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引发国际关注,学界对中国大战略和地区战略的研究逐渐深入。中国的地区战略不仅反映了其地区政策和行动方针,还对全球治理和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世平与张蕴岭两位教授在描绘中国的大战略的基础上系统阐析中国的地区战略,重点考察其目标、思想与实践,并展望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探讨其对地区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当时中国对地区的重视以及学界对中国地区战略的深入研究有利于维护地区安全环境,也推动了中国地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值本文发表20年之际,让我们重温经典,再思中国的地区战略。另:国政学人即将推出新一期《名家访谈》栏目:唐世平教授专访张蕴岭教授,敬请关注。感谢两位教授对国政学人的支持。
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蕴岭,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外分析人士们达成了以下的共识:中国在最近的10年里发展出了一套相当连贯与完整的大战略。
本文将首先大致描绘中国的大战略,尤其是其核心理念与实践。其次,考察中国的地区战略,重点是其目标、战略思想和结果。最后,展望中国的地区战略对地区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大战略
由于发展被当成是解决中国当前以及今后面临的一切重大挑战的惟一办法,中国的大战略必须服务于发展这个中心目标。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很有可能会持续到2050年)中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经济、社会与政治)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安全、经济与政治)。
(一)中国的大战略:理念
中国目前的大战略由四个核心理念组成。
第一,中国的大战略理念的根源可追溯至孙中山。中国的领导人与精英始终认为,基于中国的领土、人口、文化、历史以及最近不断增加的财富,中国完全有理由跻身于大国俱乐部。如果说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丧失了大国地位的话,那么,中国当前的目标就是再次成为一个大国。
第二,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十分惊讶地发现没有多少邻国信任中国: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的输出革命政策以及敏感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令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怀疑。这使得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安全困境不完全是外部势力所致,还有中国与外界的互动因素在起作用。邓小平这一觉悟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他认识到了“安全困境”的存在。这一认识对中国的战略思想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自我克制”。邓小平在1990~1992年间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告诫新一代领导人不要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争夺领导权,不要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责任,这实质上是在强调一种“自我克制”的理念。
第四,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个理念在邓小平时期开始形成,而在江泽民时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里,中国的许多分析人士和决策者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因此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但对中国来说,融入世界不仅意味着有利可图,还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肩负起某些义务和责任。因此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二)中国的大战略:实践
中国目前的大战略实践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根据其大国的自我定位,中国一直都保持了一种积极的“大国外交”,其目标是与所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在国内外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由于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中国资金、技术与市场的主要提供者,因此,中国的大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U.S.-centric)”:中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运转。
第二,由于意识到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中美关系将始终会阴晴不定,中国也同时执行着一个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的战略来抵御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的恶化。由于中国与众多国家为邻,中国的领导人都清楚地懂得不管中国变得多么强大,进攻性的战略对中国绝对没有好处,因为那将导致中国所有的邻国以及远处的一个大国(最可能是美国)组成一个对抗联盟。但如果中国执行温和的战略,大多数地区国家将不会采用强硬的遏制政策,中国也就能享受一个友好的地区安全环境。为此,中国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开始在地区与全球的多边机制和倡议中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尽管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接受是逐步的和不完全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是有限的多边主义者)。由于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有不同之处,中国在多边安全机制中显然不如在多边经济机制中积极。因此,中国在推进一些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方面态度非常积极,而对多边安全合作,从相互协商和建立信任措施到更机制化的安排,其热情相对较低。
第四,虽然中国已逐步变得更乐于肩负某些国际社会认为必要的国际责任,中国对其愿意承担的责任仍是极其谨慎的。除非是某个国家要求国际干涉或干涉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的,中国基本上都对国际干涉持保留或反对态度。
中国的地区战略
