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RSA Conference 2024年会发表了题为“技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的主题演讲。RSA Conference是1991年由安全公司RSA Security发起成立，现在已经是硅谷最大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士年度聚会，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专家。
RSA成立以来23年来，这是第一次有美国国务卿光临，来的时机很耐人寻味：美国国务院周一刚发布了《国际网络空间和数字战略》，宣布要在全球推进“数字团结”原则，通过网络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建立国际联盟。在同一天，美国政府撤销了高通4G SOC及英特尔、AMD的PC及平板X86架构CPU对华为的供货许可，冲击了华为的PC和平板业务。大概过不了几天，中美可能就要举行第一次人工智能的政府间对话。
布林肯的演讲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中国”两个字，但几乎每句话都在影射中国。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不只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全球的利益；美国不是孤军奋战，有一堆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撑腰。演讲结束几分钟后，跟着布林肯去的美国负责信息空间和数字政策的无任所大使Nathaniel Fick再次对媒体强调了在技术方面建立针对中国的联盟的重要性，还用了个比喻：“在操场上欺负一个孩子很容易。但欺负30个孩子很难。至于在他看来谁是“欺负孩子”的人，不言自明。
在演讲中，布林肯总结了当前技术发展的三个关键趋势：新一代通用“基础”技术正改变世界、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日益模糊、技术越来越“堆栈化”并涵盖硬件、软件、人才以及管理技术使用的规范、规则和结构等；表示美国制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时考虑到了这些关键趋势，形成了美国“技术外交”的五条主线：一是着眼维护全人类的利益；二是塑造国际规则，确保基础技术支持民主价值观，防止美国利益受到损害；三是努力投资并提升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实力。四是建立有韧性和可信赖的技术生态系统。五是“小院高墙”保护敏感技术。
让我格外惊讶的是，布林肯花了很长篇幅讲了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着重强调了人工智能推动合成生物技术的突破，以及其被用来制造生物武器的潜力。他还呼吁盟友不要在生物技术领域依赖“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或国家的基因测序和其他生物技术硬件”。也就是说，他想把蓬佩奥“清洁网络”计划的遗产扩展到生物技术领域。
目前，美国在生物技术方面对中国的打压还没有采取类似半导体这样全行业、全领域的限制。现有的措施主要是：一、使用清单工具对华大基因、药明康德这些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领头羊定点制裁。二、搭援助乌克兰法案便车，打包通过了《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中国公司今后无法通过美国数据经纪人购买美国人的”遗传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三、推出拜登数据行政令和司法部拟议规则，如通过，基本上会切断美国人“基因组数据”“生物识别数据”“个人健康数据”跨境向中国传输或被中国公司访问。四、加拉格尔提交国会、拟禁止美国政府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做生意的《生物安全法案》，在1月底提交到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后一直没有进展，现在加拉格尔辞职赚钱去了，但法案两党共识已形成，恐怕还是会通过。。
整体上看，似乎影响不大，但苗头是不好的。最近差点当上美国商务部BIS负责人、现在一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工作的James Mulvenon几天前写了一个29页、四五十个脚注的报告，给药明康德扣上了军民融合、数据安全威胁等各种黑帽子，大有不搞死它不罢休的意思。如果说这些人做的事没有人在背后支持，就是个人的业余爱好或者爱国情怀，我是不太相信的。靠渲染中国威胁、鼓动中美对抗换取美国政府和军方大单的美国国防承包商，还有给他们服务的那些人，现在很可能要把矛头对准中国的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行业了。
除了生物技术，布林肯还比较罕见地提到了云服务，大概的意思是：美国的云服务企业目前领先世界，但来自“威权国家”的云服务供应商竞争力越来越强，这些云服务商都是不可信任的，大家最好都别用，排除他们。这显然指向了正在努力拓展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等地方和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云服务巨头已正面硬刚的阿里云们。在云服务领域，美国政府之前相对还算收敛，只有去年几个国会议员写信给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把阿里云和华为云放进实体清单，但也没有下文。布林肯这次点名云服务，只是说说而已，还是要有所行动？
