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曙光

学术 2024-11-26 11:00 美国

西方哲学的曙光

文章出处：[美] 斯科特·索姆斯，《哲学塑造的世界：从柏拉图到数字时代》，刘一白 / 黄禹迪译，九州出版社，2024年12月。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改变世界的目标；理性探究作为获取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和生活艺术中的实践智慧的工具；在古希腊，科学、数学和哲学的交织；柏拉图的学园；后期的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对于催生了西方哲学的那种精神，没有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s）第一卷第一句更好的表达，那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我们想知道的不仅是特定的事实，也包括根据世界的特征来解释这些事实的普遍真理，这些世界特征超越了我们的感官所传达的种种。西方哲学的一个创始原则是，这种知识需要我们用逻辑定律去组织精确刻画的概念——例如，数、元素、点、线、角、形状、圆、球体、周长、面积、尺寸、空间、体积、物质、密度、物体、速度、运动、方向、比例、因果、变化、持久性、数量和质量——并用它们来表述数学原理和自然界中的普遍规律。除了关于世界的知识之外，我们所追求的还包括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渴望去过的美好生活，以及我们希望为之做出贡献的美好社会的知识。西方哲学的另一个创始原则是：关于这些规范性话题的知识可能是客观的。因此就需要把关于善、幸福、德性和正义的准确概念以适当的严谨方式组织起来。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我们最应该把这些改变世界的观念归功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其中，核心人物是柏拉图——部分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学生，部分是因为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柏拉图出生在公元前427年左右的雅典，他成长于这样的文化之中：一个人关于世界、关于他在世界中的位置、关于他的行为模式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口述史诗中的神与英雄的想象性认同。在他出生的时代，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仍然是雅典的主要教育媒介。这样的诗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甚至并不主要是一种娱乐形式；正如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所说，它是将古希腊社会和文化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

古希腊人所诉诸的权威是赫西俄德的以及尤其是荷马的诗歌。古希腊人的精神统一是由诗歌建立和维护的——这种诗歌仍然可以借鉴生动的口头传统，去创造自由与形式、自发与纪律的完美结合。要做一个古希腊人就要接受教育，而所有教育的基础就是荷马。

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的开创性作品记录了古希腊文化从口头和叙事到书面和理性批判的转型，他将史诗视为向年轻人传播古希腊历史文化的生动百科全书。他观察到：个人

作为一种文明化的存在者，需要熟悉他所在群体的历史、社会组织、技术能力和道德律令。……这种全方位的体验……被编入了一个有节奏的叙事……他记住了它……这是一种他未加批判就接受了的东西，否则它将无法留存在他鲜活的记忆之中。通过由表演中的情境和故事产生的自我认同……对那个叙事的接受和保留在心理上成为可能。‘他的任务不是去思考为什么。’

这就是柏拉图着手改变的思维方式。他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得灵感，试图将他所处的文化转变为理性批判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所有的知识——无论是规范性的还是非规范性的——都是客观上可陈述的，逻辑上可检验的，理智上可辩护的。简而言之，他试图把以口头故事（叙事）为基础的文化变成以书面陈述（客观描述）为基础的文化。

柏拉图曾追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的那种重大变革并不是从他开始的，而是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科学和数学中就已经开始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公元前547）、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35—公元前475）、巴门尼德（Parmenides，生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生于公元前460年左右），以及一些其他哲学家—促成了从荷马时代的叙事文化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完成的理性批判文化的转型。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转型之前，古希腊人没有表示物质的词，也没有同时适用于生命体和它之外的惰性物体的抽象运动概念。在转型之后，他们对物质、运动、速度、形状、方向以及其他抽象概念有了可测量的观念，这些抽象概念被用来表述和检验据称是普遍规律的解释性假设。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为从口头叙事文化向书面理性批判文化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他们在两方面都有涉足。与史诗的叙述者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教导者而不是表演者。不过，他们经常演说自己的书面作品，期望被更多地听到而不是被阅读，这影响了他们的文本，因而这些文本并不是亚里士多德风格的论文。古希腊数学家常常也是哲学家，有时也是天文学家（研究天体的轨迹），他们也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顶峰的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重要成就包括：

泰勒斯（他的著名断言是“水是构成万物的元素”）的观察（很可能不是证明）：

a）圆被其直径二等分；

b）等边三角形的底角相等；

c）有一条相等的边和两个相等的角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追随者的证明：

a）三角形的各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公元前450年之前）；

b）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边的平方和（公元前450年之前）；

c） 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即一个不能表示为分数的数（公元前450之前）；

d） 3、5、7、11、13和17的平方根（和2的平方根一样）也是无理数［西奥多勒斯（Theodorus），普罗泰戈拉（Prtagras）的学生、柏拉图的老师，约公元前400年］。