中国的地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大战略,而且其地区战略的理念与行动也都反映出其大战略的需要。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和政治)都同时存在的惟一的一个地区。因此,中国制定的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方式很难在其他任何地区使用:这是一个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综合方式。
(一)中国地区战略目标:安全-经济-政治轴心
在安全方面,中国认识到亚太地区是强国最密集的地区。作为该地区的一员,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与地区内的主要强国(美、俄、日、印度)均维持一种至少可以正常运转的关系,从而使中国不会再次在大国中陷入孤立。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第二个目标是尽可能维持与地区内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以防止一个针对自己、得到其他大国支持的遏制联盟形成。
在经济方面,中国认识到自己已经是个地区经济大国,其分量还会随着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增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怎样使本地区各国感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给本地区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样,本地区国家就不会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缓解地区内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恐惧,以防止这种恐惧发展成一种对中国的全面恐惧。
由于中国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的相互依存能创造共同利益、有利于防止冲突(恐怕也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观点),中国认为,最好的战略就是通过成为地区内国家的市场(中国已经达到这一目标了)和投资、技术提供者(这可能需要5~10年的过程),使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政治上,中国意识到自己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只会拥有有限的全球影响,而且中国发挥政治影响的主要舞台是自己所在的地区。由于政治影响只能当其他国家不仅尊敬你的力量、而且尊敬你的观点时才能更有效,中国认为实现地区政治影响最好的方法是为自己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
(二)中国地区战略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与其大战略一样,中国的地区战略也包含了几个重要理念。
第一个核心理念是:尽可能与所有地区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或伙伴关系。例如,中国与东盟最初的亲密接触是通过更关注安全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后来,中国通过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发展了同东盟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从而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上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以前,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安全为主;但现在中国已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开始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中国与韩国的关系起初是以经济为主,然而现在中国也已经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与韩国发展了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样,中国参加地区或次地区的倡议(像昆明倡议和大湄公河计划)也是旨在改善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的安全、政治关系,虽然这些倡议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合作。
第二个理念是:显示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最有效的方法是担负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自我克制和接受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这个理念直接指导了中国的一系列行为: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本上让东南亚国家来制定解决南海争端的准则等。
第三个理念是: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就可以与一个“霸权强国”共存(中国只是不想与“霸权行为”共处)。因此,中国不需要仅仅因为美国是个强国而与之对抗,它只需要在美国违背国际准则的时候约束美国的霸权行为。
最重要的是,中国意识到某种程度上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是无法替代的而且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也使得地区内国家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更加放心(即,中国也需要美国来向地区国家做保证)。结果是:中国现在已逐渐承认并接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无意将美国赶出本地区,中国只是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能是“建设性的”。
第四个理念源于这样一个现实: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在融入地区的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日本方式(通过在地区内投资,但关闭其大部分国内市场)或美国方式(通过打开市场,创造相互依赖)。中国认为美国方式更为合适有效。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而让地区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希望地区内国家更能接受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
第五个理念是:地区主义加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在中国显示其良好意图和表现出接受约束的态度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而且地区多边主义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关键之一,也是中国塑造国际政治的最好方法。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增加了中国的自信,在地区多边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也希望通过参加地区多边倡议而使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融入到更地区化和更机制化的环境中,以便使自己与地区内国家更紧密的联系不会让美国感到恐惧。
