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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本文根据2024年12月14日2025（第二十一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分享内容整理
感谢大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此发表演讲。当我得知这已是第21届论坛时，不禁联想到，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也恰好满21年了，再过几年，我也将步入退休之列，退出职场舞台。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及这样一个高端的论坛环境中，如果内容过于琐碎，似乎显得不太相称。因此，我决定谈谈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的改革。我的演讲内容将遵循传统的四部分结构：成就、问题、挑战与改革。现代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样延伸到社会保障领域。至于现代化、社会制度与社会保障之间谁是因、谁是果，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我采用了两个指标来探讨这一问题：人类发展指数和社会支出。通过观察发现，高收入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普遍较高，同时其社会支出的比例也很高；相反，低收入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社会支出也相对较低。这两个指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作为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我深刻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当然，对于研究人力资源的学者来说，人力资源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我们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时，它内在地包含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首先，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在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人们应该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现代化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无论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人才”，还是更广泛的社会议题，都始终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同样，社会保障更是紧密围绕每一个人，关注所有人的福祉。因此，社会保障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首先，我们确保了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障，这是我们的兜底保障。当然，在座的各位可能并不直接需要这种兜底保障，但社会上有很多人确实依赖于它。我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于民政部门工作，那时我们恰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兜底保障中极为关键的一项制度，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其次，我们拥有规模庞大的社会保险体系。自90年代开始改革以来，我们成功地将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险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保险。这一转变历经多年，直至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险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最后，在养老服务方面，社会服务正快速增长。针对老弱病残等群体，社会服务的内容正日益丰富，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帮助。我这里有两份材料可以作为参考。一份材料提到了“建成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国家经常提及的成就。另一份则是“中国社会保障成就奖”。然而，若仅从数量上来衡量，与我们相近的是印度，而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我们。因此，这样的数量优势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卓越成就。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将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质量上的优势。目前，社会保障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通常被形容为三个“器”：稳定器、调整器和推进器，这三个“器”共同展示了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社会安定方面，社会保障无疑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然而，对于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公平的调整器以及经济发展的推进器这两个角色，其作用可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加强，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疑问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正是如何从现有的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赶超福利国家，而不仅仅是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进行比较。过去，我们曾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现在这一地位已被超越。因此，我们应当将福利国家作为我们看齐和赶超的目标。回顾历史，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基于职业分工的发展模式而建立的，这一过程中，社会权利的考量可能有所缺失。在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的实施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城镇方面，我们追求充分就业，这里的“充分”强调了就业的重要性。从90年代开始，我们逐步建立了基于就业的社会保险体系，并创立了低保制度，随后社会福利制度也逐渐得到发展。而在农村，我们主要采取了兜底保障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来说，包括农村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建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其初衷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当时的特定政策而设立的。然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1998年曾一度停止实施，直到后来新农保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出现。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社会支出的情况。这是我根据2023年财政部发布的一般公共预算数据进行的计算，其中包含了各项经费，因此数据相对较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社会支出规模相比，我们与其中支出规模最低的两个国家——韩国和爱尔兰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尽管韩国发展迅速，人均GDP甚至超过了日本，但在OECD国家中，其社会支出规模却排名靠后，与墨西哥、爱尔兰等国相近。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与这些国家相比，在社会支出方面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明显的保险化特征。在农村地区，我们推行了社会养老保险，并在合作医疗废除后，转而实施了医疗保险，这些都是通过保险的形式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以生育保险为例，它应当被视为一项全民性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每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育服务，而不应受到其他条件的限制。此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关于其相关数据，我稍后会进行详细阐述。再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相关数据我也会稍后提及。最后，我想谈谈大家正在研究的长期护理保险。对此，我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长期护理保险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公平的现象：越是贫困的人越难以获得护理，而富有的人则能更容易地获得护理。这显然与我们的初衷相悖，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最需要护理的人群，并思考如何满足他们的社会福利需求。第一，关于养老保险。中国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相当高。经过与多个国家的比较，中国的个人缴费与雇主缴费之和在全球排名中位列第11，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经济负担。而当我们考虑到其他保险项目，特别是住房公积金时，企业的运营成本更是显著增加，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不小的挑战。第二，关于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缴费幅度已经超出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例如，2003年个人缴费仅为10元，而到了今年，这一数字已经跃升至400元，增长了整整40倍。