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 罗素：我们还能获得幸福吗？

从一些朋友间的交谈和书籍中，我差点得出结论：幸福在现代世界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发现，在我三省吾身、到国外旅行或与我家园丁交谈时，这个观点往往烟消云散。之前，我谈到了我的文人朋友的不幸福；在本章中，我愿对我一生中遇到的幸福的人做一番考察。

幸福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不过当然有的介于两者之间。这两类可以区分为：平凡的幸福与幻想的幸福、肉体的幸福和精神的幸福、心灵的幸福和头脑的幸福。当然，要确定某种幸福属于哪一类，取决于有待证明的论点。我现在不想证明任何论点，只想对其加以描述。要描述这两种幸福之间的区别，或许最简单的方法是说：一种幸福人人都能获得，另一种只有能读会写的人才能获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认识一个以打井为生、幸福感满满的人。他身材挺拔，肌肉发达；但他目不识丁。1885年他拿到一张议会选票，才第一次知道有议会这么一个机构存在。他的幸福不是依赖于他的智力；不是基于信仰自然法则、物种的完美性、公共事业的公有制或基督复临，也不是基于信仰知识分子眼中享受生活所必需的任何信条。他的幸福来自充沛的体力、充足的工作机会，以及克服凿石掘井中遇到的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我家园丁的幸福属于同一类；他发动了一场针对兔子的常年战争，他提起兔子时的口气就像伦敦警察厅提到布尔什维克分子一样；他认为它们邪恶、阴险、凶猛，只能用同样狡猾的手段来对付。在北欧神话中，英灵神殿的英雄们每天都猎杀野猪，可他们晚上猎杀的野猪在第二天早上又奇迹般地复活。像他们一样，我的园丁每天杀死几个敌人，不用担心敌人第二天消失。虽然他年逾七旬，整天忙碌，骑自行车往返16英里（约26公里）的山路，但他快乐的源泉取之不尽，那就是“它们这些兔子”。

但你会说，这些简单的快乐对我们上等人来说是得不到的。向兔子这样弱小的生物发动战争有何快乐可言？在我看来，这个论点很糟糕。兔子可比黄热病杆菌体型大得多，但上等人却能从与后者的战争中找到快乐。从情感满足这个角度来看，类似我园丁的快乐，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以享受到。教育程度的差异体现在带来快乐的事情不同。必须克服一定困难后取得的成功才能带来快乐；尽管最终还是成功了，但这些困难使人在动手之前对能否成功没有把握。这也许就是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是幸福之源的主要原因。低估自己的人总是对成功感到惊讶，而高估自己的人经常对失败感到惊讶。前一种意外令人愉悦，后一种令人不快。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过于自负，不过也不要过于谦虚而失去进取心。

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部分人中，当今最幸福的是科学工作者。他们中许多最杰出的人在情绪上很简单，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可以从吃饭甚至结婚这样的俗事中获得快乐。艺术家和文学家认为他们的婚姻不幸福是理所当然的，但科学界的人往往仍然能够享受老式的家庭之乐。这是因为，他们把出色的智力完全用于工作中，不允许它闯入毫无用武之地的领域。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因为在现代世界，科学日益进步和强大；也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外行，所有人对科学的重要性都毫不怀疑。因此，他们不需要复杂的情绪，因为简单的情绪不会给他们带来障碍。复杂的情绪就像河里的泡沫，只有在平稳的水流遇障碍才能产生。但只要生命活力不受阻碍，它们就不会在表面上产生涟漪，它们的力量在不留心的人看来并不明显。

取得幸福的所有条件，在科学家的生活中都得以满足。他从事的事业使他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取得的成果不仅在他自己看来很重要，在公众看来也很重要，哪怕他们丝毫不理解这些成果。在这方面，他比艺术家更幸运。当公众无法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就会断定画或诗很糟糕。当他们无法理解相对论，他们会（正确地）断定是自己受教育程度不够。因此，爱因斯坦受到尊重，而最好的画家在阁楼里挨饿；爱因斯坦感到快乐而画家不开心。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需要不断面对大众的怀疑，需要不断以对抗的姿态坚持己见，那么他很少能真正感到快乐，除非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圈子里，忘记冷酷的外部世界。从事科学的人不需要小圈子，因为除了他的同事之外，每个人都在说他的好。相反，艺术家处于痛苦的境地，必须选择是受人鄙视，还是成为可鄙之人。如果他具备一流的实力，他必然招致非此即彼的不幸——如果他发挥自己的实力，就会受人鄙视；如果不发挥实力，就会成为可鄙之人。不过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有些时代，优秀的艺术家，哪怕年纪轻轻，也会受到好评。尽管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可能会虐待米开朗基罗，但他从不认为他不会画画。现代的百万富翁，虽然可能会在江郎才尽的年老艺术家身上一掷千金，但他从来不会觉得他们的工作比他自己的重要。艺术家通常不如科学家快乐，或许与这样的情形有关。