最后,由于中国对自己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方面的自信不断增强,中国正在国际政治中甚至是在多边安全领域中变得日益活跃,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会继续目前这种积极做出“国际贡献”的态度。
(三)实践与结果
在地区战略的理念与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地区战略实践现在远比过去积极、灵活和广泛。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积极参与、自我克制、提供保证、开放市场、促进相互依存、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不是在恶化,而是在改善。
在东南亚,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互动削弱了而不是加剧了它们间的安全困境。大多数东盟国家已明确表示拒绝对中国采用强硬的遏制政策,并强调东盟地区论坛不是用来遏制中国、而是想促使中国与地区更加融合。
通过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与东盟国家谈判制定关于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中国表示它已放弃了使用武力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意图。如果东盟确实在向一个“安全共同体”迈进的话,中国也表示了愿意成为这个“安全共同体”中的一员。通过向东盟国家倡议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表示自己期待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地区经济。结果是:东盟国家与中国更有可能朝着建设性的合作与共存的目标发展,而不是相互对抗。
在东北亚,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蒙古迅速推进了关系,并成功改善了有些疏远的中朝关系。即便在最困难的中日关系方面,中国也一直在国内存在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努力发展对日包容和共存关系。因此,虽然中日目前还难以达成完全的和解,而且两者的紧张关系仍是未来地区内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但是两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中国采取的措施与对待东亚国家类似:发展全方位的关系。通过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紧密合作,中国已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渡过“9·11”风暴,通过推进中亚的经济一体化,中国又一次显示出自己愿意与中亚国家一起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计划”。
在南亚,中印关系尚未取得突破,印度仍对中国怀有深刻的疑虑。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进展使我们有理由谨慎地乐观。印度(和东盟国家一样)正在逐渐认识到中国对印度的挑战更多是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安全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印间贸易的快速增长,预计两国将有可能找到共同利益的交会点,从而为相互和解做出更大的努力。
在经历布什执政初期的风风雨雨之后,中美关系现已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虽然很难将这种转变看成是质的变化,但两国政府均对近期关系的良好前景持乐观态度。美国现在忙于反恐战争,而中国又在朝核问题上分担了美国的一部分担子,因而两国都愿意静观其变,更好地摸清对方的意图。
总之,大多数中国精英都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虽然还可以更完善,但已经是硕果累累。因此,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目前的战略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及其启示
与中国国内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争论紧密联系的两个外部因素,将一如既往地影响中国地区战略的未来。
(一)美国的判断与中美间的互动
由于美国仍处于中国战略考虑的核心地位,影响中国未来地区战略的第一个外部因素将是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以及美国怎样看待中国与地区内国家间的互动:美国正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甚至传闻将要做什么,都将影响中国的行为。
但是,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由于美国国内总有人认为中国是个不可避免的敌手,这些人士在“零和”理念的指导下,将继续把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增加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中国在和地区国家构建地区秩序时面临着极端困难的“踩钢丝”问题:如果中国拒绝加入地区秩序,这些人将认为这显示中国准备挑战国际规则与秩序(或现状);如果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与规则制定,他们则会认为这显示中国将通过建造地区势力范围来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中国处于一种不管怎么做都不行的无所适从的境地。
同时,因为国际政治表现得越来越地区化,也将使中国在以下三种可能局面中处于尴尬的地位。第一,即使许多地区倡议并非中国首先提出,中国也会因为害怕落伍而不得不积极参与其中(像东盟地区论坛、“10+3”)。而一旦中国决定加入,那么它在这些倡议中的分量将会增加,美国就有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威胁。第二,有一些地区性计划确实是由中国发起,但这些倡议实际上是为了向地区内国家表达中国的良好意图。但是,由于这些倡议出自中国,就会引起美国的怀疑。第三,有一些倡议(如上海合作组织)确实带有一些限制美国影响的色彩,问题是美国将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坏”的方面,而对这些区域组织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意识到地区内国家更有资格评判“中国威胁论”。而恰恰是在这些国家,“中国威胁论”正在失去市场。相反,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却总想夸大其他国家的能力与敌意(它对苏联和日本就是这么干的)。这让许多人认为,中国应该花更多时间去与地区内国家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地区秩序,而不是去讨好美国的“蓝队”。理由是:只要地区内国家不把中国当成威胁,且中国与地区国家能将本地区管理得井井有条,美国就很难组织起一个强硬的遏制联盟。这意味着对中国来说,地区内国家变得更重要了,而美国的分量在中国的战略考虑中也许在下降。