我倾向于认为，像布林肯这种级别的官员大费周章出来发表这么一堆言论，不太可能只是说说就完，要么是为了什么辩护，要么就是给后面要干的事提前预热。不要忘了，2022年9月1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正是在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一个没人知道的项目组发布一研究报告的场合做了次主旨演讲，正式打出了对华科技竞争的”沙利文主义“（Sullivan Doctrine），提出要改变美国对中国保持相对优势的“滑动标尺”方法，变为在技术代差上尽可能多地领先中国。以此为指导思想，美国商务部在一个月后的10月17日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深刻影响了我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和技术生态。
中国的生物技术、生物制造和云计算产业，有必要未雨绸缪。
技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感谢所有在场的网络从业者、创新者、研究人员和商业领袖，谢谢你们欢迎我们参加RSA会议。
确实，“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与我们在国务院试图做的事情完全相反。（笑声）
但的确，当谈到我们的使命，即尝试实现对我们美国同胞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时，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日益成为我们外交的主要焦点。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当今技术革命是我们与地缘政治对手竞争的核心。它们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考验。它们也代表了历史性的可能性——对我们的经济、民主，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们的地球。换句话说：安全、稳定、繁荣——这些不再仅是假设的问题。
我们今天做出的选择，你们今天做出的选择，将是决定性的，它们将会对几代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重视与你们在一起——并分享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我们的政府如何看待这一转折点，以及我们正在采取哪些步骤来提升我们的技术竞争力，保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潜力，最小化风险。
现在，如果你稍微退后一步思考，有三个新的发展促使我们和拜登总统提升技术在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中的地位。
首先，新一代通用“基础”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认为六个方面对我们的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尤其重要：微电子、高级计算和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高级通信技术、清洁能源技术。
这六个方面越来越多地在融合。半导体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进步。AI正在推动合成生物学的新发展。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由此产生的突破正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数字领域和物理领域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今天，我们的汽车、港口、医院都是巨大的数据存储和计算机器，容易受到网络黑客的攻击。驱动我们现代生活的数字力量依赖于稀缺的物理商品——从关键矿产到半导体。
第三个重大发展是：技术越来越需要被理解为“堆栈”——我们必须在这个堆栈的上下游保持竞争力。这包括硬件、软件、人才，以及管理技术使用的规范、规则和结构。
因此，我们面临的考验是是否能够利用这个充满动荡的时代的力量，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稳定性、更大的繁荣、更多的机会。
拜登总统决心不仅通过这场“技术考验”，更要在其中表现出色。
在国内，我们对我们的技术竞争力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在总统的领导下，由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推动的公共资本和私人投资在未来十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这是自新政以来我们对经济和竞争力的最大投资。这些投资使美国企业能够做我们和许多人所擅长的事情：创新、扩张和竞争。
我们设计、开发和部署技术的能力将决定我们塑造技术未来的能力。当然，从一个强势的位置出发，更有利于我们在全球设定标准和推进规范。
但我们的优势不仅来自国内力量。
它还来自于我们与大多数拥有共同愿景的国家的团结——一个充满活力、开放和安全的技术未来，以及一个无与伦比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我们可以共同努力通过这场“技术考验”。
我们致力于实现“数字主权”到“数字团结”的转变。
今天，我领导的这个部门——国务院，正在公布美国国际网络空间和数字战略，该战略将数字团结视为我们的指导星。团结不仅影响我们对数字技术的处理方式，也影响我们对所有关键基础技术的处理方式。
现在，我想与您分享我们实践这一点的五种方式。
首先，我们利用技术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人民和朋友的利益，更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美国认为，新兴和基础技术应该被用来推动发展和繁荣，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一些战略对手正朝着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努力。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和基因组数据收集来监视他们的人民，压制人权。利用在关键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来强迫其他政府。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加剧分裂并破坏民主。
