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讽喻:一种象征模式理论》

学术   2024-11-21 11:01   美国  

本文转载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微信公众号

《讽喻:一种象征模式理论》

作者简介




安格斯·弗莱彻(Angus John Stewart Fletcher,1930—2016),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研究领域包括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





译者简介




李茜,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慕尼黑大学戏剧系,曾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领域包括当代剧场与表演、比较文学等。




引言(节选)

用最简单的话说,讽喻言在此而意在彼。它破坏了我们对语言通常的期待,即我们的语词“意味着它们所道出的”。当我们断言Y这个人有X这种特质,那么Y就确实是我们的论断所描述的那样(或至少我们假定如此);但是讽喻的表达方式会使得Y拥有另一些东西(allos),这与公开而直接的陈述所告诉读者的绝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讽喻是如何恰当地被看作一种模式:它是一种对我们的言语进行编码的基础程式。

 

我们经常会将讽喻理论应用到那些读来娱乐的作品中,比如西部小说、科幻小说中的幻想旅程、由虚构的“案件”构成的情节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更为庄严的古老传统的直系后裔。读者也许并不会经常意识到这些作品(主要是小说),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讽喻的。我们可以想见,在中世纪,为了打动听众,牧师的训诫不会采用一段直白、抽象而无趣的开场白,也许甚至都不会特别有象征意味。不过如果听众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在从教堂回家后有条有理地沉思一段寓言中潜藏的意义,而且毫无疑问,在瘟疫和暴乱的年头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中世纪的讽喻是从讲道坛上被人知悉,而现代读者接触到的是其世俗的、但也相当普及的形式。现代小说和侦探故事里的解密仍然蕴含双重意义,其对于情节完整性的重要意义并不下于道德训诫(moralitas)对于牧师寓言的意义。

宗教寓言中更为古老的图像化语言则需要相当多的阐释,因为他们的世界距离我们如此遥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中世纪讽喻作品看起来有如此明显的讽喻性、而现代的讽喻作品(如果我如此扩展范围是正确的话)则不太会被读作寓言。变化的因素实则是对新旧图像志的熟悉程度。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即使并没有真正接触过侦探和谋杀犯,他也能从“私人角度”去理解这个(侦探故事中的)世界,并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其他固有类型。但是对于中世纪宗教象征,则缺乏类似这样的熟悉程度,因此现代读者会认为他读来娱乐的作品和牧师讲道肯定属于不同类别的东西。

 

读者会说,一个好的冒险故事并不需要植入第二重意义来变得意味深长而又能娱乐大众。但是这个反对意见并未触及讽喻的真正标准。讽喻的核心在于它并不需要(need)被解经式阅读,它通常所具有的文学水准,使其本身就具有足够的意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学的表层暗示着某种特殊的意图的双重性,它可以、如同它实际上所是,既可以不需要阐释,又可以在阐释的作用下变得更加丰富和有趣。即使是最精雕细刻的寓言,如果天真地或者粗疏地阅读的话,看到的也只不过是些故事;但是对我们的探讨有意义的是一种让其自身指向第二重阅读的结构,更进一步说,一种被赋予了第二重意义后与其初始意义一起变得更为强有力的东西。

无论你是认为存在着一种纯粹的故事讲述,还是认为任何一种虚构都仅是由程度不一的抽象主题结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想”[dianoia])构成,核心问题都是,在讨论文学时,我们通常都必须准备好在几乎任何一部作品中去分辨出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讽喻。正如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注意到的,从评论的角度看,所有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是讽喻的,不过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一种“纯粹的讽喻”。

 

第一章探讨的是叙事与戏剧的核心关注,即它们的行动体(agents)、它们所呈现的活动中的人。第二章关注讽喻的文本方面,它所编织出的图像(images)表层。在这两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使用的术语有多样化的渊源。作为灵体的行动体(agent as daemon)这一观念来自比较宗教学和基督教历史的研究。用来描述讽喻式图像的“宇宙”(kosmos)观念并非取自科学史,而是来自古代修辞学;我尽力复原这一原初的、而且非常有助益的含义。这个术语还未被大量用于实际的批评中,不过它可以架设一座连通人类学(比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与批评理论(比如新批评或者像是罗莎蒙德·图夫所做的历史类研究)的桥梁。第三章从仪式的角度讨论了行动,仪式这个概念主要在比较宗教学、或者另一个相当不同的来源即心理分析中得到确立。这两种关于仪式的观点是相关的,也都会被采纳。另外,仪式作为一个表示“象征性行动”(symbolic action)的术语也已由肯尼斯·伯克的批评确立。鉴于所有故事都是通过可能性或者必然性整合起来,而依据因果系统的某些类型,第四章处理了这一问题,这便是借助弗雷泽关于接触和交感巫术(contagious and sympathetic magic)的人类学概念来理解讽喻里构成事件基础的因果次序。最后,为了描述被柯勒律治称之为“伪装”(disguise)的主题上的双重性,第五章会调用心理分析中的矛盾感(ambivalence)概念。不过为了更轻松地接近这一概念,我会将“感知力的分离”同心灵中的矛盾冲突联系起来,而按照席勒和康德的看法,这一冲突内在于崇高感中。第六章使用了心理分析理论去呈现讽喻的心理基础。第七章开始讨论美学价值这一根本问题,也提出了这一模式的局限和长处。它呈现出讽喻作者们是如何灵活地在一个本质上严格受控的意图中伸缩,他们又是如何借助反讽与离题评论减轻了单纯仪式的重负,而这样我们也许才可以得到一种“好”的文学。


