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笔记丨肿瘤化疗导致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上)

学术   2024-11-15 18:49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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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导致的中性粒细胞减少(CIN)


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会对人体内其他快速分裂的正常细胞产生影响,尤其是骨髓中的造血细胞。中性粒细胞作为白细胞的一员,在人体免疫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化学药物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导致中性粒细胞生成减少、粒细胞减少性发热(FN),并削弱患者的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的风险,影响化学药物的正常使用,甚则危害患者生命安全。


CIN相关诊治要点(上)[1]

据《肿瘤化疗导致的中性粒细胞减少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3)》[1]



CIN诊断及分级


CIN的特点


粒细胞减少性发热风险评估


学习笔记


1

CIN诊断及分级[1]


CIN诊断:CIN是指在使用具有骨髓抑制作用的化疗药物后,患者外周血中的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ANC)下降,具体表现为血常规检测结果中ANC<2.0×109/L。


CIN分级*:

  • 1级:ANC(1.5~<2.0)×109/L;

  • 2级:ANC(1.0~<1.5)×109/L;

  • 3级:ANC(0.5~<1.0)×109/L;

  • 4级:ANC<0.5×109/L。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5.0版

若对单次血常规检测结果存在疑虑,建议进行多次复查,以减少因检测方法或偶然因素导致的误差。CIN的谷值通常出现在化疗后第7至第14天。


2

CIN的特点[1]


1.中性粒细胞发育成熟的生理过程:


造血干细胞位于人体主要的造血器官——骨髓中,具有进一步分化成各系造血祖细胞的功能。


图1. 稳态中性粒细胞分化[2]


中性粒细胞的发育始于粒细胞-单核细胞祖细胞(GMP),经历成髓细胞(Myeloblast)、早幼粒细胞(Promyelocyte)、中幼粒细胞和晚幼粒细胞的一系列发育阶段,最终分化为成熟的中性粒细胞并释放至外周血(图1)。


成熟中性粒细胞在外周血中的半衰期约为8至12小时。中性粒细胞的发育成熟约需7至14天。未受损的骨髓每天约可生成约6×108至4×109个成熟的中性粒细胞,而骨髓中储备的成熟中性粒细胞数量约为2.5×1012个,相当于外周血中成熟中性粒细胞总数的12至20倍[3]


2.CIN的机制及特点[1]


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可分为急性骨髓抑制和潜在骨髓损伤。急性骨髓抑制发生在化疗药物导致造血祖细胞耗竭的情况下,此时造血干细胞会启动自我更新,并通过增殖和分化生成新的造血祖细胞,以维持造血系统的稳态。然而,当化疗药物损害造血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时,可能会导致潜在的骨髓损伤,进而影响长期的造血功能。


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程度与所使用的化疗药物种类及剂量密切相关。对于氟尿嘧啶、吉西他滨、紫杉类等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的最低值(谷值)通常出现在化疗后7至14天,并在14至21天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而使用环磷酰胺、阿霉素等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时,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谷值一般出现在化疗后10至14天,并在21至24天逐步恢复。


当患者接受高剂量或密集化疗方案时,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可能会出现更长时间的低于正常范围的谷值。此外,某些药物具有特殊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模式。例如,卡铂单药治疗时,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谷值通常出现在化疗后第21天;若为联合化疗,谷值可能提前至第15天,且通常在用药后约30天恢复。司莫司汀单药治疗时,白细胞或血小板减少的谷值通常出现在化疗后4至6周,持续约5至10天,并在用药后6至8周恢复。


3

粒细胞减少性发热风险评估


1.FN的定义:


FN是指发热伴随严重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严重的中性粒细胞减少通常定义为CIN 4级(ANC<0.5×109/L)或CIN 3级(ANC[0.5~<1.0]×109/L)但预计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ANC将降至<0.5×109/L[5];发热的定义为单次口腔温度测量≥38.3℃,或口腔温度≥38.0℃并持续超过1小时。在确诊中性粒细胞减少期间,需特别注意避免通过直肠测温或进行直肠检查,以防止肠道定植的微生物穿透黏膜屏障,进入周围软组织并引发感染[6]


2.FN发生风险评估[1]


FN的发生风险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包括特定化疗药物的骨髓毒性、剂量强度、患者的个体差异以及联合用药等。在第一个化疗周期前,必须对患者的FN发生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 疾病类型:不同类型的肿瘤对化疗的反应及其引发FN的风险各不相同;