几乎在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能听到政府官员和公民对这些反乌托邦技术使用的担忧。我还听到了对我们积极愿景的坚定承诺，以及对技术作为现代化和机会之路的拥抱。
我们的任务是使用外交手段进一步扩大这一共识——将我们的“技术向善”的愿景国际化和制度化。
让我们来看看人工智能。当然，人工智能对我们外交政策的许多目标都具有令人兴奋的潜力。如今，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度仅为12%。这些是我们努力要达到的基准，比如消除饥饿和贫困，改善性别平等，扩大获取优质教育和清洁能源的机会，保护环境。
这些目标的进展最近已经停滞。在近三分之一的目标上，实际上是在倒退。
目前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会加速我们实现80%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部分原因在于它能自动化和改善决策过程。人工智能能够对土壤进行分析，从而为农民带来更大的作物产量，减少社区饥饿问题。它能挖掘数据，预测未来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它还能综合海量知识，提高从我们孩子的教育到城市基础设施的一切质量。
美国正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利用人工智能做好事的动力。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们领导通过了联合国大会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独立决议。
我们与超过120个国家的共同发起人合作，制定并通过了这一决议，为我们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尊重人权提供了一个框架。
我们必须将同样的策略应用到其他技术上。
想想合成生物学。现在，DNA合成器的成本只需数千美元，而非数百万美元。有了合适的工具，几乎任何具有大学水平科学教育的人都可以阅读、编写和编辑基因代码。这为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突破开辟了难以置信的潜力。但它也大幅降低了将这项技术用于恶意目的的门槛，例如制造高度传染性的致命病原体。
美国政府希望确保合成生物学朝着全球利益——以及美国人民的利益——方向发展。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就在不远处，我参观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生产用于纳洛酮喷雾的关键起始材料，纳洛酮可以逆转阿片类药物过量。目前在美国，18至49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不是枪支、车祸、心脏病或癌症；而是芬太尼，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
这种解药，纳洛酮，得益于合成生物学，可以在短短96小时内大批量生产。使用传统方法，需要耕种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两年才能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因此，我们希望看到生物技术被用于更多类似的用途。
在此，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全球生物制造、供应链和研究工作，以开发健康、粮食安全、气候行动和其他全球优先事项中的积极生物技术应用。我们继续与国内私营部门合作，确保美国的创新能够服务于全球的利益。
围绕积极愿景建立共识是我们技术外交的第一条线。但社会遵循的规则、标准和规范将决定这项技术是被用来做好事还是坏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二条努力线是关于治理的：塑造道路规则，以确保基础技术支持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并预防伤害。
在人工智能方面，虽然我们对其潜力充满信心，但我们也深知其风险：从取代工作，产生虚假信息，到促进偏见和歧视，以及使不稳定的自主武器得以使用。因此，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国内，我们发布了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正在塑造我们和全世界对于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的看法。通过总统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我们正在加强人工智能的安全、安保标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促进尊重权利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
私营部门是这一努力中的关键合作伙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制定了一系列自愿承诺，比如在新产品发布前进行安全测试，开发帮助用户识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工具。
这些治理框架是我们全球人工智能外交的基础。我们的指导核心元素已被G7国家采纳。这些是世界上领先的民主国家，也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
它们现在构成了更广泛的国际人工智能安全与信任对话的框架，并被几乎全球所有社会接受的联合国决议所包含。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治理工作——特别是我们新成立的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能够为制定规则、标准和测试提供信息，这将帮助确保这项技术的使用方式能够造福全球人民，同时防止危害。在这些努力中，我们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必须在讨论桌上有一席之地。
