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强调重读经典，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

一本本旧书不仅记录着过往的时代与人文，更为后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历史、文化与智慧的窗户。旧书是知识的载体、历史的记忆，重读旧书产生的新知则是文脉的传承、时代的脉搏。

温故而知新。重读旧书，赋予了经典著作新的时代内涵，让书香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文化的力量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让我们听听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陈引驰的人与书的故事。

上观新闻：多年沉浸在阅读的世界，有哪些是曾打动您的生命之书？

陈引驰：我读书很随性且杂多，大概于小学二年级开始读少儿版《水浒传》，之后又读《三国演义》。到了初中，开始读《鲁迅全集》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到大学之后，我真正认真读过的、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的第一本书，是丁文江和赵丰田合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丁文江是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我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资料室里发现这本书的，但资料室的书不能外借，我只能在那里看。那时候，资料室一般是晚上9点半关门，我经常看这本书看到工作人员赶我走。我对这本书非常着迷，那么厚的一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读书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是要认真细读的，有的则没有这个必要。英国文学家、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只有一个傻瓜，才会把一本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书不必这样读。但我在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时候想，我就做一次傻瓜吧。

上观新闻：读年谱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都会觉得比较枯燥，我很好奇，为什么梁任公的年谱长编如此吸引您？

陈引驰：我读他的年谱长编是有因缘的。初中的时候，我曾读到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我非常喜欢。梁启超的文字是非常流畅的，有人评价，读梁启超文章会被点燃，会像被电击一样。《清代学术概论》原本是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概论是近代较早的简明清代学术史著作，分启蒙、全盛、蜕分、衰落等四阶段，系统梳理了从明末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间中国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各学派的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原因。梁启超的论断颇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清代思潮”的总趋势是“以复古为解放”，意即以复古的形式表达时代新思潮。

我边读这本书边做摘录，几乎把整本书都抄了一遍，对我非常有帮助，可能就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学术的兴趣。

上观新闻：您还曾说《鲁迅全集》对您的影响非常大。

陈引驰：是的。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写下：“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他认为，将“黑暗的闸门”托起以确保下一代安全离开，是那一代所有中国人的使命。鲁迅说自己实际上是属于黑暗的，“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能做的就是“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内心是悲观的，但“我不能以我之必无”而认为没有希望，只是希望在将来。鲁迅一直在努力，他也不知道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奋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他还是努力去做。哪怕自己牺牲、哪怕彷徨于无地、哪怕在黑暗当中被黑暗吞噬，他还是在战斗。所以，真正的勇敢是，认清现实却依然斗争、继续努力。

鲁迅对人生的理解，伴随着我的人生，激励着我的人生。

还原二楼朝南小间的鲁迅藏书室，据《鲁迅日记》年底书账统计，除去在寓所保存的一部分、藏书室约存书6000册。

上观新闻：作为国内《庄子》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您开设的“庄子精读”课是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庄子》？

陈引驰：我觉得庄子最大的影响是可能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看世界，因为庄子就是经常从反面看待问题的。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不会太执着，比较容易放下。正如雨果所说：“比大陆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当你超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原来的一切本身并没有改变，但它对于你的意义却不同了。《庄子》早有一个寓言：在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两国之间不断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在蜗牛角上的这两个国家看来，所争的自然是非常要紧的事物，为此不惜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厮杀实在可笑得很。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的豁然开朗。

还有一个例子。《庄子·逍遥游》里讲了个寓言：宋国有人到南方的越地去卖礼帽礼服，但是越人的头发都是剪短的，礼帽礼服之类对他们完全多余。这种对于多元文化、文化相对性的认识，在庄子的时代，是非常之敏锐、非常之先进的。庄子敞开自我，面对天地自然，充分意识到我们面对的空间、时间和文化的局限，因而表达了对这三种局限的突破意向，由此达到一个更为高远和宽广的境界。这在先秦时代是罕见的，在今天也还有启示意义。

上观新闻：您是中华书局《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的主编，计划中这套书的出版规模是很大的，您年年在编，书年年在出，您为什么愿意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陈引驰：因为经典值得每个时代的人，一读再读。不管是生活上的需要，还是专业上的需要，一些重要的书，比如人文学科的经典之作，还是得读、得多读、得反复读，只有读了这些书，才能够以一当十、举一反三，好多事情就能够打通了。

在阅读经典方面，有个有名的典故。陈寅恪读书很多，他有一次碰到夏曾佑，夏曾佑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就是他写的。夏曾佑跟谭嗣同、梁启超都是朋友，也是个非常博学的人。夏曾佑就跟陈寅恪讲：“你真好，你能读外文。读外文，就还有书可读。我已经没什么书好读了，把书读完了。”有人会问，书还能读完了？其实就是他把那些重要的书都读了，其他书就可读可不读了。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老师对我们说：你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你得把前四史都读一读，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得读。有学生问：我想要研究宋代，为什么要去读前四史？前四史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很听老师的话，我对前四史读下来的体会是：不管你学哪部分历史，你先把前四史读完了，再读后面的那些“史”，读起来就很顺畅、很快了。

上观新闻：当下，阅读经典已经成为共识，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经典”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追问。

陈引驰：经典其实就是个“例”，是个关键。你抓住了关键，知识体系也好，人生道理也好，才能修通。

从思想上来讲，有些是核心的文本，你不读肯定是不行的，像孔孟老庄，你不读你怎么了解后面的儒家呢？康德不读，那你怎么了解后面的黑格尔呢？经典就是这样，很多东西都在沿着它的路径发展。

这些经典著作包含着对传统的认知，也提供着对现在的认知，这些宝贵的认知在今天对我们也还是有很多的启发和帮助的，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走向未来的滋养。经典承载着传统，传统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截然的分隔，这已成为基本认识。今天强调重读经典，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

经典书籍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与智慧的结晶。它们的思想来源于生活，是提纯的、概括的、普世性的，活用“经典”便需要联系生活。阅读“经典”一是了解并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为了在实践中将当下与传统结合。

上观新闻：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些经典作品阅读起来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

陈引驰：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艰深厚重的经典著作从头开始读下去可能确实是勉为其难了，但一段一段地读，日积月累，说不定就读完了。用现在的话来说，用一种慢慢地接触经典的方式对读者来说比较“友好”，可能也比较有效。

上观新闻：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您推荐哪些经典？

陈引驰：我觉得不要给读者们，尤其是年轻人们太多压力，应该给他们充分选择的空间。我一直说对于经典作品来说，读者们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本文转载自“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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