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东，因其地理位置位于太行山以东，古时亦被称为“山左”。作为孔孟之乡，山东孕育出众多的文化巨匠和学术先贤，因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山东博物馆珍藏有大量山左先贤典籍，这些典籍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同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保护和传播地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字：山东博物馆；山左先贤；典籍；地域文化
山东博物馆作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拥有丰富的古籍收藏，其中善本古籍占有的比例较高，共计有503部古籍被收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山东博物馆又有205部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山东博物馆还珍藏有1600余部明清、民国时期山左先贤典籍，它们不仅是研究山东历史、文化、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更是历史的见证，展现着山东文化的独特魅力。
馆藏山左先贤典籍，其来源主要有三：其一，系山东省立图书馆旧有之珍藏。自1909年创立之初，山东省立图书馆就重视搜集整理地方名人著述，特别是王献唐主馆后，更加重视山左典籍的搜集与整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抗战时期，为避免珍贵典籍毁于战火，王献唐带领屈万里、李义贵将一部分典籍运至四川乐山，另一部分寄存于曲阜孔府，后运至江苏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文物典籍陆续被运回山东济南，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二，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而来。该机构成立于1948年，致力于搜集山东各地文献，接收各地古物管理委员会、政府单位等移交的大批文物和古籍。其三，王贡忱、秦洪范、潘蕙馨、王献唐等藏书家，以无私奉献之精神，将其所藏之书捐赠予山东省博物馆，为丰富馆藏作出了重要贡献。
馆藏山左先贤典籍不仅藏量丰富，而且具有系统性，其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别，版本多样。在这些版本中最珍贵的是大批稿本、抄本，有些还是孤本、稀见本。其中，明清学者的手稿有200多部，这些都是研究明清齐鲁文化的珍贵史料。本文将从经学典籍、地方志与乡土志、金石学著述、诗文集、笔记与日记这五个方面，对馆藏山左先贤典籍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进行阐述。
清初，在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积极倡导下，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兴起，学者们将关注点重新聚焦于传统经典，从而使得经学得以复兴。得益于此，山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得以顺势发扬，涌现出一批卓越的经学家。馆藏的经学典籍丰富多样，其中不乏珍品，如张尔岐著《周易说略》四卷（清康熙刻本）、《书经直解》四卷（清初抄本），赵执信著《毛诗名物疏钞》不分卷（清稿本），杨钟泰著《尚书今文解》不分卷（清道光十八年载德堂刻本），孔广森著《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姜其垓著《春秋集传折衷录》不分卷（清康熙四十五年稿本）等。
其中，易学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涌现出了张尔岐、刘孔怀、孔广森、郝懿行、牟庭、马国翰、宋书升等易学家。馆藏《周易要义》即为清代山东著名学者宋书升的易学著作。宋书升（1843—1915），字晋之，号旭斋，潍县（今山东潍坊）人。他喜好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以学识渊博著称于时，与荣成孙葆田、胶州柯劭忞、临清徐坊并称‘潍上四贤’。他与孙葆田、郑杲等创立了清末朴学的一个学派——东甫学派，被时人誉为‘小康成’。”[1]《周易要义》初稿仅汇集了汉代易学各家学说，并进行折衷统一。然而，他随后舍弃了其中大部分内容，向上追溯洛氏易学，并汇集汉代和宋代学说，向下汲取诸家观点，以便梳理其实质，并发扬其精华。是书十卷，卷一为上经，卷二为下经，卷三为卦象传上下，卷四为彖象传上下，卷五为爻象传上下，卷六为文言传，卷七为系辞传上下，卷八为说卦篇，卷九、十为周易附说。