  • 化疗方案:包括高剂量化疗、剂量密集型化疗和标准剂量化疗,不同方案的毒性和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患者自身因素:如年龄、既往病史、合并症、营养状况等,这些因素会影响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及FN的发生概率;

  • 治疗目的:化疗的目标不同(如根治性化疗、辅助化疗或姑息化疗),对风险的容忍度和管理策略也会有所不同。


根据化疗后FN的发生率,化疗方案可分为三类:

  • 高危方案:FN发生率>20%。

  • 中危方案:FN发生率在10%~20%之间。

  • 低危方案:FN发生率<10%。


3.化疗相关因素[1]

常见的可能引发FN的高危或中危化疗方案见表1、表2。


表1发生高危FN风险的化疗方案[1]


表2发生中危FN风险的化疗方案[1]


4.患者自身因素[1]


患者自身因素是影响FN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增加FN发生风险的患者相关因素主要包括:

(1)年龄>65岁且接受全量化疗;

  • 老年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较差,化疗药物对其骨髓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导致粒细胞减少的程度更为严重。此外,老年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减退,感染的风险增加,进一步加重了FN的发生风险。一项系统综述[7]提示,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以及卵巢癌等不同类型的肿瘤中,高龄均为FN发生的危险因素。

(2)既往接受过化疗或放疗;

  • 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作用是累积性的,随着化疗周期的增加,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逐渐减弱,导致粒细胞减少的风险增加,并可能导致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受损,增加感染的风险。一项研究[8]表明,既往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在再次接受化疗时发生FN的风险显著高于初次接受化疗的患者

(3)持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持续时间超过10天);

(4)肿瘤侵犯骨髓;

(5)近期经历手术和(或)开放性创伤;

  • 手术或开放性创伤可能导致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手术后,机体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免疫抑制期,表现为中性粒细胞功能的下降、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以及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9]。这种免疫抑制状态使得患者更容易受到感染,尤其是在粒细胞减少的情况下,FN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6)全身体能状况较差,合并其他疾病,如肝功能异常(血清胆红素超过正常值的2倍以上)、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50 ml/min)、心脏、肺部或内分泌系统的基础疾病;

  • 肝、肾功能异常会影响化疗药物的正常代谢,增加毒性反应的风险。部分基础疾病还可能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增加感染风险。研究表明,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在接受化疗后发生FN的风险显著高于无基础疾病的患者[10]

(7)营养状况差;

(8)慢性免疫抑制状态,如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器官移植后的长期免疫抑制等;

(9)晚期疾病。

临床上,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评估和决策,以优化治疗方案并降低FN的发生风险。



参考文献:

[1]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冯继锋,石远凯,沈波.肿瘤化疗导致的中性粒细胞减少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J].中华肿瘤杂志,2023,45(7):575-583

[2] Chen S, Zhang Q, Lu L, et al. Heterogeneity of neutrophils in cancer: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Cancer Biol Med. 2022;19(12):1629-1648. doi:10.20892/j.issn.2095-3941.2022.0426

[3] Danova M, Barni S, Del Mastro L, Danesi R, Pappagallo GL. Optimal use of recombinant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with chemotherapy for solid tumors. Expert Rev Anticancer Ther. 2011;11(8):1303-1313. doi:10.1586/era.11.72

[4] Griffiths EA, Roy V, Alwan L, et al. NCCN Guidelines® Insights: Hematopoietic Growth Factors, Version 1.2022.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22;20(5):436-442. doi:10.6004/jnccn.2022.0026

[5] https://www.nccn.org/guidelines/guidelines-detail?category=3&id=1493

[6] Lyman GH, Kuderer NM. Epidemiology of febrile neutropenia. Support Cancer Ther. 2003;1(1):23-35. doi:10.3816/SCT.2003.n.002

[7] Lyman GH, Abella E, Pettengell R. Risk factors for febrile neutropenia among patients with cancer receiving chemotherapy: A systematic review. Crit Rev Oncol Hematol. 2014;90(3):190-199. doi:10.1016/j.critrevonc.2013.12.006

[8] Crawford, J., Caserta, C., et al. Hematopoietic growth factors: ESMO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s (G-CSF). Annals of Oncology, 15(suppl_4), iv162-iv165.

[9] Desborough JP. The stress response to trauma and surgery. Br J Anaesth. 2000;85(1):109-117. doi:10.1093/bja/85.1.109

[10] Klastersky, J., Paesmans, M., et al. The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risk index: a multinational scoring system for identifying low-risk febrile neutropenic cancer pati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18(16), 3038-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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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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