样章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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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罗德·布鲁姆:一则私人前言


1951年9月,我颇为阴郁地游荡在耶鲁研究生礼堂的休息室。在纽黑文度过的不愉快的几周使我不由思考,在一个似乎相当有敌意的环境中,我到底能坚持多久。在将近六十年前,一个我这样性情和背景的学生,不太可能愉快地待在耶鲁英文系。我留下来了,在这里教了五十五年书,而且始终没有归属感。

那天我走进休息室,听到了对巴托克(Bela Bartok)《钢琴奏鸣曲》的生动演绎,这使我高兴起来。我坐下来,倾听它的激越华丽,演奏的人额前有撮黄头发,正在钢琴后面上下飘飞。巴托克乐曲终了,我走过去将自己介绍给了安格斯·弗莱彻,说了些我是个二十一岁的英文系研究生之类的话。在我们一生友谊开始的时刻,孤独感减退了。

弗莱彻支撑着我在耶鲁的第一年。他毕业之后去了哈佛继续研究生学业,在那里瑞恰慈(I. A. Richards)指导了他的研究,后来就有了这部《讽喻:一种象征模式理论》。弗莱彻和我通过邮件和互访保持着交流,后来则是通过阅读彼此的作品。事后看来,我把自己视作他的学生。作为一个务实的批评家,我需要一个在诗性智慧上的宽怀向导,而在弗莱彻那里,我找到了罕有的无所不包的学识,一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视界。

他为《讽喻》写的新后记使我原本会加在这里的观察显得冗余。我转而用这篇简短的前言表达我的感受,他在专著和论文中所不断获得的批评成就,《讽喻》正是其丰厚的基底。在他的首部著作《讽喻》之后,弗莱彻的作品中影响我最深的是《心灵的色彩:文学中关于思维的猜想》(Colors of the Mind: Conjectures on Thinking in Literature,1991)。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于认知中的修辞仍然所知甚少,尤其是在诗歌中,在借助隐喻进行思考方面,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仅次于莎士比亚。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帮助了我们理解认知性修辞,包括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纳托尔(A. D. Nuttall)、安·班费尔德(Ann Banfield)以及莎隆·卡梅伦(Sharon Cameron)。弗莱彻对我的工作帮助最多,因为他最为关注的是对于思想的再现及其图像学(iconography)。

2

对讽喻的全面探讨——它此前还未在一个真正的理论基础上被论述过——对我来说虽然必定包含有广泛的特定主题,不过《讽喻》一书的开端只是一篇我为诗人阿奇巴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所写的三页论文,他当时在哈佛任博伊尔斯顿修辞学教授(Boylston Professor of Rhetoric)。我的方式是抽象和动态的,而非阐释式和严格遵照时间顺序的。在耶鲁时上过的约翰·蒲柏(John Pope)教授一堂从容的研讨课,让我学习了伊丽莎白时期伟大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抒情诗和史诗,但是现有理论的种子萌芽于为研究麦克利什而对这一模式所做的一个简单理论定义。


自《讽喻》在1964年出版以来,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语言这一领域获得了新的边界,而且确实,整个世界自身都卷入了这场根本性变革,它主要受到全球经济力量转变的压力影响,而这也导致了形而上信仰的危机。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个世界似乎在平行轨道上运行。富裕的国家想要更多的自然资源支撑他们的生活水准,而四分五裂并因此问题丛生的较贫困的国家则经历了以混乱的内部权力斗争为特征的教派战争。并非没有先例,宗教分歧掩盖了权势集团与革新者的贪婪,他们所推行的是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短期愿景,与此相伴,电子科技塑造了一种看似(如果不是实际上)萎缩但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膨胀的人际交流的空间——互联网只是其最为明显的例子。


我提到这些显著改变是因为,一种萎缩中的交流空间对于讽喻这整个问题来说正中要害。许多年之前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现状的种子就已经撒进了土里,或者至少即将被种下,几十年来,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某种预料之中的结论:不仅在西方,在世界上的每个地方,讽喻模式将会重获它在中世纪所占据的显要地位,而它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出现了。看到讽喻持续地确认其宇宙式力量,尽管我从未对这一前景感到欣喜,但至少这是一种被确认了的预测。 








目录

插图表 ix

一则私人前言 3

致 谢 9

引 言  10

1. 灵力行动体  40

2. 宇宙式图像  99

3. 象征行动:进程与战斗  201

4. 讽喻式因果关联:巫术与仪式形式  245

5. 主题效果:矛盾感、崇高感和如画感  297

6. 心理分析式类比:强迫心理与强迫行为  375

7. 价值与意图:讽喻的局限  407

后 记  478

2012 版后记  488

插 图  541

参考书目  571

索 引  597

译后记  621

《讽喻:一种象征模式理论》,安格斯·弗莱彻著,李茜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7月出版,定价128元


编辑 | 殷若楠


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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