德谟克利特的发现（他发展了经典的原子论形而上学理论）：

a）圆锥的体积是同底等高的圆柱体体积的⅓；

b）正方椎体的体积是同底等高的正方柱体体积的⅓。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40年）的证明：两个圆的面积之比等于其直径的平方之比。

天文观测和假设：

a）地球是一个球体（阿那克萨戈拉和毕达哥拉斯都做此猜测）；

b）晨星是昏星。

研究古希腊数学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托马斯·希思（Thomas Heath）爵士总结了这些以及其他进展的范围，他估计：

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整个范围里，除了欧多克索斯提出的新比例理论，很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实质上是在柏拉图时代几何算术的公认内容之外。

欧多克索斯（Eudoxus，生于公元前395—公元前390，卒于公元前342—公元前337）是创建于公元前387年的柏拉图学园中的一员。还是个年轻人的欧多克索斯在其他地方创立了自己杰出的数学学派后来到了学园，在这里，他因解决了希思提到的比例问题而受到赞誉。这（很可能）发生于公元前347年，即柏拉图去世之前。所以，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实际上已经流传着所有被后来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古代数学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所系统化的成果。

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哲学和数学并不被视为相互独立的学科，而是相互促进、密切相关的研究。这是第一所欧洲大学，学园教授给学生的课程包括算术（数论）、几何学、立体测量学（固体的测量）和天文学（对天空的数学属性的发现），最后是哲学或“辩证法”（推理性的哲学论证）。因此，学园的大门上据说刻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根据希思的说法，柏拉图正确地（在其与哲学的联系中）发现了古希腊人在数学上的卓越成就。谈到这些

成就，希思问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古希腊人对数学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他回答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们的数学才能仅仅是其哲学才能的一个方面。他们的数学确实构成了从他们的哲学到柏拉图哲学的一大部分。两者有相同的起源。

古希腊数学和柏拉图哲学起源于严格性和精确性。没有什么比寻找定义更符合这种哲学的特征。当苏格拉底问善、美、真、知识、美德、虔敬或幸福是什么的时候，他是在追问会被粗略地翻译为“善”“美”“真”“知识”“虔敬”和“幸福”的希腊词语的定义。或者说，让我们使用概念这个术语，这一术语在哲学中经常出现，用来表示抽象名词和名词短语的意义（这种意义也适用于它们在其他语言中的翻译），亦即表示它们所谈论的现实。

苏格拉底承认他不知道这些词/概念的恰当定义，于是向对话者寻求帮助，他们通常会举出例子—关于好东西、虔敬的做法和有德之人的例子。但是苏格拉底不想要例子；他想知道善、虔敬和德性究竟是什么。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要知道当我们称某物为好的、虔敬的或有德性的时，我们归于它的真实属性是什么。考虑另一个例子。假设我们问：什么是一个圆？有人通过给我们看一个圆形的图形，回答说那就是一个圆。我们会回应说：我不想要圆的

例子；我想知道对于任何可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一个圆意味着什么，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圆。我们寻求的答案是一个定义：一个圆是平面上距单个中心点距离相等的所有点的集合。

苏格拉底寻求的定义是类似的—这些定义给出了任何人或事物是好的、虔诚的或幸福的，任何陈述是真的或被某人知道是真的，或者任何东西是美的的充分必要条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共同事业的目标是，将古希腊数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扩展到对所有现实的研究之中。正如惊人的数学发现需要精确定义的概念（如圆形的概念）或严格遵循公理的概念（如点的概念），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希望得到的那种在关于世界和自身的知识上的进步同样需要精确的、得到良好规定的概念。

