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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雨上
编辑 |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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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晚上，演员李明德手撕《三人行》男主演马天宇和剧组，控诉男主演马天宇耍大牌，剧组看人下菜碟，霸凌普通工作人员，将事件升级为工薪阶层和208w的矛盾，主打无差别创飞所有人，以一己之力截胡了鹅厂预定的热搜。这一夜被戏称为“明德事变”。
尽管争议不断，但李明德在舆论场上却占据了明显优势。数据显示，他近期已99次登上热搜榜，相关阅读量超过200亿次，社交平台账号粉丝数更是激增800万。在这场风波中，广大吃瓜群众成为他坚实的后盾，而代入情绪的网友们则成为他有力的武器。
至今为止，该事件触发了社会各界对娱乐圈职业道德规范、权益保障机制、资本运作影响力及行业潜规则等多重议题的深刻反思与广泛热议。相关话题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热搜榜单，微博平台上的浏览量迅猛攀升，直逼88亿大关。同时，李明德的抖音账号在短短一夜之间粉丝量激增，接近千万级别，此番景象继“吴柳芳舆情”之后，再度成为互联网领域内的现象级热点事件，引人深思。
李明德此等不顾后果地与剧组公开决裂之举，在娱乐圈实属罕见。其情绪之直接、言辞之激烈，被网友戏称为“发疯”，亦给人留下“不惜赌上前程也要维护自身权益”的深刻印象。
随着舆论发酵，针对李明德的指控，《三人行》剧组、主演马天宇及导演鹤唳云端迅速作出回应，一致指出“不专业、不敬业、耍大牌”的实则为李明德本人。同时，演员廖慧佳等人也加入了这场论战。然而，这些回应并未使事件得以澄清，反而使得整个事件陷入了各说各话的罗生门境地。
起初，基于好奇心理，网友往往会站在吃瓜第一线，探索更多的事情“真相”，并且期待更大更疯狂的后续。当一部分人了解之后，更多的人又会因为群体交往的需要，加入吃瓜队伍，获取更多的李明德事件相关信息，以充当增强社交互动与归属感的“社交货币”。
在硝烟弥漫的哗然舆论中，李明德自我营造了一个工薪阶层的人设，将剧组及马天宇形容为打压、职场霸凌普通劳动者的一方，这就构建出了具有极强普遍性意义的劳资对立框架，将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从而引起巨大规模的情感共鸣。
当下，随着社会转型的贫富加剧，网络成为人们表达利益不公的重要场所。网民会天然地具备同情弱势群体、底层的心理。这种心理导致网络舆论更加容易关注那些表达社会不公、地位低下、贫困、身患疾病的人群，这些人群的求助信息能够得到大量回应。例如，“罗一笑”事件中，其父亲罗尔正是利用了网民的同情心，博取大量情感关注和物质帮助。
在后真相时代下，网友会代入自身立场，亲身入局。面对李明德的弱势形象，许多人将李明德视为代表底层打工人的声音会激发公众的正义感，促使他们参与讨论，在期待看到真相大白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先入为主，受情绪主导，以为“所见即是真相”。
所谓后真相，通俗来说，就是“不以事实为落脚点，而以情绪为出发点”，在情感充沛的社交媒体上，自然更加受人肯定。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作为年度词汇，并且为它下了定义：后真相的观点认为，客观事实对大众对“真实性”的理解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力，而情感诉求和个体观念，则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情绪化的传播，不少网友大声疾呼，与“评论罗伯特”上身的李明德共舞。同情与愤怒等情绪在网络空间迅速扩散，网友们在未对信息真实性进行核实的前提下，仅凭一时的情感冲动便大量转发和评论。
此时，对于参与事件的网友而言，事件的真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们以狂欢入局的方式声援李明德。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更愿意依赖“部落化圈子”获得信息、分享观点，并且在这样一个同质化的圈层中很容易形成认知取向和价值判断上的趋同，其不同意见群体形成情绪观点上的对立，从而产生李明德事件中“巴尔干化”的具象实践。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没有一个群体是具有理性的，人们在群体中易产生多元无知现象，盲目的追从他人行为。眼下，事件的“真相”还未知，但是群体极化下的对立和冲突已然开始。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想让我闭嘴，你就自己主动退出并赔偿组内五天的所有损失，因为你不值这个片酬”“朋友们，该害怕的不是我，是他们”……秉持着平等创死全世界的信念，面对粉丝问的“能退钱吗”，李明德直接晒出了自己的账户余额，水灵灵的一个数字，“180元”。