在军事领域，良好的治理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发布了由美国领导的关于人工智能和自主性负责任军事使用的政治宣言，该宣言已经得到了55个国家的认可。
我们在合成生物学治理上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我们正在限制将美国人的大量人类基因数据转移给对手，同时与合作伙伴，包括在G7内，一起建立安全和隐私标准，以防范危险应用。
我们还在创建防护措施，以防止数字技术的滥用——从建立联盟以防止侵入性技术和用于骚扰异见者或活动家的间谍软件出口，到召集几十个国家一起打击每年从我们的经济中窃取数十亿美元的勒索软件。
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一起设立网络规范，并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这些规范——就像我们公开指责中国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并直接追究伊朗对阿尔巴尼亚的网络攻击责任一样，仅举这两个例子。
此外，我们正在为量子计算的未来做准备。
量子计算可能是本世纪最重大的计算突破。它可能会将我们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安全领域，从银行业到能源网，再到政府通信和运作，都带入未知的水域。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建立标准来防范这些风险。
美国的标准推进机构NIST正在审核抗量子加密标准，并已选择了四种特定的算法，这些算法被设计用来抵抗量子攻击。NIST目前正在准备将这些算法推向全球，使其能够整合到希望使用这些算法的公司和组织的加密基础设施中。
我们必须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迅速行动，既要利用量子计算的好处，也要防范其风险，以免在竞争对手投资开发出超越当前最强大超级计算机能力的机器时落后。
当然，要制定规则，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竞争那些将塑造我们的数字和物理体验及其地缘政治现实的技术。这是我们技术外交的第三条主线。
我们从5G的经验中学到，我们不能自满，让战略竞争对手主导构成全球经济骨干的技术，决定信息的流向和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动用外交资源库，帮助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创新公司在整个技术堆栈中公平竞争，这将有助于保持并扩大一个安全、开放、有韧性的技术世界。
遵循我们的数字团结原则，我们致力于与任何持有这一共同愿景的国家或公司合作，而不仅仅是美国公司。
以海底电缆为例。这些巨大的光纤束承载着全球超过95%的数字流量，穿越海底。任何中断或损害都可能使一个国家陷入孤立，威胁国家安全，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正在投资建设和运营安全基础设施，以连接全球每个地区。我们已经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台湾合作，在一条电缆上连接了广泛分布的太平洋岛屿上的多达10万人。我们在南美、非洲、印太地区支持类似的努力。
我们正在将这一策略应用于云计算和数据存储。在这些领域，美国目前领先世界，但来自威权国家的供应商竞争力越来越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与信任的供应商合作，排除生态系统中不可信的供应商。我们只有在与合作伙伴建立规模经济并利用各自的竞争优势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兴技术采取类似的方法。
我们需要防止对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或国家的基因测序和其他生物技术硬件的依赖。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的基因组监测基础设施被我们的某个威权对手所控制，那将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结合遗传信息、面部或声音识别技术以及其他形式的追踪的大规模监控可能会变得司空见惯，且难以逆转。
在国外有效竞争将依赖于我们的第四条外交努力线：建立有韧性和可信赖的技术生态系统。
技术生态系统意味着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以及供应链的一切。
目前，世界的技术制造基础设施危险地集中在几个狭窄的地理区域。在军事冲突、自然灾害发生时，这些供应链可能会被切断。
为了减少这种风险，美国正在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这将使关键技术供应链更具弹性、多样性和安全性。这包括对关键矿物的管理，这些矿物对于扩大清洁能源技术至关重要。
目前，美国仅生产满足当前电动车需求的1%的镍、4%的锂、13%的钴、0%的石墨。与此同时，80%的关键矿物由中国加工。
我们希望加强和多样化关键矿物供应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再次防范危险的依赖。两年前，美国建立了矿物安全伙伴关系，现在已有14个国家和欧盟加入，这些国家和组织加起来代表了全球超过一半的GDP。矿物安全伙伴关系正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上从采矿、提取、加工、回收到再利用等几乎二十几个项目上工作。
我们在半导体方面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半导体是美国的发明，最早的一些芯片就是在帕洛阿尔托附近的车库里焊接起来的。但今天，美国的制造基地只生产全球10%的芯片。这种依赖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
拜登总统致力于恢复美国作为半导体制造强国的地位。总统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此投资了近530亿美元。自拜登政府开启这项计划以来，私人公司已在美国宣布了3950亿美元的半导体和电子投资。
