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忒休斯一号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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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反对主权：紧急权力与罗马十人执政团
Machiavelli Against Sovereignty: Emergency Powers and the Decemvirate
by Eero Arum
本文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关于十人执政团的章节（D 1.35, 1.40-45）对法学式的主权话语提出了一种内部批判。笔者首先透过这些章节与马基雅维利的几个可能来源间的联系来将之脉络化，这几个来源包括李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罗马古代史》以及安德烈亚·菲奥基（Andrea Fiocchi）和朱利奥·庞波尼奥·莱托（Giulio Pomponio Leto）的古物学著作。然后，我分析了马基雅维利关于十人执政团拥有“绝对权威”（autorità assoluta）——法律和其他官员都不对之构成约束——的说法。接下来指出，马基雅维利关于执政官选举的论述包含了一系列对“王权法”（lex regia）的指涉，而罗马人民被认为正是通过“王权法”将最高权力转让给了皇帝。马基雅维利以“王权法”作为执政官选举的范型，揭示出了人民主权学说的政治局限性，他表明即使是自由、公平的选举也很容易产生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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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国家的最高导师”：对1895-1920年间中国政党与党派性的评价
“Parties Are the Supreme Mentors of the Nation”: Appreciations for Parties and Partisanship in China, 1895–1920
by Dongxian Jiang
传统观点认为，政党是“政治哲学的孤儿”，对政党和党派进行系统的规范性论证只是近年来才在西方出现。本文旨在说明，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中反对政党的情感流行之时，对于政党政治的系统论证也已在中国出现。彼时西方的反党主义（antipartyism）从之前对政党是分裂和颠覆性的指责转变为了“进步主义式的”（progressive），即把政党描绘成精英主义的和反民主的“机器”。然而在中国，尽管支持政党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第一种类型的反党主义，但是那种进步主义式的类型却是相对缺乏的，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成熟的政党机器。由富于公共精神的精英们所构成的政党，非但不是民主的障碍，反而被视作是政治奠基的工具：将皇权专制下的被动臣民转变为立宪民主制下的现代积极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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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死亡”：安德丽娅·德沃金思想中作为暴力的强奸、性行为和色情作品
“A New Kind of Death”: Rape, Sex, and Pornography as Violence in Andrea Dworkin’s Thought
by Rose A. Owen
在MeToo事件之后，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同意”这一自由主义概念。无论是用“同意”来区分性爱和强奸，还是将之抬高为获得更好性爱的方式，“同意”都在性暴力讨论中处于核心位置。本文回到安德丽娅·德沃金的思想，认为当代女权主义者必须超越“同意”，通过重新聚焦暴力问题以使强奸理论化。德沃金与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和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一道，批判“同意”掩盖了强奸、性行为和色情中的暴力。通过将暴力界定为一个物化（objectification）的过程，德沃金揭露了强奸、色情作品以及异性间基于同意的性行为（这一点最具争议）是“一种新的死亡”。反过来，她呼吁女权主义者将暴力的使用作为一种揭露的策略，以确保掩盖在同意和性感化（sexualization）之下的父权暴力能够公之于众。本文的结论是，超越“同意”以重新聚焦暴力问题，为女权主义行动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使一个看似不可想象的没有强奸的世界进入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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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选举民主的平等价值
On the Egalitarian Value of Electoral Democracy
by Steven Klein
在民主理论中，选举竞争通常与最低限度的、现实主义的民主观点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本文主张将选举竞争重新解释为平等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元素。当前的关系平等主义理论通过聚焦于个人在控制权（pover-over）上的平等化，指出选举制度与平等之间存在矛盾。不同于这一观点，文章认为选举竞争可以通过鼓励合作权力（cooperative power）的平等化来促进平等。文章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范畴，即获得合作权力的平等机会，并且说明了这一范畴如何为选举竞争提供平等主义辩护。不过，这一理念并非对现状的肯定。相反，它指向的是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要求，以使其更具竞争性，从而更能够孕育合作权力；同时这样的改革也需要为诸如工会等推动合作权力平等化的组织提供直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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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的 “不安”：现代政教分离的理论基础
John Locke’s “Uneas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y Haig Patapan, Jeffrey Sikkenga
约翰·洛克被公认为是政教分离的理论奠基人之一，而政教分离则是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洛克关于政教分离之价值的主张已经获得了广泛研究，但他关于政教分离可行性的观点却相对而言仍未得到考察。本文认为，洛克坚信政教分离可以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成功实施，因为他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上洞察到，人类因不安而采取行动，而政教分离则消除了那种因宗教原因而造成政治不稳定的不安。最后我们指出，洛克对于不安的理解是他维护政治自由这一更大目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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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查拉图斯特拉对复仇的另一种回应
Passing By: Zarathustra’s Other Response to Revenge
by Shalini Satkunanandan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警告说，复仇所具有的回应性（reactiveness）可能危及共同价值的有益变革。作为尼采虚构的先知，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力图使合作者们克服基督教道德，并且创造出新的肯定世界（world-affirming）的价值。而在他的空间活动中，我发现了一种被忽视的减轻复仇的实践。在查拉图斯特拉对复仇（尤其是作为个人之间复仇基础的历时性复仇）的反应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期待相同之物的永恒轮回。但是，他也例举了一种更为可能的回应。“途经”意味着对彰显主流价值之持存物的一种逐渐趋近又转而远离。尽管尼采启发了争胜式的政治理论，但查拉图斯特拉却避免在晚期现代的日常环境下出现直接竞争，就其本质而言，这种环境在复仇面前是脆弱的。当复仇在公众激情的蓄水池中泛滥时，它就会阻碍那些被主流价值所湮灭的激情获得恢复，而这种恢复对新价值的创造则至关重要。查拉图斯特拉依然会走近日常的环境，以了解作为未来原材料的现在—过去。但在转身离开中，他放松了自己进行价值创造的意志，并且不再对现在—过去怒不可遏。不断的“途经”有助于他接受并更好致力于未来的原材料，从而也接受价值变化的缓慢时间性。由于“途经”所关注的是价值视野而非政治领域，而且它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抵抗，所以对于政治领域而言，它比竞争式的“拒斥”更少回应性。对甘地的价值—实践（value-praxis）的分析，确证了“途经”是一种更少回应性的价值创造策略，而且它也能用来透视不同价值—实践之间的回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