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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儒学一度衰微，北宋初期，明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地方学校的教育功能仍然较为薄弱。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发布兴学诏令，希望政府担负起士人培养的责任，弥补科举制度的缺陷。王安石在明州鄞县任知县期间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王安石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认为若没有足够的人才，即使皇帝想要改革天下弊病，也是不可能的。要选拔高水平的人才，就需要通过学校来培养和聚集人才。于是，王安石在《慈溪县学记》中提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的观点，强调教育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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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的推动下，明州官员在孔庙的基础上创立县学，改变了唐代有庙无学的局面，奠定了明州官学的基本格局。当时鄞县缺乏合格的教师，王安石为此遍访山野，终于找到了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等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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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的倡导下，明州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的三个教学系统。两宋期间，鄞籍进士达到了712名，许多文人进入朝廷高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说。
就这样，王安石播撒文化的种子，让宋代的鄞县从对中原文化的消化吸纳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成为浙学重地，涌现出王应麟、吴文英等杰出人物。王安石不仅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在鄞县率先倡导兴办学校，全面提升鄞县的教育水平，还兴修水利和贷谷于民。王安石的这一举措为宁波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王安石在鄞县做知县一千天，影响了宁波一千年。
除了王安石，宋代明州的地方官员也积极兴建学府。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金兵南侵。1130年（建炎四年）正月十六日，金兵攻陷明州，占据明州十七天，烧杀掳掠，这是明州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使州学、县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金兵撤离后，当地士人林𬀩捐钱数十万，迅速重建了学宫，这是明州捐资兴学最早的记载。此外，后续的郡守们也相继对州学进行了整修，使得明州州学最终恢复并展现出宏伟壮观的景象，还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之前的规模，成为了当时东南地区的教育中心之一。
到了宋代，地方官学的学规已比较完备，学校内部形成了稳定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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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京兆府小学规》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宋代明州学子可能经历的学习生活场景，也就是这里的三幅创作画：在入学程序上，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才能注册；教学策略上，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学生过失；学习内容上，主要学习经义、诗赋与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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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就是当时的教材，采用蝴蝶装的装订方式，蝴蝶装盛行于宋朝。其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而折，将书页背面中缝粘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作封面。
乡饮酒礼起源于周代，原为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或乡中贤能之士的礼仪。至宋代，随着礼制下移，乡饮酒礼成为地方官管理民众的一种辅助手段，旨在通过礼仪教化民众，弘扬尊德尚齿的精神。
从宋代开始，明州地区“乡饮酒礼”盛极一时。主要目的是为了表彰乡中的贤能之士、退休教员、耆老及儒士等，通过宴请这些人士，彰显地方对教育的重视和对贤者的尊敬。
乡饮酒礼通常在元日（正月初一）或冬至举行，地点设在学宫，由明州知府担任宴请的主人，各县则由知县担任。在南宋时期，乡饮酒礼也有在人日（正月初七）举行的。1244年（南宋淳佑四年），福建漳州龙溪人颜颐仲到庆元府做太守兼沿江制置使（明州当时叫庆元府），他的七律诗《庆元府人日乡饮酒礼》详细地记载了正月初七这一天，作为地方官一把手的他，以贵宾之礼宴请地方学校老师们的盛况。
明州乡饮酒礼规模宏大，影响广泛，乡饮酒礼实际上成了宋元明州地方政府和官员尊重教育的象征。明州教师皆以出席乡饮酒礼为荣。
由于明州地区起的良好示范，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正式颁行乡饮酒仪制，把明州乡饮酒礼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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