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国家最聪明的年轻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才华找不到合适的用武之地而感到不快乐。但是东方国家的情形并非如此。如今，俄罗斯聪明的年轻人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聪明的年轻人都要快乐。一个新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创造，而他们也满怀创造新世界的热忱信念。旧势力的人被处决、饿死、流放或以其他方式被消灭，因此他们不能像在所有西方国家一样，迫使年轻人要么去干坏事，要么无所事事。在头脑精明的西方人看来，年轻俄罗斯人的信仰可能显得幼稚粗糙，但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而且是他们向往的新世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界一旦建立，将使普通俄罗斯人比革命前更幸福。这可能不是一个让成熟的西方知识分子感到快乐的世界，但他们不必生活在这个世界啊。因此，任何实用主义的检验都表明，俄罗斯年轻人的信仰是正当的，除非有理论依据，否则，谴责它粗糙是没有道理的。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政治上的外部情形干扰了年轻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他们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面临内部障碍。他们可以找到在年轻人看来很重要的事业，这些事业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幸福感。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动有追求的目标——虽然困难，但它并非不可实现。在西方，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男女普遍愤世嫉俗，这是他们的舒适感与无力感结合的产物。无力感让人觉得什么都不值得做，而舒适感让这种感觉的痛苦可以忍受。整个东方的大学生比现代西方的大学生更能影响公众舆论，但与西方相比，他们获得可观收入的机会要少得多。由于他们既不是无能为力，也没法舒适安逸，他们会成为改革者或革命者，而不是愤世嫉俗者。改革者或革命者的幸福取决于他所从事的公共事业的进程，即使在被处决的时候，他也可能比生活舒适的愤世嫉俗者感受到更多真正的幸福。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来参观我的学校，打算回家在保守反动的家乡创建一所类似的学校。他预计自己可能会因办学而被砍头，但他享受着我不得不羡慕的平静的幸福感。

然而，我并不想借此说明这些高尚的幸福才是人们唯一可获得的幸福。事实上，这种幸福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因为它要求的某种能力和某种兴趣都并不普遍。不是只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也不是只有卓越的政治家才能在倡导某项事业时获得快乐。任何能够发展出某种专业技能的人都可以享受工作的乐趣，只要他能够对发挥技能本身感到满足，而不期望获得普遍的赞许。

我认识一个年轻时就双腿残废的人，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快乐；他撰写了五卷防治玫瑰枯萎病的著作，我一直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无缘结识很多贝壳学家，但我从认识他们的人那里了解到，研究贝壳的人会乐在其中。我认识一个人，他曾是世界上最好的排字师，所有致力于发明新艺术品种的人都在找他；那些不轻易向别人示敬的人真心敬重他，但他从中得到的快乐，不如他施展手艺时获得的快乐更多；这种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时获得的快乐并无太大不同。我还认识一些排字师，他们擅长数学排版、景教文字和楔形文字排版，以及其他过时和困难的版式。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在工作中，他们的建设性本能得到了充分满足。

人们习惯说，在我们这个机器时代，人们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的空间，不如以前的工匠在熟练工作中获得乐趣的空间大。我丝毫不敢断定这是真的：的确，如今的熟练工人从事的工作，与中世纪工匠从事的工作有很大不同，但他在机器经济中仍然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有人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器，有人做设计师，有人做飞机机师、汽车司机，还有其他很多人从事行业所需的技能，几乎可以无限发展。据我观察，在相对原始的社区劳作的农业劳工和农民，并没有汽车司机或机车司机那样快乐。确实，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他耕耘，播种，收获。但是他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并且非常清楚自己靠天吃饭，而使用现代机器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获得一种感觉：人类是自然力量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的确，对于大量仅仅看护机器的人来说，工作是非常无趣的，他们一遍遍重复机械操作，鲜有变化；但工作变得越无趣，就越有可能由机器来完成。  机器生产的最终目标——诚然，我们现在还与之相距甚远——是建立一个系统，将一切无趣的事情交由机器完成，而人类只从事需要变化和创意的工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工作中的无聊与压抑感将比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少。在从事农业的过程中，人类决定忍受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减少饥饿的风险。当人们通过打猎获得食物时，工作是一种乐趣。人们也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今日的富人仍然将这种古老的职业视为娱乐。

但是自从农耕问世，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鄙陋、悲惨和疯狂的时期，一直到现在机器经济兴起才得以解脱。多愁善感的人会谈起农业劳作时与大地接触的感觉，谈起哈代笔下具有哲学头脑的农民成熟的智慧，这当然无可指责；但每个农村年轻人的唯一愿望是在城里找到工作，在那里他可以摆脱风雨的奴役，摆脱暗暗冬夜的孤独，到工厂或电影院里享受可靠的人间气息。伙伴和合作是普通人幸福的基本要素，而这两者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丰富得多。

