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媒如何评价中日韩首脑会谈

“摇摆的原则与战略”——尹锡悦总统的中日韩首脑会议成绩单

韩国《京乡新闻》记者 金灿浩

尹锡悦总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个月27日于青瓦台迎宾馆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前进行了合影。韩国总统府提供

       从“中日韩联合声明”到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与外交安全议题相关的紧张一周过去了。从上个月26日至27日，时隔四年半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得到了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首脑会议的重启将加强地区合作，对此持积极评价。然而，也有人反驳称不清楚会谈达成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于会议结果，韩国和中国的解读各不相同，加剧了混乱。

       这样的评价分歧并非仅仅是尹锡悦政府的错误。自中美战略竞争白热化以来，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中，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积极评价来自于经济合作，负面评价则源于政治性协议。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虽然存在，但政治合作却困难重重，即所谓的“东北亚悖论”。在这样的结构性矛盾未能克服的情况下，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意义何在？首脑会议引导的方向是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政治合作。学术界对这一可能性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提出了各种方案，但在实际外交场合却未能具体化。在东北亚，只确认了政治议题优先于经济问题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韩首脑会议逐渐演变成同与会国的国内政治具有意义牵连的会议。实际上，即便只是“为了见面而见面”，也被宣传为“三国合作重启”、“经济合作扩大”。中日韩分别向本国媒体和国民解释了三国协议的内容，但从措辞上就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同一个会议、同一个联合声明，却有三种不同的解读，“同床异梦”的情况一目了然。

     今年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并未能摆脱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按照既定顺序，韩国虽作为主办国，但首脑会议的议程在开幕前的一周才公布。时隔四年半的会晤，首脑间讨论的主题也不明确。尽管如此，尹锡悦政府对中日韩首脑会议结果进行了自我褒扬。在结构性矛盾丝毫未变的情况下，究竟什么才是成果？

尹锡悦总统在上个月27日于青瓦台迎宾馆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首脑会议联合记者会上听取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发言。从左起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尹总统和李强总理。总统府提供

“我们重申了对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绑架人质问题的立场”

    “我们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而努力”

    “我们承诺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这是各国在不同时间段发表的中日韩首脑会议联合声明内容。

       第一段文字来自今年5月27日中日韩首脑会议后的联合声明；第二段文字是2019年12月24日文在寅政府时期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后的联合声明内容；第三段文字也是在文在寅政府时期，2018年5月9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首脑会议后的联合声明内容。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表述，哪一方的意义更明确是显而易见的。

       5月27日，国家安保室长张虎镇在媒体采访中解释中日韩首脑会议成果时表示，“在上届政府末期，有人曾说对华外交是‘看中国脸色的外交’，是‘屈从外交’。我们在反思上届政府的对华外交的基础上，根据国民的要求，推动了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政策。因此，在联合声明中包含了‘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表述“。张室长还补充道，“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表述本身就是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前提或目标设定，并指出中国在公开场合很少使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表述，此次会谈劝说中国同意使用了这一表述。

       与过去的中日韩联合声明相比，难以看出有何跨跃之处。此外，与中方立场也存在微妙差异。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该发言是对韩方“这次联合声明中未包含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是因为中国的反对”的回应。这意味着两点：其一，与韩国政府的解释不同，外媒认为此次中日韩联合声明内容相比过去的联合声明有所降调。其二，中国所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并非在尹锡悦政府下变得积极，而是延续了“双轨并行”的无核化和朝美和平协定同步推进的原则。这与尹锡悦政府所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方向不同。

       中国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国峰（音译）表示，“中国在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表述中使用了‘重申’一词，这意味着再次确认原有内容，而不是新的内容”。他补充说，相比修辞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朝鲜半岛核问题不仅仅是朝鲜的问题，还包括驻韩美军等因素，因此仅推动朝鲜无核化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便如政府所言，将“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表述视为成果，可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要看中国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可这又与尹锡悦总统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相关。