对柏拉图来说，这种对知识的寻求依赖于柏拉图式的形式（Platonic forms），他相信这些形式是任何领域的知识都需要的被精确刻画的概念。它们包括：

（ⅰ）善、正义、知识、德性和幸福的形式，用以解释人类行

为、人类本性和人类制度的普遍规律；

（ⅱ）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形式，自然数的不同种类和性质的形

式，二维几何形状（圆形、三角形等）及其属性（面

积、周长等）的形式，还有三维几何图形（球体、圆锥

体等）及其属性的形式（体积、表面积等），用以陈述

永恒的数学真理；

（ⅲ）物体、空间、速度、运动、静止、比例、重量、尺寸等

形式，用以描述自然环境的各方面。

柏拉图的目标是利用这些概念来构建关于我们自身和宇宙的普遍的、没有例外的法则。关于它们的真理是可知的，但真理独立于知晓真理的人。

柏拉图用来描述这些概念的古希腊词既可以翻译为“形状”（shape），也可以翻译为“形式”（form），这表明了它在其几何学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学园中被很好地理解。正如有被精确定义的圆形的形式/概念，而这个概念本身既不是圆形的，也不与其他任何东西有任何距离；也有这样一种东西，即被精确定义的美的形式/概念，它本身既不美丽，也不能通过感官被感知。其他形式也是如此。尽管它们是真实的—毕竟存在圆形、真、美这样的东西—但要问它们在空间中的什么地方以及它们在那里待了多久，似乎就很奇怪了。柏拉图认为它们是关于现实的客观真理的组成部分，通过恰当的研究，我们或许能认识到这种现实，因此，它们必然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它们是存在于时空之外的真实事物，但能够被理智所认识。

这些陈述普遍的解释性真理所需的抽象概念是柏拉图方程式（Platonic equation）的一半。客观知识不仅需要被知晓的命题，还需要能够知晓命题的心灵。这个可以认识自身和世界的心灵，或者说灵魂，是什么？哈夫洛克探讨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直到耶稣之前的公元前5世纪末（大约是柏拉图出生的时候），一些古希腊人才开始谈论他们的“灵魂”，就像他们有自主的自我或人格，而不是……一种宇宙生命力……的碎片。……学术界倾向于将这一发现与苏格拉底的生活和教学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它与苏格拉底将根本性的变化引入表示灵魂（psyche）的古希腊词之中有关。……这个词并不象征一个人的幽灵或鬼魂……一种缺乏感官和自我意识的东西，它的意思变成了“思考的幽灵”，它既能做出道德的决策，又能进行科学的认知，是道德责任之所在，是一种无限珍贵的东西，是整个自然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本质。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四卷中概述了他的灵魂观念，在此，他区分了灵魂的三个方面或部分—欲念或欲望、意志力或情绪力、理性。恰当的教育会培养人的意志，使之成为理性的盟友。继而理性控制欲望，灵魂得到统一，行动者实现自我控制。柏拉图把灵魂的这种每个部分各司其职的状态说成是灵魂各部分之间的正义状态，他将这种状态与理想国进行类比，在理想国中哲学王（理性）为了所有人的善好做出决策，这些决策由护卫者（意志）执行，以保证自利公民（欲望）的恰当秩序。在第七卷中，他描述了对哲学家的教育，他们在这种教育中获得抽象的理论知识。获得抽象的理论知识需要理解使这些知识成为可能的概念。为了达到这样的理解，他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每个人天生就可以获得的形式。

柏拉图学园的目的是提供能够导向这种自我实现的教育。为此，学园带领学生学习逻辑、数学和哲学方面的严格课程，使他们能够“用科学的术语定义人类生活的目的，并在一个按照科学路线重组的社会中实现这些目标”。在实现这一教育计划的过程中，柏拉图发明了自由教育的概念，并建立了第一个致力于提供自由教育的机构。

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321）于公元前368/367 年从位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的家搬到了雅典，在17岁时加入学园。他在那里生活了20年，起先是柏拉图的学生，后来是他的同事，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那时，柏拉图的外甥成为学园的主管，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在阿索斯建立了学园的一个分院。在公元前343/342年，他移居马其顿，并在那里接手了对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在336/335年亚历山大登基时亚里士多德离开了他的岗位，一年后他回到雅典，在那里建立了与学园相竞争的“逍遥”学派。他在雅典一直生活到去世前的两年。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伟大的工作者，他创作了大量作品，他的创作生涯从在学园时开始，在阿索斯继续，并在他的逍遥学派中达到顶峰。他的著作几乎涵盖了人类学习的每一个领域。它们围绕着以下主要主题被组织起来：逻辑和语言（包括真与假的定义、它们的载体、判断的本质、谓述、普遍性、逻辑上有效的论证的模式以及谬误）、认识论（包括证明、知识、演绎和归纳推理）、形而上学（包括实体、本质、偶性、存在和上帝）、物理学（自然世界和宇宙）、生物学（包括动物的历史、繁衍、生命和死亡）、心理学（包括知觉、记忆、推理、睡眠和做梦），以及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包括修辞学和诗学）。

