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突然站到了世界网络社交舞台的中央。

近日，面对可能被禁的TikTok，美国网民们提前为自己找到了线上的“安身之处”并自称“TikTok难民”。

打开小红书，随处可见美国用户用英文发布的内容，他们还给自己加上了 #tiktokrefugee（难民）的标签，以“打扰了”的客气姿态在小红书上发布动态。而小红书用户也表现出欢迎态度，纷纷在评论区打出“Welcome”。

“tiktokrefugee（tiktok难民）”的话题下，1月13日下午的笔记数量还只有2000多条，总浏览量约39万，但1月16日中午，该话题下的笔记数量已经超过51.0万条，总浏览量超过7.6亿次，同时还有超1422.2万的讨论量。

当中西网友数字交往的虚拟藩篱瞬间消散，民众与民众之间以史无前例的对话形式进行。令人惊讶的是，其间并没有太多的隔阂与冲突，却上演了中国与外国网民友好互动的网络联欢。

从平台社会下数字交往与文明交流的视角出发，我们不禁想问，Tiktok难民上演的“赛博大迁徙”展现了怎样的网络奇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推力？

此举源于美国政府官员长期以来以“中国可能利用TikTok收集美国用户数据并进行监视”为借口，将TikTok运营问题政治化，并进行打压。

随着美国对“不卖就禁”法案给出的最后期限（1月19日生效）即将到来，拒绝出售的Tiktok面临着在美国被禁的风险。许多美国“TikTok Refugee”（Tiktok难民）为了抗议美国政府的做法，他们寻找可以平替的中国社交平台，于是投入了小红书的怀抱。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除了向美国政府抗议，Tiktok难民这么做还为了向Meta公司表达抗议。

Meta公司曾雇佣游说团队传播对Tiktok的恶意，而当Tiktok禁令生效后，Meta公司旗下的竞品应用Reels必然将获得新用户。因此，许多Tiktok的粉丝们建议一起下载小红书，并声称要在禁令生效时，停用一周的Meta旗下应用程序，包括Instagram和Facebook。

在反抗政府的禁令和其他社交平台的助推中，Tiktok的粉丝们进行了自主选择，这反映了在媒介赋权的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的平台摇摆行为。

所谓平台摇摆（platform-swinging）指代用户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并在平台间进行轮换使用的行为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至今，用户将社交媒体环境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平台摇摆以满足自己“自我展演”与“关系管理”等媒介使用需求。

也就是说，尽管这股赛博移民流行能为小红书带来什么长期收益仍不明晰，但可以肯定，海外用户的迁移行为既与平台功能有关，也是个人态度的表达。

现代社会，当平台与社会系统的耦合度越来越深，无论是海外用户还是我国网友很大程度上已经将数字交往作为生活的必需品。通过数字代码和互联网技术，人们能够传递和交流信息，从而实现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信息表达、载体形式以及传递方式，推动了人类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数字交往也就应运而生。

诚然，数字交往需要通过界面建立连接，界面依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因而当界面的可连接性出现故障时，数字交往可能瞬间受限或终止。当tiktok这一平台面临被封禁的风险，外国网友必须寻找可替代性的社交软件来满足自我数字交往的需求，否则数字交往便难以持续。

除去反抗行为的表达之外，在数字交往中，对于平台的认可度也是海外网友奔赴小红书的重要原因。从诸多海外网友灵活使用“听劝梗”和温和进入来看，小红书的平台氛围是他们选择的关键缘由。

“听劝”风潮就已经让小红书于2024年1月底在国际上出圈，海外网友对其并不陌生。当时，不少外国人在小红书发布自己的照片，向中国网友寻求改造建议。实施，这些都给小红书如今的走红做了铺垫。