然而，同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并未达到这一幅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如果家庭成员有四到五人，他们需要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可能高达2000元，这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相当高。同时，财政补贴也在快速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提到了要增加对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这无疑加重了财政的负担。然而，当我们审视这些缴费所带来的收益时，却发现养老金的差距日益扩大。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仅为200元左右，这意味着一个农民退休后每月只能领取200元的养老金。与低保标准相比，这一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低保标准已经超过了1000元。显然，200元的养老金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它至少应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遗憾的是，待遇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而这里还没有将机关事业单位纳入比较范围，它们之间的差距同样显著。此外，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分成了多个层级，如机关事业单位、城镇企业和城乡居民等，而每个层级内部又存在更多的细分。我们并没有真正打破这些层级结构，而是继续沿着原有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越来越精巧，运用各种模型进行精确计算，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多位，但如果方向和价值观出现错误，那么这些努力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在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方面，不同层级和项目的补贴标准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都是公开的数据。对事业单位的补贴、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以及对城乡居民的补贴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在社会保障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中，彭教授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层面，而我则更加关注基层员工。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社会保障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其中之一是人口挑战。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尽管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还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尤其是与日本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然而，我们在老龄化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焦虑氛围却似乎有些过度。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为日本的一半。既然他们都能够应对并生存下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应对老龄化，而在于如何应对人口减少的趋势。尤其是年轻人口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现在很多人甚至选择不结婚。在AI技术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影响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下降。当然，这其中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可以问问在座的年轻人，他们是否也沉浸在这种AI的精神世界中，享受着虚拟的交流和体验，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育观念呢？从大机器时代到小芯片、AI时代，尽管技术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大机器时代，企业利用机器将人们固定在特定的岗位上，并通过提供各种保险制度来确保他们的稳定就业，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然而，在如今的小芯片和AI时代，公司的规模逐渐变小，财务聚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彭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只有几十人却能迅速聚集到几百亿资产的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不禁让我们思考，这些巨大的财富究竟是谁创造的？答案是那些穿着黄色工作服、在大街小巷中穿梭的劳动者们。他们虽然看似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仿佛获得了自由，但实际上，他们被算法更严格地控制了。他们需要在算法的驱动下拼命奔跑，为生存而努力。这种变化对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冲击。随着就业形式的日益灵活和公司规模的逐渐缩小，资本越来越倾向于逃避社会责任。在极小的规模内，这些企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却没有将这些财富与底层的劳动者共享。这些劳动者在拼命创造财富的同时，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因过度劳累而倒在大街上，而他们却需要自行负责，自己购买摩托车、保险等必需品。这就是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社会保障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经济运行的困难。观察当前的经济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民日报提到经济增长率可能略有波动，无论是稍低还是稍高于预期，都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偏向于较低的增长率，难以达到原先设定的5%以上的目标。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相较于GDP的增长，人民的幸福感才是我们更为追求的目标。人民日报也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如果人民的幸福感没有提升，那么经济增长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关注并努力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下面我来谈谈自己对于中国社会保障未来走向的一些设想。首先，我们可以选择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前进，努力维护和完善当前的制度。其次，我们也可以考虑走福利国家的道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福利国家也有其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最后，我还想提出一种我个人认为值得探讨的发展道路。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时，我认为应着重考虑以下几点：首先，社会保障的基石应是社会权利。当前，我们在谈及社会保障时，往往将其目标设定为促进经济发展，这明显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经济发展了就忽视或放弃社会保障，而应先强调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首要目的是确保公民享有这些权利，至于它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那是后续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公民的权利贬低为促进经济的工具，这是亟需改变的观念。其次，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革。发展是社会保障的基石，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返贫现象，当前我们的目标或许还过于保守，因为仍有许多人面临着返贫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夯实与公民身份紧密关联的制度，确保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其是否做出贡献、是否就业，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最低限度的免费医疗、非缴费型的最低养老金以及社会服务。这些福利应与个人的身份无关，而与就业和生活状况紧密相关。当然，对于有能力并愿意进行个人储蓄和投资的公民，我们也应鼓励其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我们应该着眼于投资于未来，激发年轻人的活力。当前，社会似乎更多地展现出老年人的活力，而年轻人则显得较为沉闷，这种现状亟需改变。投资青年、激发其活力虽然面临着诸多改革阻力，但正如习主席所言，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样才能真正让所有人受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新年报告会的精彩演讲
将通过本公众号整理刊发，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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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作为中国劳动科学璀璨明珠与“第一学府”“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第一品牌”，成立于1983年，是国家人力资源顶层制度制定的参与者，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引领者。已经培养了各行各业上万名优秀的HR从业者，堪称人力资源界的“黄埔军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管理课程专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以及热衷专题学习、追求自我提升的在职人员设计，夯实学业造诣与提质管理效能。项目全方位赋能HR、社保领域的优秀管理从业者，直面管理复杂性，洞察行业趋势，把握发展方向，满足个人专业跃升与组织战略升级的多元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