早年时，作为柏拉图的紧密追随者，亚里士多德相信灵魂是不朽的；灵魂在出生前就已经预先存在了，那时它熟悉柏拉图式的形式，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它需要通过哲学论证去回忆，去重新发现那些形式。后来他放弃了这些观点，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修改了形式理论。他还首次系统地编纂了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原则，并发展了与柏拉图相比更加现实、更加广泛适用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最后，他开始兑现柏拉图隐含的承诺，即发展关于物理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经验知识。虽然柏拉图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提供了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灵感、概念基础和制度框架，但亚里士多德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为我们提供了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系统开端。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的发展中，没有比他对柏拉图形式理论的修改更为重要的了。重复一下我在前面提到的，我们有理由假设，正如人这个形式/概念本身既不是人也不是任何具有高度重量的东西，也有这么一种东西，即红这个形式/概念，它本身既不是红色也不是任何其他颜色。虽然有理由假设人和红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追问它们位于空间中的什么地方以及它们在那里多久了就显得很奇怪。然而，柏拉图的结论——形式存在于时空之外，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尽管我们的心灵可以通达它们——并不是看待它们的唯一方式。追问它们处于何时何地听起来很奇怪，也许是因为它们并不存在于任何单一的地点或时间，而是存在于许多地点和时间——存在于人类和红色事物所在的所有地点和时间，也只存在于这些地点和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就像我们一样，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偶然存在物。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看待它们的方式。

对柏拉图学说的这种修改带来了关于形式、质料、实体、本质和偶性的新形而上学，它被亚里士多德用于研究物理变化。以一个人（苏格拉底）和一座特定的山（维苏威火山）为例。两者都在特定的时间产生，经历了许多变化，并且在某一时刻不复存在，或将会不复存在。当苏格拉底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很小，不能走路、说话或独立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长大了，学会了做这些事情，获得了很多新属性，也失去了其他一些属性。他从未失去的属性是作为人（being human），这对他的本性来说是本质性的。对于任何具有这一属性的事物而言，这种属性都是本质性的；与这种属性相比，苏格拉底曾经缺乏但后来获得的那些

属性，以及他曾经拥有后来失去的那些属性，都是非本质性的，或者说是“偶然的”。关于维苏威火山，也可以讲一个类似的故事。它也有本质属性，包括是一座山（being a mountain），如果没有该属性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它同样也有偶然属性，这些属性可以被得到和失去，而不影响火山的继续存在。

对于苏格拉底和维苏威火山这种历经上述类型的变化而持续存在的事物，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体”（substances）。但是，既然这些实体本身有生有灭，那么实体或者实体内部必定也有变化。这是如何可能的呢？亚里士多德的模型预设：要有变化，就必定有某种发生变化的事物。如果没有任何实体能够历经变化，那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他的答案是，发生变化的是原初质料或者初始质料，它们组成了像苏格拉底和维苏威火山这样的实体。那是种什么东西？不幸的是，答案是，原初质料是无差别的东西——一种通用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属性（诸如人性或山性）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其中。追问原初质料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是没用的。把原初质料设想为具有某种属性——在构成了苏格拉底的始得终失的偶然属性之外——就会把它当作一个实体，而它不能是实体，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要求，原初质料是对实体的分析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每个自然实体——每个物理上持存的存在物E——都是这样一种东西：某些原初质料M被实质形式F 所形塑，因而形成了E，E之所是即是F在M之中的存在。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亚里士多德的模型预设：要有变化，就必定有某种发生变化的事物。如果没有任何实体能够历经变化，那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他的答案是，发生变化的是原初质料或者初始质料，它们组成了像苏格拉底和维苏威火山这样的实体。那是种什么东西？不幸的是，答案是，原初质料是无差别的东西——一种通用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属性（诸如人性或山性）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其中。追问原初质料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是没用的。把原初质料设想为具有某种属性——在构成了苏格拉底的始得终失的偶然属性之外——就会把它当作一个实体，而它不能是实体，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要求，原初质料是对实体的分析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每个自然实体——每个物理上持存的存在物E——都是这样一种东西：某些原初质料M被实质形式F所形塑，因而形成了E，E之所是即是F在M之中的存在。

