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还只十六岁，晚上记8分工分，骨子还嫩，出不起过头力，一回生产队里出猪栏粪，这边搭栏粪的是一个壮实的汉子，担子传到我肩上时，已压得我气喘吁吁了。好不容易挨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就放下担子歇口气。那油菜花开得正旺，遮住了视线，刚坐下不久忽然听到锁链与牛轭的撞击声，初不介意，当我警醒起来时却迟了一步，他的出现让我紧张得发窘。只见他怒容满面然后破口训斥：“都要象你这些后生崽俚干活，共产主义要等到牛年马月才能实现”。晚上自然被扣了4分工。
兴祥叔公的阶级斗争性极强，一遇有阻手的事，就说这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捣乱。于是有个别四类份子就要倒霉了。一倒霉就得挨批判，还得罚义务工。所以四类份子见到他犹如蛇见雄黄一般。用他老婆的话说这个人就只知道“槐积极”。他经常到革委会去汇报，据说他的弟弟就是他亲自主动要求上级给划上了个“坏分子”，由此兄弟几近反目。
兴祥叔公抓生产是积极分子，抓阶段斗争是积极分子。“红海洋”时代每天早上出工他挎着红宝书擎着红旗头一个出畈了。休息时就学语录，只见他把食指往口里沾一下口水就翻开了一页，在读的过程中错字漏句，又不流畅，有些人忍不住要笑。比如他在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句时而他却念成：“领导我们的核心是共产党的力量”。
“简直是篡改！”有人偷偷议论。可没有人跟他公开挑漏子。
那时期，时兴做早敬、晚敬、餐敬，这兴祥叔公是每餐必敬。他先把饭菜盛好放在伟人像前，再翻开红宝念一段大概是“抓紧粮食生产”“要节约闹革命”之类的语录，再举手祝赞。他老婆见他这般，先是笑他至诚、老实。后来觉得太烦絮了，饭一熟就自个人先吃起来。
一回，我去他家有事找他，正赶上吃饭时，我进了他家的门，只见他在恭恭敬敬地做餐敬，态度挺认真，毫无敷衍之意。我有些忍俊不禁了，却又不敢笑出声来。后来才知道这一天他老婆走亲戚了，仅他一人在家，所以就显得很从容了。
生产责任制以后他完全冷落了，他常常大发感慨地说，我跟毛主席干了三十年革命现在全没了。他说走集体化的道路不是蛮好吗？干吗要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呢？后来的后来，村里人渐渐遗忘了他。临死时他还抖抖索索从床头的破絮中摸出5元钱对他侄子说，你就把这钱给我交个党费，他侄子大惑不解地盯着他。他说你帮我交了吧！我以前不欠，现在要死了，还欠什么，我可以对得起党了。他叹了一口气就再也不言语了。
如今的家乡已浸漫在如歌如潮的经济大潮中，兴祥叔公五十年代所唱的歌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预盼虽步履艰难地走了几十年总算姗姗来迟。可惜这一切他都无法目睹了，在恍如隔世的深山里仿佛还听到他在喊着：“嗨哎，嗨哎！”的劳动号子。
我似乎没有理由去嘲笑像兴祥叔公这种的人，因为是时代赋予了他特有的秉性。那个时代，那一代像兴祥叔公的人着实有着一股子忘我奉献的精神境界。我想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人 ，才形成了一种精神合力，曾支撑起过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就是那个时代造就了有着那一种特征的群体。虽然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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