借助一系列“发疯”式的动态和评论，李明德的打工人形象逐渐树立。通过网友情绪的煽动和一边倒的支持声音中，我们不难发现传播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汇流。
框架理论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戈夫曼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时会使用特定的认知框架，这些框架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处理和理解。媒体在报道社会事件时，也会通过构建特定的框架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
媒体在报道劳资对立事件时，常常采用阶级冲突的框架。这种框架将劳资双方视为对立的阶级，强调双方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矛盾。例如，报道中可能突出工人对低工资、恶劣工作环境的抱怨，以及雇主对工人诉求的忽视或抵制。
走入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没有执照的电视台”，个体传播的框架也越来越突出。而对于明星来说，本身自带的流量亦可以带来媒体框架的传播效应，在公众事件中影响粉丝与网友的认知。在李明德的传播话语中，劳资冲突的语境也逐渐清晰。
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人类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存在“情感变压器”现象。他认为，情绪是人类生理结构中的独有现象，是社会交往的必然环节。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也让其逐渐成为“情感”的重要载具，个体情绪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融入后真相时代，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极化事件。
正如李明德事件中，李明德的行为路径和大胆行事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下年轻打工人的心理，对于李明德的支持和对剧组的声讨本身也让网友达到了情绪代偿。在玩梗、呼吁甚至为他人争吵中，网友以一种代偿的、宣泄的方式表达对工作的不满，从而获得“精神胜利的快感”。
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之下，“发疯”又不只是个人行为，它代表的是上班年轻人的共同呼声。他们染着同样的“班味”、乘着拥挤的地铁、刷着同一片互联网，在看到李明德身先士卒想要炸毁全世界的时候，会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构建起对“打工人”这一群体的认同以及对这些“发疯”行为的认可。
以支持李明德的群体为为例，他们在粉丝社群、超级话题等网络平台上，持续散布对其有利的所谓“证据”，不断强化对剧组存在“不公”行为的认知，且言辞表达日趋激烈。此种极化趋势致使原本仅存的观点分歧逐渐演化为双方之间的激烈对立与冲突，进而进一步增大了事件的复杂程度和矛盾激烈性。
诚然，这里面也少不了粉丝的助推。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的偏向性，将会影响相应文明的性质，正如英尼斯前瞻性地提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如今，从媒介的角度出发，社交媒体时代，平台赋予受众更多缺乏规制的自主性，在针对个人喜好的内容，受众可以自由发声，甚至为“爱”征战对家，为“爱”侵犯偶像。
当下，粉丝与打工人的心理代偿合为一体，一众网友也甘心走入群体极化的视角中追寻自己的情感获得，营造出强大的舆论声援和讨伐攻势。面对一些未能及时关注事件或者保持理性观望以及反对意见的人，他们也会贴脸出击。
依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 理论，个体在表达自己观点前，会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察觉到自己的观点与多数人相悖时，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往往选择保持沉默。眼下，面对李明德打击娱乐圈乱象、抗争“208”万的发疯行为，存在质疑的网友，往往会担心发表不同看法被攻击和网暴，便会放弃追求“真相”，选择沉默。