尹锡悦总统在上个月27日青瓦台迎宾馆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首脑会议联合记者会上结束发言后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握手。总统府提供

       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日程为期两天。三国首脑共同会面是在27日，前一天则举行了韩中、韩日双边会谈。尹锡悦总统于26日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了首脑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官网上指出：尹总统在会谈中曾表示“韩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立场不会改变”。

       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韩国政府一直是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和韩国都不使用“原则”一词来描述一个中国。韩国用“尊重”，美国用“政策”来代替“原则”。历届政府的表述通常会补充希望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持续下去。

       然而，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在正式场合从未单独表态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更有甚者，尹总统在去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反对通过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对此进行了严厉反驳，称其为“内政干涉”。这一表态被视为尹锡悦政府主张与中国进行“平等外交”的依据。

       按尹锡悦政府的逻辑，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是严重的歪曲事实和外交上的失礼。对此，韩国外交部于27日表示，“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我们政府一直保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这次会谈中也有类似表述。”但未解释“类似表述”具体内容是什么，也未说明是否对中方发布的声明提出抗议，以及是否向中方转达了“反对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主张。相比之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中国国务院官网公开了此次中日首脑会谈中岸田首相的发言，“日本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确定的立场，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这不仅避免了会谈上的发言可以被对方国家的国内政治所利用，也巧妙避开了外交敏感问题。

       专家们一致认为，确认“一个中国”的立场可能是中日韩首脑会议举行的前提条件。前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祖国革新党议员金俊亨表示，“中国参加首脑会议意味着某种形式上确认了‘一个中国’立场”，他指出，“如果政府必须表明立场，不如早早表明，然后通过将朝鲜半岛无核化等事项纳入联合声明来制定外交战略。”他补充说，“由于这一部分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导致首脑会议宣布延迟，我们的议题也未能积极反映在谈判中。”这意味着虽然尹锡悦政府在“一个中国”、台湾海峡问题上发表了强硬言论，但在谈判桌上却与前任政府无异。这一摇摆的原则，使尹锡悦政府不可能制订一贯性的外交战略。

应邀参加韩中日首脑会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5月26日在首尔钟路区国立现代美术馆举行双边会谈前握手。/韩联社

       本来韩中日首脑会谈的主要目的是经济问题，而非安全问题。实际上，联合声明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供应链、人员交流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其中，关于供应链问题的协议更像是政治声明，随时可能被破坏，例如中国的“尿素出口限制”和日本的“半导体核心部件出口限制”。人员交流也是如此。日本津田塾大学的朴政镇教授指出，“大学之间的交流可能涉及高技术领域合作，美国对此可能会表现出忧虑，”并表示“在日本国内，也有一种批评认为该协议可能会陷入中国的战略陷井中。”同时，韩中日FTA在美国主导的市场重组以及韩美日FTA尚未成形的情况下，其具体性和可行性也存疑。

       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韩日双边会谈中提到的“Line事件”。尹锡悦总统在与岸田总理会谈后表示，“我们对该事件的理解是，日本政府并未要求韩国NAVER公司出售其股份”，此事似乎暂告一段落。然而，与尹总统的预期相反，在日本总务省进行行政参与后，5月29日，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再次向Line和Yahoo公司施压，要求尽早实施改进措施。金俊亨议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若认为Line事件不是韩日间的外交问题，就等于给了日本政府免责权。”

       韩中日首脑会谈没有显著成果。若不能克服东北亚悖论，就只能是“为了见面而见面”。但也有分析认为，如果制定了好的战略，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朴政镇教授表示，“由于中国如果不同意的话，韩中日首脑会谈就难以举行，因此需要在这个前提下仔细考虑能达成何种协议。如果要讨论安全保障问题，韩国应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新的路线图，以掌握无核化问题的主动权；如果这很难，就应果断地集中于经济问题，推动合作。”金俊亨议员表示，“此次首脑会谈，本来是一次纠正过度偏重美日外交的绝好机会，但政府没有抓住，”他同时批评“政府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