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记住，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ⅰ）偶然存在的实体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ⅱ）它们的形式并不是独立于它们所赋形的实体而存在的，因此，（ⅲ）当苏格拉底不复存在的时候，他所独有的任何形式，即他的灵魂，也不复存在了。这意味着，苏格拉底的灵魂实际上是他特定身体的形式或组织原则，既不存在于他生前也不存在于他死后。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人类永生的空间。他确实相信纯粹思想的永恒之神——它是万物之存在的目的论原因或理由，而它自身则是没有原因的。但他的神并不干预这个世界，不是祈祷或崇拜的对象，也不是既可以爱又可以被爱的存在者。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印象，即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和作为萌芽期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或多或少地是同一个人。对他来说，人类最大的目标不是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不是在生活的悲剧和失望面前寻求安慰，也不是在一个不受我们的关切所影响的宇宙中发现终极目标，而是理解宇宙和宇宙中的万物。尽管他相信这是人类最高的善，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人类唯一的善。他很清楚，对于更大范围的人来说，其他形式的美好生活也是可能的，它们不那么有思想性，但是更有实践性。

基于上述内容，如果我们问：总的来说，古希腊哲学对世界做出了哪些贡献？那么我们必然要把以下几点包括在内。

（i）在将以神话和诗歌为基础的口头叙事传统转变为以书面文字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更具批判反思性的文化上，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ⅱ）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展示了将信念建立于证据、论证和理性考查之上，不是建立于权威之上的优势。

（ⅲ）它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在其中，观察到的事实不是通过神的干预来解释的，而是通过遵循普遍规律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的。

（ⅳ）它提出了问题并且提供了概念——真理、证明、定义、物质、心灵、运动、因果、生成等等；这些概念使我们能够科学地思考世界和我们自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们现在所知的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奠定基础。

（ⅴ）它创建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所大学，催生了博雅教育的理念，将数学、科学和人文研究融合到一套课程之中，不仅旨在培养技术的熟练度，还旨在培养智慧。

（ⅵ）它将我们关于神的观念从荷马时代的拟人化观念转变为亚里士多德的全善的、完全理性的宇宙之原因，将柏拉图的善的形式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智结合在一起。

（ⅶ）它将我们关于灵魂的观念从幽灵般的生命气息提升到了有意识体验的主体，这一主体是决策和行动的来源以及道德责任之所在。

尽管这份列表又长又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仍然是不完整的。除了为理性思考和几乎每个领域中的理论知识探究奠定了基础以外，希腊哲学家（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还将对理论真理的探索与个人对意义的紧迫追寻关联起来。他们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把一个观念——任何领域的客观知识都需要精确定义的概念—放在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的中心。他们认为，为了过这样的生活，人们应该努力了解善和幸福的本质。虽然苏格拉底没有声称自己拥有这样的知识，但他确实声称他知道只有通过严格的推理才能获得这些知识。他还认为，知道什么是善就是有足够的动力去行善。因此，他推论道，一个人过上良好生活的最大希望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自身、自身的本性以及关于善的知识。

这一观念被柏拉图所认同，它可以被详述如下：相信一个目标是好的，就是去重视它；相信一个行动方式是好的，就是赋以该行动的践行某种价值。当一个人理性地行动时，他总是做出被他视为当下最佳的行动。采取行动的理由通常包括一个人所寻求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面对旨在带来各种结果的一系列可能行动，人们会评估这些结果的价值，并判断用这些行动实现这些结果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他会选择预期收益最大的行动，也就是用实现结果的概率折算后最具价值的行动。

根据这幅图景，你可以以两种方式犯错——选择一个比你本可以追求的另一个目的更差的目的，或者为通过某个行动达成目的赋予不切实际的可能性。柏拉图会说，可以通过扩展你的知识来使这些失败减至最少。你对善的了解越多，那么比起更有价值的目的，你就越不可能追求不那么有价值的目的。同样，你对自己、他人和世界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不可能误判一个行动，越不可能误判在实施了它之后会产生某种结果的概率。简而言之，增加你对相关的评价性和非评价性事实的知识，应该会增加你获得最佳结果的机会（即使这或许不能保证得到那个结果，因为你的知识可能仍然不完整）。既然习惯性地做出最佳行动的人最有可能得到最佳的结果，那么智慧的人就应该最有机会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此，看起来，如果你总是追求对你来说好的东西（或者道德上好的东西），那么获得智慧应该会最大化你变得幸福（或者变得有德性）的机会。如果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在对你来说好的东西和本身就好的东西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那么对智慧的追求可能就会变成对德性和幸福的追求。

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话还有很多可说，但德性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仍然悬而未决。一个担忧涉及这一前提，即我们总是会做出被我们视为当下最佳的行动。而这一点并不是显然的。有时，一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可能相信（甚至是知道）某个行动是最佳的，但不去践行它，因为我们受到其他事情的诱惑。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这方面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至今仍在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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