从1月4日以来，李明德的粉丝数不断增长，可见支持者的声音在沉默的氛围中逐渐增强，形成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舆论动态，这一动态在事件初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公众在信息获取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偏差。
值得一提的是，李明德并非属于典型的工薪阶层，他被曝穿名牌衣服、开豪车，当被质疑时，他没有否认，却讽刺网友“挣不到钱可以从自身找问题，上网当个【柠檬】【狗】会越来越穷的知道么”，还称对方为“愚昧的小女孩”。可见，其本身也在以情绪化行为进行处理。
在社会系统，堪称名利场的娱乐圈犹如一幅五光十色的浮世绘，各色事件轮番上演。在李明德以一己之力单干娱乐圈的同时，张颂文也深陷家暴传闻。
目前，一方面李明德依然不断发声，马天宇回应后，《三人行》剧组和各艺人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使纷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张颂文沉默以对，依然还是有不少自媒体积极跟进，不少网友为了吃瓜，熬夜追寻最新消息，但目前难以明辨是非。
面对李明德勇于反抗不公的形象，个别网友以“屠榜热搜”“一己之力撼动内娱”“打响2025娱乐圈第一枪”等夸张性的言辞来描绘这一事件，其中既蕴含着娱乐化的心态，也流露出对他的支持与爱护，同时不乏流量驱动的因素。
在社交媒体的玩梗狂欢中，粉丝、打工人与那些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伙伴一起为李明德的勇敢或发疯欢呼，个人意识暂居群体意识之下，转移了生活中的苦闷，使自身的情绪得到了发泄，但事件真正需要的解决和真相却一同被悬置。
依托狂欢行为，“明德事件”“明德元年”“明德事变”等传播符号开始产生和演变。对于一起尚存争议、尚未明晰的网络维权事件，采用如此宏大的词汇进行定性，难免给人以过度赋值、强行赋予意义的印象。
近年来，一种趋势愈发明显，即人们倾向于运用学术概念、历史概念来界定和描述一些普通事件，这恰恰是学者所指出的“语言通货膨胀”现象。该现象表现为语言与其背后所承载的思想、情感之间的不匹配。
诸如综艺节目《再见爱人》所衍生的“麦学”“熏鸡事变”等词汇，便是此现象的典型例证。这种倾向并非积极之态，因为过度夸大一个小事件的价值，往往会削弱特定词语的原有含义，导致其内涵的泛化与稀释。
以往，在娱乐化的思维浪潮中，新闻热点的暂态化以及新闻内容的泛娱乐化屡见不鲜，整个信息环境看似讨论火热，但容易消解公共议题的严肃性。面对李明德事件的狂热，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单个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以及娱乐圈乱象的症结和真正出路。
当我们秉持情绪化的“真相”认知时，不妨想想尼采的视角主义。他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但在理性认知中，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对于我们而言，也要有相应的思考，也许每一种视角都是“真相”，但只是碎片化的。
李明德以自身遭受不公为视角，披露事件始末，精心塑造了一个受害者的形象；而剧组方面，则立足于维护自身权益、确保拍摄无碍的立场，逐一列出了违约等证据。正如尼采的理论思维，每个人都是立于不同视角的观察者，各自以独特的眼光，勾勒出一幅幅对事件的主观认知图景。
无论舆论如何发酵，情绪如何对立，网络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场所。正如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网络群体愤怒是极其易逝和分散的，它没有任何情节所需的分量和凝聚力，它不能生成未来。
当下，在“后真相”已然成为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的概念时，公众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对于李明德事件的真真假假，也需要牢固怀疑性认知心理，善于多方位核实信息源，拥有批判反思的思维向度，追求“真相”的思考与坚守。
同时，媒体仍需保持清醒，后真相语境它并不是传播环境变化后的“新常态”，李明德事件也只是万象之一。媒体不仅要以深入、客观的事实报道对冲各种各样的“后真相”，帮助人们跳出一时、一隅、一己视角和各种利益集团借助感性手段使用的障眼法，看到各种新闻现象的本质，更要通过严谨的评论，引导网友的思考。
如今，任何热点都有冲突，也有反转的可能，公众极易被情绪裹挟，我们很难说站在当下判定事件的真假对错。对于我们而言，不妨理性认知，审慎发言，期待风平浪静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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