由于美国在“9·11”之前正采取积极措施阻拦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在与地区内国家一起合作时不再对美国那么关注,加上两国业已存在的相互怀疑,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正在形成。这将为双边关系增加另一个不确定因素。
在此,也许我们该重提关于“接触”和“遏制”的辩论。我们的理解是,中美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的意图。接触政策将给两国更多的机会了解彼此的意图并寻求某种和平共处的方法。我们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接触政策才会失败:(1)美国从根本上将中国崛起视为一种威胁;(2)中国下决心将美国赶出本地区。
如果美国对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是认真的,它必须愿意向中国做出保证:只要中国按照国际与地区规则行事、而且其影响是通过地区多边倡议来发挥并受其约束的,那么中国地区影响的增加就不仅不会对美国形成威胁,反而实际上对美国的长期利益是有好处的。确实,如果中国更加融入本地区,那么它将成为一个保障地区长期稳定的支柱。对于美国长期利益来说,这样的中国要比一个被本地区遗弃的中国好得多。
另外,这种措施也许能为美国在该地区赢得更多的尊重(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虽然地区内国家确实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的存在,但它们也不想看到因美国推行积极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美对抗。
以上解决方法也许需要美国方面做出一些彻底的思想转变,而且抛弃它自我宣传的神话:(1)美国必须随时领导所有的地区倡议;(2)中国想把美国赶出本地区,重建“中华秩序”;(3)一个分裂的东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二)中国与地区国家:从拘谨共处到安全共同体
中国对自己做出正确选择和获得积极成果(包括地区国家对中国倡议的接受)的信心正在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并推动着中国的地区战略。大多数地区内国家不愿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中国在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的事实也使中国对于多数地区内国家的良好意图有了更多的信心。这反过来推动更多的保证、自我克制以及更大胆的倡议。
因此,影响未来中国地区战略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善意的地区战略与积极的政策成果之间的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是否能够继续下去?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对地区内国家的良好意图有信心。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蓬勃增长时,“中国威胁论”开始在地区内流行起来。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所谓中国将因为石油需求无法满足而进军南中国海的这种局面并没有发生,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虽然可以认为美国的存在和其他约束力使得中国不能采取任何扩张行为,但这一事实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中国对邻国根本就没有恶意。
可以想像,由于中国在过去20年内所做的推进睦邻关系的一切努力,“中国威胁论”已在地区内丧失了部分听众。事实确实如此。
在东南亚,虽然大多数东盟国家还不愿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对东盟国家产生实际的安全威胁,挑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它们不认为中国将进军南中国海,它们也拒绝支持“9·11”前布什政府的强硬遏制政策。结果是:东盟对中国的印象要比几年前大多数人所预计的好得多。与之相似,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也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虽然仍有些猜疑,俄罗斯对中国的印象已大大好转。
但是,对中国的不信任仍然存在。问题是这种对中国意图的持续猜疑会削弱中国国内对执行善意的地区战略的心理支持。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些人士认为,大多数地区内国家都中“中国威胁论”的毒极深,根本不可能说服它们转变思想,因此中国没必要讨好它们。因为无论中国做什么,没有国家会喜欢中国。许多中国人对中国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感到一片茫然:当中国贫弱时,就该被抢劫、被蹂躏?当中国强大时,就该被遏制、被惧怕?他们认为,中国永远不会从国际社会获得任何“平等待遇”,因此中国不该再花那么多的政治资本去讨好其他国家。
因此,对中国持续的不信任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受害者综合症”。外部世界必须认识到:对中国的善意存有太多的不信任有可能会导致一个灾难性后果:一个丧失耐心、丧失与人为善的愿望的中国。地区国家和中国必须携手来共同阻止这一灾难性结果的到来。
结论与展望
十多年前,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仍在寻找一个有凝聚力的自我形象,因此对自己在本地区内的合理位置并不十分清楚。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这一自我形象的艰难寻求,从而对自己在地区内的角色更加肯定了。
今天,中国不再认为自己面临着紧迫的外部威胁或正处在内部崩溃的边缘。相反,中国认为自己有更多的资源去妥善处理自己的大变革、有更大的能力去塑造自己的周边环境。可以预计,只要中国保持对外部环境的乐观评估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认同,中国目前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将会持续下去。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地区与世界就应该对中国的崛起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并因此积极调整它们的对华政策。这反过来也会使中国的大战略与地区战略获得更多的国内支持。
最后,亚太地区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地区内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取向。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认为所有三方都有三种可能的战略选择(见表1),而结果将取决于这些政策选择间的互动。如果我们认为三者都基本上拒绝了第一种战略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在第二与第三种选择之间找到解决的方法。而这正是我们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基础。
排版 | 张俊枫
本文来源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