小学作为研究经典的基础，涉及文字、音韵和训诂三大核心领域。清代乾嘉考据学派致力于对经典诠释的考证，进而推动了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山东籍学者桂馥、孔广森、王筠、时庸劢在小学研究方面影响及于全国。馆藏《正字略》一卷，为清代文字学家王筠编撰的一部正字学著作。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王筠治《说文》30余年，与段玉裁、桂馥、朱骏声合称“说文四大家”。学界对其研究主要聚焦于《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几部著作，对《正字略》研究较少。此书原名《增订字体辨伪》，为王筠于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在《辨正通俗文字》的基础上写成刊刻，旨在规范当时社会用字、辨正文字。在此后的10余年间，他多次修改、增补，几经易稿，分别于道光十二年（1832）、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刻。其在第四次刊刻时定名《正字略定本》。馆藏两部稿本，即为王筠于道光十八年、道光二十五年两次在刻本上手书批校增补。几易其稿，见证了《正字略》从初创到成熟的演变，体现了王筠多年治学的学术精髓。馆藏王筠著作10余部，多为王献唐主馆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搜集入馆，其中的稿本《文字蒙求》四卷、稿本《说文句读》一卷《说文释例》不分卷、稿本《正字略定本》一卷、稿本《刻鹄轩集古录》一卷、稿本《徐沟笔记》一卷、稿本《顾亭林年谱校录》一卷，均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地方志是记录一地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的综合性文献。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馆藏的地方志数量众多，覆盖面广，纵跨时间长，内容丰富。这些典籍记录了山东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对研究山东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
馆藏明崇祯友声堂刻本《历城县志》十六卷、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刻本《［万历］济阳县志》十卷《［顺治］续志》十卷、清康熙刻本《高苑县志》八卷、清康熙刻本《昌乐县志》六卷、清抄本《［万历］安邱县志》二十八卷（高鸿裁批校并跋）、清抄本《［万历］潍县志》十卷、清抄本《齐乘》六卷（杨峒批校并跋）、清高宗乾隆七年（1742）刻本《莒州志》十五卷等多部地方志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作为地方志的一种，乡土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文献资源。清末以来，山东地区共修纂各类乡土志80余部，高居全国之首，除9种为民国时期修纂外，其余均系清末光绪宣统年间所修。书写于清末民族危亡之际的乡土志，立足本地，记载当地地理环境、山川地貌、民俗风情、乡土文化、物产状况、家族家谱、人物传记等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馆藏乡土志57部，其中多部为孤本，极为珍贵。清光绪抄本《冠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印本《济宁州乡土志》四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商河县乡土志》四卷、清光绪末年抄本《淄川县乡土志》二卷、清宣统元年（1909）抄本《滨州乡土志》、清宣统元年（1909）抄本《郓城县乡土志》等10余种乡土志为孤本。乡土志中记载的传说故事、古村落、古遗存、金石碑刻、名人故居、传统技艺、古树木等，是研究当地历史变迁的重要资料。
图丨清宣统抄本《滨州乡土志》
自宋代以降，山东地区始终位居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地带。清代乾嘉年间，学术风气偏向文字考据，对金石学的繁荣与进步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以钱大昕、王昶、阮元、翁方纲等为代表的学者成为金石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特别是阮元，在担任山东学政期间，编纂《山左金石志》，首次将山东的金石碑刻汇于一编。这部著作史料丰赡，考证精审，不仅是研究山东金石的文献巨著，更是清代金石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启后之作。加之山东金石器物蕴藏丰富，自道光咸丰年间以来，山东金石学迎来了繁荣昌盛时期，涌现出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等享有盛誉的山东籍学者。这些金石学家的著述均被山东博物馆珍藏，且多为稿本。这些著述对于探讨金石学在山东的演变、发展及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馆藏《历代古泉录》为清代金石学家刘喜海辑录，成书于清道光元年（1821）。刘喜海（1793—1853），字吉甫，号燕庭，室名嘉荫簃，诸城逄戈庄（今属山东高密）人，家学渊源深厚，为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刘统勋曾孙、刘墉侄孙、刘镮之之子。