对某件事情的信念是许多人幸福的源泉。我想到的不仅仅是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到了许多更微小的信仰。我认识的一些人相信英国人就是失落的十个部族 的后裔，他们几乎总是幸福的，而另外一些人相信英国人只是以法莲和玛拿西 部落的后裔，他们的幸福同样无边无际。

我并不是建议读者接受这些信条，因为我不能提倡任何我认为基于错误信仰的幸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能敦促读者相信人类应该只靠理智生活，尽管就我的观察而言，这种信念总能确保获得完美的幸福。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些感兴趣又毫不怪诞的事情并不难，那些对这类事情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会享受闲暇，并彻底消除生活空虚的感觉。

与致力于晦涩的事业相似的是沉迷于一种爱好。一位在世的最杰出的数学家将他的时间平均分配在数学和集邮上。我相信，当他的数学研究没有取得进展时，集邮会给他带来安慰。集邮能够治愈的并不限于数论证明遇到困难时的痛苦，可供收集的也并不是只有邮票。想想看，当你想到旧瓷器、鼻烟壶、罗马硬币、箭镞和燧石工具时，会是多么心醉神迷。

的确，我们中许多人太“高级”，对这些简单的快乐不屑一顾。我们都在童年时经历过这些快乐，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它们不值得成年人去追求。这完全是一个错误；任何对他人无害的快乐都值得珍视。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曾在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在长江逆流而上，从中获得了快乐；非常遗憾，我从未见过南美的亚马孙河与奥里诺科河。虽然这些情绪很简单，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

或者，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棒球迷充满激情的快乐：他迫不及待翻看报纸，从收音机里获得最强烈的刺激。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一位美国著名文学家的情形。从他的书里我推想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但碰巧的是，那时电台正在播放最关键的棒球比赛的结果；他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尘世生活的所有悲伤，当听到他喜欢的球队取得胜利时，他高兴得大喊大叫。自此，我读他的书时不再为他笔下人物的不幸而感到沮丧。

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或许是大多数情况下，时尚和爱好不是基本幸福的来源，只是暂时逃避现实、忘记一些难以面对的痛苦的一种手段。根本的幸福最有赖于对人和事物充满善意的兴趣。

对人的善意兴趣是爱的一种形式，但不是一味攫取、充满占有欲，并总是强调回应的那种形式。后者导致的常常是不快乐。能带来幸福的那种兴趣，体现为喜欢观察别人并从他们的个人特质中找到快乐，希望为所接触的人提供获得兴趣和快乐的机会，而不奢求获得控制他们的权力或得到他们的强烈钦佩。

一个真心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人的人，将拥有幸福的源泉，也能得到对方友善的回应。他与他人的关系，无论是泛泛之交还是郑重其事的交情，都将满足他的兴趣和感情；他不会因对方的忘恩负义而生气，因为他很少会碰到这种情况，碰到了也不会在意。某个人的个性或许会让另一个人神经紧绷，恼羞成怒，但在他平和的眼光看来还蛮有意思。别人长期孜孜以求却仍然无法取得的成果，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由于他自己感到快乐，他会成为一个愉快的伴侣，而这反过来会增添他的快乐。

但所有这些都必须出于真心，决不能源于责任感驱使下产生的自我牺牲的思想。责任感在工作中是有用的，但在人际关系中会令人反感。人们希望别人喜欢自己，而不希望别人只是出于耐心勉强应付。在个人幸福的所有来源中，自发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喜欢上许多人也许是最大的一个。

我在上面提到过对事物的善意兴趣。这句话可能看起来很勉强；人们可能说，对事物怀有善意的兴趣是不可能的。但是，地质学家对岩石或考古学家对废墟的兴趣里面，都有类似的友善的成分，这种兴趣应该成为我们对个人或社会所持态度的一个因素。

人们可能对事物怀有充满敌意而不是善意的兴趣。一个人可能会收集关于蜘蛛栖息地的资料，因为他讨厌蜘蛛，希望生活在蜘蛛稀少的地方。这种兴趣不会带来像地质学家从他的岩石中获得的那种满足感。

尽管就寻常的幸福组成要素而言，对外物的兴趣可能不如对人类同胞的友好态度有价值，但它仍然非常重要。世界辽阔，我们自己的力量又有限。如果我们所有的幸福都与我们的个人环境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很难不对生活提出过分的要求。要求太多的必然结果是你的所得比本来可以得到的还少。如果一个人能够借助对特利腾大公会议 或恒星生命史的真正兴趣来忘记他的烦恼，那么他会发现，当他从无人格的世界漫游回来时，他已经获得了一种沉着和冷静，使自己能够以最佳方式对待烦恼，同时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幸福，哪怕这种幸福只是暂时的。

幸福的秘诀是：让你的兴趣尽可能广泛，你对感兴趣的人和事物的反应尽可能友好而不是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