“听劝”曾入选小红书《2023年度生活趋势观察报告》的三大关键词之一，其是一种选择倾听的谦卑态度，更能带来正向互动，这也折射出小红书的一大特性——社区氛围友善、用户互动意愿强。当“听劝”风潮带着小红书出圈，其间友好互动的氛围更多地贴合了海外用户数字交往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融入小红书中文社区，不少海外用户发布了“I am paying my cat tax”的文字，并配图自家的猫咪照片，希冀通过一种社区原住民喜爱的社交货币，快速达成自我展演的社会认同。

鲍德里亚曾指出被堆积丰盛的景观社会容易内爆，即各事物之间的边界感逐渐消融，各种物质以及事物的发生处在崩溃混杂状态中。这也预示着媒介指尖游戏的跳跃及落地没有了边界，用户可以流动在多个社交平台间。

对于海外网友涌入小红书而言，社交媒体用户平台摇摆的自主性清晰可见。

正如前文所叙述，平台摇摆是指当该社交平台的媒介资源不能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时，用户会转而摇摆到其他能替代自我暂时性需求的平台。而如今，影响用户平台使用的影响力也愈加复杂，不仅是自身，也会有外力。

在政治力量侵入的倒逼之下，海外网友走入真正的中文社区。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来到小红书的外国用户也会因为一时难以适应中文互联网环境的话语习惯而出现误解与不适感。所以尽管文化休克常见于旅居海外的人群，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得用户可以更轻松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圈。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在1960年在《文化休克：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一文首次提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指由于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合，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深度焦虑症的现象。

文化休克由四个不同阶段组成：蜜月阶段；休克阶段；恢复调整阶段；完全适应阶段。从海外网友与我国民众的交流状况来看，大多数用户迅速进入了恢复调整阶段。

面对一个新的平台惯习语境和陌生的文化空间中，海外用户的集中涌入却未曾引起太多的传播隔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符号的传播力量与用户本身的情绪共通。

符号的传播力量便在于尽管语言或多或少存在障碍，但随着玩梗和meme的传播中，一座情感交流和传播的桥梁得以搭建。

对于“梗”而言，其形式涵盖了文字、照片、表情包、视频种种，内容的丰富也帮助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强大的力量。如同听劝的话语句式，梗充当了海外网友与国内网友“无障碍交流”的社交货币，社交媒体用户之间的共同特征得以体现，降低了不同国别之间的文化折扣，文化差异也有所消减，更拉近了用户之间的距离。

比如，在“猫猫税”成为流行热梗的过程中，中外网友得以避开政治等容易出现价值观冲突的话题。经由萌宠这一充满人情味和温暖的软性话题找到共同点，国内网友也借助幽默表达传达出对海外用户的接纳与认可，展示出热情好客的文化气质。

也许是第一次没有距离的面对面对话，大家都期待能快速了解对方，并在线上热热闹闹地玩一场。“TikTok难民”风潮的部分元素，例如外国用户的常见发帖句式，也被中国用户抓取进行二次创作，交流的互通理解也随之发生。

在数字环境下，用户不仅能对已有信息和既存内容进行编辑和修改，还可以自由地生产和传播新的内容和信息，进而成为参与式文化的一部分，持续扩散下去。“我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这是我的猫猫税”这一句子就被许多中国网友当作文案，以发布萌宠照片或吸引其他用户前来互动。

曾经，我们不在不同社交媒体场域玩梗，进行着抽象的柔性抵抗，虽然方式、语汇不尽相同，但背后或许是青年群体对社会现象的同样视角和情绪诉求。他们倾向于以一种平视且带有消遣意味的态度审视现实社会，倾向于“跳出常规逻辑”的表述方式，倾向于温和地释放内心情绪，这些共通的时代情绪在社交媒体门户大开的场域之下成为理解的密码。或许，对美国的z世代来说，他们正在借助中国网友的风趣幽默完成一次去政治正确化的情感链接。

当他们走入完全陌生的文化语境，按照身临其境的对话模式，文化休克或许不可避免。但社交媒体的梗文化消弭了隔阂，使得精神状态的迷惘进入了共通的意义空间。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告诉我们，新闻媒介只能描绘大环境中很有限的一部分，如同黑夜里的探照灯，把一个事物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而我们出于自身精力等原因，也只能获取媒介描述的一部分。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中，新闻媒介则更是如此，基于政治取向、国家利益，国外媒体不仅选择性传播关于中国的内容，甚至精心构建了一个东方化的“拟态环境”。

