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本书记录了我这几年的学术探索。学术生涯伊始，首先要处理翻译和创作之间关系。在法学界，我也就懂点客家话、英语和德语;在外语界，我对宪法学一知半解，因此，做学术翻译似乎是个可行选择。然而，外国学者毕竟不是针对我国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国内越来越多宪法学者也可以直接阅读外语文献，所以我主要致力于创造性的研究。宪法学者往往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研究宪法。此类研究路径，我只能崇拜，无力效仿。在德国留学期间我注意到，德国主流宪法学者的核心工作就是对宪法进行解释。宪法大家通常在著名《基本法评论》中对核心条文进行解释。在基本法评论以外，德国宪法学者大多围绕宪法条文的适用展开研究。作为宪法学界的精英，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更是在具体案件中对《基本法》条文作出解释。他们运用文义:系统、历史、目的解释方法，找到对宪法规范作出这种或者那种解释的理由，并在相互冲突的理由之间进行权衡、甄别，最终得出一个相对而言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在宪法解释构成德国主流宪法学的大背景之下，从其他学科视角研究宪法不成气候而且仍然服务于宪法解释。对于大部分德国宪法学者而言，卡尔·施米特、汉斯·凯尔森、尼克拉斯·卢曼等享誉全球的学者通常也就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而已。在留学期间，我只学了宪法解释技艺之一二，并运用所学方法对我国宪法部分条文进行解释，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我延续了宪法解释的研究路径。
我的研究容易受到两个批评。一是缺乏“厚重感”。研究宪法应当如何解释，不涉及高深玄妙的理论，似乎流于肤浅。路径依赖使然，我无力再向哲学、政治学等“高大上”学科拓展:至多只能请出版社用铜版纸印刷来增加作品的厚度和重量。一是在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解释宪法没有意义。对此，我根据宪法第35 条、第47条持不同意见。在任何承认宪法为最高法规范的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都要接受宪法的评价。官方评价并非民间评价的必要前提，恰恰相反，在官方评价缺位的情况下，民间评价尤为重要。
走到现在，感谢很多师友和亲人。在我博士学业裹步不前借助考水上救生员证书、学法语等方式为生命填充意义的时候、焦洪昌老师及其夫人刘慧敏老师“盲目”看好我，这极大地鼓励我在求学道路上最终熬过黎明之前的黑暗。后来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崇拜焦老师的天赋幽默和酒量，不亦快哉!李树忠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关心，几乎出席我组织的每一场学术活动，并提醒我不要因为从事管理而放下学术。他的教诲我铭记在心，不敢懈怠。薛小建老师称我是德国回来的绅士，我将尽力维持这一假象。她从去年开始常驻欧洲，降低了我继续伪装的难度，但她从此缺席聚会，于我而言得不偿失。王人博老师专攻宪政史，对当下进行宪法解释有何意义的质疑掷地有声，但这不妨碍他在其主编的《政法论坛》上刊出我的投稿。亲爱的宪法所同事们构筑了一个快乐家园，我们将继续团结在姚国建所长周围，为肩负的宪政民主使命(蔡定剑老师语)贡献力量。2012年我调到比较法学研究院/中德法学院工作，得到鲍增华老师等同事的支持，尤其感谢高祥老师对我的宽容、支持和提携，他赞同奖励优秀学术论文，这让我在爬格子的时候，心中存有一线希望。
感谢我的父母，如果不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前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赋予我以生命，二十一世纪涉及全人类五分之一的宪政事业将会少一个小兵。哥嫂尽心尽力照顾年高父母，使我得以在两千公里之外安心工作。岳父母舍弃云南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到北京跟我们一起身体力行净化帝都空气。十年前在汉堡与内人李玉翠相识，或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德国《基本法》和她同一天生日。认识她以后，我的学业如虎添翼突飞猛进势如破竹芝麻开花节节高，她坚信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谢毅飞同学宁愿不去幼儿园也经常闹着要跟我到政法大学玩，表达了对我所做职业选择的赞赏。感谢我的学生们，跟他们相处非常愉快。在羽毛球场上把他们打得片甲不留的时候，我得以暂时忘却岁月这把杀猪刀在我身上刻下的沧桑印记和所有烦恼。
谢立斌
2014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