿赞、阿里与美娜聊起童年往事。在回忆中，逝去的童年无比美好。可在电影的后半部分，被他们追述过的童年似乎再次重演，有些走样，有些变形，有些苦涩，好像与回忆错开了。

《野蛮人入侵》里，胡子杰载李圆满去武馆。在车里，他讲了一个剧情：南中国海，一群渔夫在海里捞起一个受伤的女人，发现她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她精通各国语言，很会打架。他对李圆满说，“你演她吧”。之后，李圆满就真的坠海、失忆、打架，而观众则分不清李圆满究竟是不是演的。

陈翠梅事后意识到，她的三部长片都在玩同一种有关“叙事”的游戏：先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将电影大纲“剧透”给观众，然后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将原本前置的文本影像化。稍有不同的是，《爱情征服一切》被陈翠梅处理成一个“警告”，观众无法忘却文本的存在，而在拍《野蛮人入侵》时，陈翠梅则希望观众尽量忘却文本，为此她还做了不少设置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至于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叙事模式，陈翠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她却分享了两个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只要一件事情重复发生，它的意义就会立刻改变；第二个经验是，其实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很老土，因为我们早在小说与电影里看过千百万次，可一旦谈起真的恋爱，我们还是对爱一无所知。

现在，陈翠梅最大的担心反而是，人们太过沉溺于小说、电影与故事，而忘记关注真实世界里的认知与感受。“我的小孩就完全活在虚拟世界里，因为他在那里感受到的快乐或友谊更真切。”陈翠梅有点无奈，“但这个问题可能从小说被发明的那天起就一直存在。”

面对虚构，陈翠梅总是既好奇又警醒。因为，她早已知晓，我们的故事会像尼采讲的永不告终，但人的生命却时常戛然而止。

 导演、编剧、演员、写作者，在这些身份中，你最喜欢的是？

我可能最喜欢编剧，只是我已经很少写东西了。但我想，我拍电影的基础还是写作，基本上我写的东西就是我的电影。不过，相对于写作来说，电影是一种共同创作。我大概是拍到第二部长片时，才慢慢接受其他人的参与。写作就比较自我，是自我思想的具象化。偶尔，我也会觉得写作带有虚假性。因为，写作会有惯性，它受制于语言与文字，也跟你过往的阅读有关。所以，你的表达与思考未必就是你的表达与思考。

 作为一名女性导演，你是否遭遇过职场困境？

马来西亚的行业环境不大一样。我记得在我入行的最初阶段，马来西亚电影界最大、最重要的导演几乎都是女性，而入行以后，我所处的环境，一起工作的团队，基本也都以女性为主。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职场困境，比如被边缘化。而在电影创作上，我想也没有什么女性不能拍，或只有女性才能拍的。许多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一则SMS的笑话，上面说：You are uniqu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你是独一无二的，跟所有人一样。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电影分享彼此的故事，恐怕就是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以及我与你、与所有人一样。

 你的片场风格是怎样的？你会在片场发脾气吗？

我自己都不太记得自己发脾气的（笑）。其实在片场，我的大部分注意力会集中在演员身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来给我做副导演，说我在片场比平时严肃很多，有点吓到她。还有就是，我会不忍心。我记得《爱情征服一切》里有一场裸戏，当时女演员需要背对镜头，慢慢把衣服脱下来。拍第一次的时候，灯光和角度不太好看。于是，就拍了第二次，但第二次其实也没有很好，可我就是不忍心再拍第三次了。后来我每次看到那个镜头都会有些后悔，不过想一想哪怕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还是会不忍心。我不晓得我为什么会不忍心，不晓得这是因为性格还是性别。所以，拍《野蛮人入侵》的时候，我就很庆幸是自己来演，否则拍打戏的时候，我可能拍两次又会不忍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