自1870年签署的三社四边协定对世界新闻业的寡头垄断式瓜分，再到源自西方国家的少数跨国传媒巨头主导世界传媒市场，以及如今全球互联的美国中心主义结构和未见缩小的反而从数字鸿沟扩大的智能鸿沟，似乎都在佐证“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舆论格局的固化和长期延续。即使当下走入了平台社会，但“话语即权力”的箴言依然在大众传播中适用。

凭借传播的话语权，诸多西方媒体炮制了“中国威胁论”等标签，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报道，影响海外民众认知。“污名”一词由戈夫曼提出，“污名化”是指将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由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报道，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大国”阶段。

学者萨伊德研究指出，西方对东方的传播中充斥着将东方描绘成异国情调、负面和神秘的地方的话语。于此，在外媒的传播话语涵化下，带着这样的媒介素养和文化认知，使得海外网友对东方大国存在存在天然的文化折扣和选择性理解。

面对拟态环境，李普曼曾说：“媒介天生有一种复功能，可以制造一种拟态环境，可对事实、人物、情景进行非真实的表达”。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国别所带来的信息墙依然横亘在东西方之间。

但随着大量美国网友涌入小红书，曾经塑造拟态环境的媒体逐渐抽离，取而代之是亲身对话，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或多或少地真正了解了这群远在大洋彼岸的普通民众，形成了新的、更加真实的认知。恰如单方免签后China Travel词条的爆火，只要“我家大门常打开”，有些滤镜和灰暗叙事不攻自破。

眼下，小红书正呈现一种全球化的奇妙景观：美国人在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而中国人也在看到一个个不愿意被政治正确绑架的美国人。相信这些异国朋友会在这种交流中重新审视那些曾经对中国误会与隔阂的边界。

为了亲近中国网友，海外用户自来熟地做自我介绍、晒宠物、评穿搭、发视频，有些还为帖文配上了略生硬的中文翻译。其中一些英文帖相当懂国人的梗，比如一个外国大叔在肯德基前自拍，配文“Vme 50 ha ha ha！！！”让中国网友转50元帮他过疯狂星期四，显然是懂了中国年轻人的梗。

正如彼得斯曾指出，“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立足于在场的交流，中美两国民间的交际不只是作文题上“李华收不到的回信”，而是立体的、多元的，是当我们在社媒上晒出自己精心打扮的妆容，记录一场雨后的阳光和阳光下慵懒的猫时，在大洋彼岸，在群山的那边，还有一群与我们志趣相投的人，他们也在认真地生活、热诚地记录，这不是因为哪个软件和哪种文化的胜利，只是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

从小红书出发，国与国民间的人文交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狂欢。评论区不仅有很多人向美国用户介绍中国当地的美食美景，甚至有小学生寻求帮忙做英文作业。也因此，不少“TikTok难民”的笔记在一天之内获得了大量流量。很多美国网友更是直接发帖说可以帮中国学生做英语作业，如此真挚有趣的互动，关于事实的感知也逐渐建立。

外国网民入驻中国网民最常用的社交软件小红书，使数字交往可以在时空异步的条件下进行，交往范围得到了实质性突破的同时，交往的意义也更加深入。德国哲学家尤尔根·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间性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社会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文化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文化哲学概念，是主体间性的延续概念，是主体间性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在赛博移民到达小红书时，国内网友展现了充满热情的期待，主动将“自我”和“他者”平等看待，主动接纳了文化客体，恰恰彰显了国际传播中民众个体交流的主体间性，促进了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当外来移民搬到新城时，往往需要通过文化适应和抱团取暖的方式减少文化休克。TikTok难民入驻小红书后，部分用户也开始积极适应平台规则，并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实现本土化。还有人在小红书中快速扩列，通过驯化算法或设置特定标签等策略寻找共友，并找到独属自己的垂直赛道。

