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贾舜尧去世的消息时，我先是错愕，尔后感到愧疚。因为我在另一个时区，他于北京时间清晨在朋友圈里“告别”的两分钟后，我就看到了他的告别语。当时并没有马上联系他，毕竟印象中他时不时会在朋友圈里说一些类似的话，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次也只是情绪宣泄而已。然而，这次恰恰是例外。最后的结果让我为当时没有马上做些什么来挽救他而感到非常后悔。之后，从其他朋友处得知，他有陆续给不同的人交代一些琐事，看起来他似乎在一两天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去意已决并未减轻我的愧疚，因为我发觉自己似乎从未与这个素未谋面却共事了近五年的朋友有任何工作以外的联系，以至于我完全不了解他的生活。因此，从记忆的碎片中寻找线索来拼凑出一个鲜活个体并理解他的抉择，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我想我应该一试。这既是为了表达哀思，也是为一位猝然而逝的友人留下一些印记。
我们相识于20年的3月，当时我报名加入“想当国师的哲学家”公众号的编辑团队，他作为主编，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公众号的背景和日常运作。作为一名以政治哲学为志趣的自由主义者，这个以周濂老师一篇文章的标题命名的公众号对我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当时我向他提出的唯一一个疑惑是关于公众号的价值取向，因为我隐约担心公众号是否会在推送内容上会因立场而存在偏颇。他给了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回答：你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从左边看是反讽，从右边看是志向，因而我们是左右逢源、兼收并蓄的。我不清楚这是否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至少从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上看，这个取向是符合事实的。作为公众号工作人员里为数不多的自由派，我从未在推送内容的方向上受到任何限制，而且甚至经常被鼓励去搜集整理一些我认同的文章来推送。后来，在发现他是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之后，我不禁在内心打趣道：往左边想是策略，往右边想才是真谛。尽管彼此信奉的价值与理念可能相去甚远，但我们的所有交流与互动都是合乎情理且彼此尊重的，并没有任何的不愉快，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从事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每年江绪林老师的忌日，我们不约而同都会把当天的推送内容留给江老师写的文章以及刘擎老师写的那篇悼词——《追忆与启迪》。这种纪念的方式，从老公号到新公号，从我读本科到现在读博士，从未间断。追忆与启迪，言犹在耳...没想到我们竟要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进行追忆与启迪。
在印象中，我们从未有过对任何理论问题或公共事务有过交流，这或许是一个略具现实感的自由派与一个施派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要理解他的“决断”，就离不开他的思想志趣和公共关怀。关于这方面，赵昭和写的悼文已经交代了许多，因而我更愿意从另一些“线索“出发。他最后用的微信昵称是”亨利爵士“，之前用的是”道连格雷的画像“，这都是这都出自王尔德的那部小说。企图通过沉湎于世俗快乐而麻木自己的道连·格雷终究还是无法与自己的堕落和解，即便所有代价都由他的画像来承受。画像被刺穿，沉重的肉身随之湮灭，这是道连·格雷的选择，也是贾舜尧的决断。施特劳斯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者也是有理想的。现实感可以保护我们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种，也会因遮蔽了它所散发出的光亮而让我们看不见前方的路，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道路，注定是荆棘满途。这片土地上的现实对于任何理想主义者来说都是残酷的，隐忍与妥协似乎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作为主人翁来决断自己和共同体的命运，但时运不济的人们之间的友爱与关怀毕竟还是可以使得这种宿命至少不那么痛苦与寂寞。
我愿意相信贾舜尧的决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许对他而言，随着肉身的离去，得以解脱的灵魂便能转过身来。我也诚心希望，在彼岸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友爱与正义的理想城邦，身处其中理想主义者不会受到任何压制，也再不必隐忍与妥协，而他会到达那里。
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国师号” 黄永灏
2024-11-15 写于曼彻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