这些投资正在复兴我们的工业制造基地和劳动力，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更多繁荣。不久，硅谷将受到遍布全国的芯片工厂的支撑，从俄勒冈到新墨西哥再到俄亥俄。
当然，我们永远无法在国内生产所有东西。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
因此，我们正在激励合作伙伴投资于他们自己的半导体创新基地。芯片法案设立的5亿美元国际技术安全与创新基金（ITSI基金），以及经合组织的类似努力，正在帮助多样化并确保硅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的安全，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合作伙伴合作。
我们需要将这种可信赖的技术生态系统逻辑应用于未来的技术。我们可能还有几年时间才能迎来下一代量子计算。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哪条路径会带我们到那里。但我们必须将今天在芯片和关键矿物上的教训应用于构建市场，以加深可信任国家之间的量子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创新的驱动力是人才。为了保持我们作为世界技术领袖和标准制定者的地位，我们还需要建立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队伍。我们优先吸引、培训和保留高技术工人，并确保世界顶尖的头脑可以在美国这里创新。我们简化了签证申请流程；为具有人工智能专长的外国人开辟了新的通道，让他们来美国研究、学习、培训；我们在全球投资了教育交流和研究合作。
第五，最后，我们采用“小院高墙”的方法来保护最敏感的技术。
对于与军事能力和人权滥用有明确联系的技术，我们必须减缓竞争对手的努力。
我们无法容忍美国开发的技术被用来对抗我们或我们的朋友，落入坏人手中，或帮助推进战略竞争对手的军事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高端半导体出口实施了精心定制的管制。高端半导体是前沿人工智能和未来军事能力的支柱。这些技术不得助长或加速寻求挑战美国的国家的军事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
出于同样的国家安全考虑，我们还在加强对敏感技术进出口投资的安全审查。
但我们并不是独自进行这些工作。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确保这些工作一致且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这些简要介绍了我们的技术外交的主要线条。为了成功实施这一愿景，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能够帮助塑造战略格局的国务院和外交团队，而不仅仅是对其做出反应。
两年前，我们启动了网络安全与数字政策局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
我们已经开始了一项密集的招聘、聘用、培训具有技术专长的多样化人才的努力。
我们引进了数据科学家——拥有博士学位的生物物理学家、化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以技术严谨性推进我们的外交工作。我们正在扩大我们驻外使领馆的技术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在每个使馆都配备一名受过培训的数字官员。
我们还在改善外交官如何利用新工具的方式。今年，我们开始试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其他机器学习功能，以帮助搜索、总结、翻译和起草文件。这使我们的外交官可以减少面对屏幕的时间，增加与合作伙伴面对面的时间。
我们还在加强与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的联系。我们需要您的合作伙伴关系来提升我们的思考，丰富我们的外交，帮助我们预见未来，为即将到来的创新做好准备——甚至告诉我们缺少什么以及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在这场技术竞争中，您作为合作伙伴的角色是成败的关键。这对于建立一个法治得以维护、侵略者必须被问责的更民主的世界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们在乌克兰共同完成的工作或许是此类努力的最佳例证。当俄罗斯发动战争时，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动了网络攻击。
美国政府、我们的国际伙伴，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技术社区都明白需要帮助乌克兰加固数字防御。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加固网络，将重要的政府数据迁移到云端，增强国家通讯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这就是数字团结的实践行动。这是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并应用的合作模式。
即使是我们中最具远见的人也无法确切知道技术未来的样子，或者新兴技术将如何被使用。当古腾堡发明印刷机时，他只是想印制圣经——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发明将引发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托马斯·爱迪生设想留声机是为视障人士而设计的“有声书”，却没意识到他实际上发明了广播的前身。
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抓住这一非凡的转折点，塑造一个反映我们最佳价值观、推进我们利益、让生活更安全、更稳定、更繁荣、更充满机会的未来。这就是通过“技术考验”的根本意义。这也是我们想要一起做到的。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到来。感谢您的合作。祝您会议圆满成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