这也凸显出，外国网友对于小红书作为中国主要社交媒体的认知与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算法驯化的双向调适。算法本来就是可以被调教的，这种“调教”有着两个维度：其一是开发者的调教，其二就是用户的调教。开发者通过代码的调整来实现算法优化，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调教。

与之相较，用户对算法的调教，则是无意识的，其更多表现为，不知不觉间让算法更了解自己、更适配自己。近来，一些年轻人兴起的“反向驯化算法”行动，其本质就是变无意识调教为有意识地调教——让算法服务于用户的利益，而非让用户被算法所算计。

为了算法标签化的用户画像，当用户感知算法性能无法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时，就会结合自己的使用经验开始构建自己的战术实践空间，对算法文本进行一系列想像性运作，试图“绕开”算法的原始设定逻辑。落到美国网友融入小红书的事件语境中，利用算法驯化传播想要传播的内容，以及与生俱来的流量，不仅会对网络空间的内容交流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也会对平台的算法技术的调整带来压力。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个体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学习、锻炼和强化人们所熟知的某种社会性规律，而产生的一种秉性系统，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个体无意识向社会结构内嵌化而呈现的一种现象影响的结果，形塑着用户各个时期的心态与风格。

无论什么国籍，在社交媒体面前，注册即为用户，用户对于平台的调适时刻都在发生。针对新的用户群体特征，平台是否会调整自身，迎合全球的用户，打造一个新的算法规则，这些规则会产生什么影响，都是亟待平台和原住民警醒的。

与此相对，站在国外网友的观感上，我们也要看到部分国内网友由于媒介素养的不足或者道德水平的缺位，开始了种族歧视的攻讦和凝视外国女性的侵犯，这些不友好的行为不仅会影响海外民众对于我们的认知，也会造成角落里的文化冲突。

当下，对小红书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就是，面对海量国际内容构建更强大、智能的审核机制，以应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观念平衡、国际舆论与用户反馈等问题，确保平台内容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同时，建立国内网友与国外网友的不同分发逻辑，避免出现冲突内容的传播与发散。

另一方面，作为首个东西方用户公在的中国社交媒体，tiktok难民的大量涌入让社区运营复杂性和难度加大。小红书一直以来在国内深耕，中文是主要交流语言，现在大批美国用户涌进来，交流不畅可能成为一大问题。而且中美文化差异巨大，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和表达习惯，很可能在社区里引发各种小摩擦，这对小红书的社区运营和用户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TikTok的未来究竟如何无人知晓，在小红书有所动作之前，聚集在这里的中美网友都在期待与忐忑之中交流。不过，无论如何，在一场平台摇摆的跨国尝试中，中国网友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网友亲近对话，用寄托着情感的符号和梗拉近了距离，也在中介退却中实现了在场的交流，真正在民间交流中感受到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与幽默、抽象却包容、共情的中国网友。

有老师指出，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热闹能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明天起来墙是不是又在。但所有人都会记得在一月的一个短暂下午，我们从带货，广告，信息茧房里短暂的逃开，看到卷发男生在蒙马特高地拉小提琴，亚利桑那州的墨西哥女孩给大家看自己的仙人掌和红色上衣，英格兰的大姐在展示自己刚做的甜点，阿拉斯加的土著女孩向我们传授烟熏三文鱼……

或许，这样的交流并不会存在很久。但文化总有余温，总有人会记得另一片网络天地的人们的热情、乐趣，以及集体亲近的狂欢。就像“China travel”中的“自有大儒，为我辩经”，你亲身感受过着就会知道真实的模样，也会在民众心间种下友善交流的新种子。

因为我们愿意相信真诚是网民个体的出发点，正如一位美国用户写道：“感谢我们的中国东道主热情接待我们——对于造成的混乱，我们先行致歉。”希望这样的民间真诚一直延续，共通写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社交媒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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