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由小平同志在教育科技座谈会上拍板，国家恢复了中断十余年的高考，这是以次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正式起点的中国改革进程的序曲。那年十二月，也就是四十七年前的这个月，高中毕业近三年半的我进入了高考考场。次年3月初我走进成都地质学院校园开始工程地质专业学习。那年的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为27万，录取率为4.74%（这是迄今我国高考录取率的最低记录），我幸运地成了我们公社（归县管辖的行政区域，现称为镇）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大学本科生。关于1977年我参加高考前后的经历，我在2022年10月6日公众号《玉述岩土》发过“一个岩土老人经历的恢复高考”的推文。
随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的贺信说，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地方，我的确也是怀揣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的梦想上大学的，可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拿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稳定工作。
恢复高考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以此为起点，经过不断的努力（包括考取张倬元教授指导的首个学位研究生），我从初小民办教师变成大学教授，从水电站工地民工变成注册土木工程师，从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变成部队大校军官。如今我已退休多年。
虽然我在中学阶段给别人的印象是学习好，但能考上大学多少还是有一些偶然，如果高考继续推迟，考不上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我在想，假如那年国家没有恢复高考，假如那年我没有考上，我会是怎么样？到现在，我也会有一份退休金，因为在上大学之前我是民办教师，按1990年代国家出台的政策，我会和其他民办教师一样转为公办教师；换句话说，我现在仍然是个退休老头，只是退休之前的历程不同，退休金数额要少一些。
假如我没有上大学，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所做的很多技术工作，包括讲课、带研究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检测鉴定、施工图审查、编制技术规范、审稿、项目评审论证咨询、抢险救援、一般的科研，都会有人替我去做，其中争取来的项目本来就和他人构成竞争关系；如果发的论文、出的书没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那么，这样的文献要么可以由他人替我完成，要么本来就可有可无；如果我像有些技术人员那样抄袭剽窃或者制造科技冤案，那么，有我还不如没我。当然，可替代的工作也需要人去做，且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也是做不了的。
国家培养了我，在我读大学和做研究生期间还给我发放了助学金，我理应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做对国家更有用的人。对我而言，恢复高考上大学的更大意义是让我在学到知识，学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有机会在岩土工程这个技术领域里进行不可替代的创新，形成独特的学术思想，为岩土工程技术百花园增添色彩，例如：在1992年，提出关于水压原理及其在土力学中应用的理论——水压率理论；在2007年，为抗滑支护结构岩土荷载计算提出按稳定性公式反算法；为边坡和滑坡稳定性分析提出合理性较高、计算过程较简单、对折线形、圆弧形和直线形滑面均适用的方玉树法（改进沙尔玛法）；在2010年代初，提出失稳和变形双控概念下的边坡治理新思维；提出关于边坡和滑坡抗滑稳定系数、抗滑支护结构岩土荷载、岩土抗力、地基承载力、地基承载系数的统一分析理论——广义抗滑分析理论。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土中水压原理辨析与应用研究》《边坡规范修改建议》两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