他致力于金石、古泉收藏鉴赏，一生收藏宏富，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颂簋就曾经他收藏。《历代古泉录》为济南藏书家王贡忱捐献，有其跋曰：“《历代古泉录》为东武刘燕庭先生手辑。癸酉冬，北平书友刘子杰，得自诸城。出以示余，余珍爱不忍释手。特索直过高，弗克胜。……此书归余，重付装演，改订四册，便翻阅也。济南王贡忱识于止适斋之醒庐。嗣以原订朴雅可爱，改订之意不果。”卷末有跋曰：“辛巳（1821）秋九月兄刘雯时年六十有五，为弟喜海写于嘉荫簃”。钤印：“嘉荫簃藏书印”“味经书屋”“刘喜海印”“御赐清爱堂”等。刘喜海广泛搜集各地金石古物，并编撰著录，“手辑金石文字逾五千通。服宫中外廿余载，所至不名一钱，而箧中泉币尊彝载之兼两。”[2]馆藏多部刘喜海金石学著述，如清道光十八年（1838）原石拓印本《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卷、道光二十年（1840）稿本《古泉苑》一百卷附《皇朝钱法》一卷、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金石苑》不分卷等。
馆藏《簠斋十钟山房印举》为清代山东金石学大家——陈介祺集拓稿本，成书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潍县（今山东潍坊）人。他以文字为切入点，铜器、玺印、石刻、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一生著述宏富，著有《封泥考略》《传古别录》《访碑拓碑笔记》《簠斋金文考》《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文》《簠斋砖瓦文字》《簠斋陶文释存》等。《簠斋十钟山房印举》系广东何昆玉携叶东卿粤署烬余及潘得畬旧藏2000余枚古印来潍，陈介祺出万印楼自藏印，又借李璋煜、李佐贤、吴式芬、吴云、吴大澂、鲍康等藏印若干，集拓而成。《簠斋十钟山房印举》开集各家藏古玺印成谱之先河，为空前巨著，清同治十一年本仅10部，珍贵无比。馆藏陈介祺多部稿本，如《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一卷、《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文》不分卷、《秦始皇诏瓦量残二十种》《簠斋金石墨拓释存》《簠斋汉量文字》不分卷、《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等。这些珍贵的稿本大部分来源于山东省立图书馆，为王献唐主馆时悉心搜求，还有一部分接收自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诗文集是记录诗人、文人创作成果的文献，也是反映一地文化风貌的重要载体。山东自古便是诗文之乡，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文人。馆藏的山东先贤诗文集类典籍数量众多，品质上乘，既有经典名篇，如明代李攀龙的《沧溟先生集》、清代王士禛的《带经堂集》、蒲松龄的《聊斋诗集》等，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佳作。这些文学佳作，不仅展现出山东先贤们的文学才华和艺术造诣，更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人生追求。
馆藏清康熙刻本《边华泉集》八卷《稿》六卷，为明代著名诗人边贡的诗文集。边贡（1476—1532），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进士，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前七子”之一，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称“弘正四杰”。《边华泉集》为边贡卒后，历城刘天民为其编辑成书，分诗八卷文八卷。鲁中立《海岳灵秀集》谓：“华泉之作，虽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庙以前，海岱之才，无其伦比。”胡应麟《诗薮》云：“独边华泉兴象飘邈。而语亦清圆，故当共推此人。”王士禛删定贡诗，序《华泉先生集选》谓：“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沧溟二氏，而筚路蓝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甚至以华泉“比之曹植、谢灵运”[3]。馆藏《边华泉集》八卷《稿》六卷已收录于《山东文献集成》。
图丨清康熙刻本《边华泉集》
馆藏明刻本《海浮山堂词稿》，为明代散曲家冯惟敏创作。冯惟敏（1511—约1580），字汝行，号石门，又号海浮山人，山东临朐人。冯惟敏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散曲、杂剧等，均取得了较高成就。其中以散曲尤为卓著，他继承和发扬了元代豪放本色的散曲曲风，被称为“明代散曲第一人”。《海浮山堂词稿》题材广泛，涉及叹世、隐闲、交游、咏物、农事、家训等类型，其中《农家苦》《忧复雨》《刈麦有感》等散曲，反映了他体察民隐，对农民疾苦的同情。他的作品有的讽刺贪婪，有的批判虐待，有的揭露弊端，还有的揭示邪恶，提醒人们明辨是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王士禛评其散曲“独为杰出”。冯惟敏另有《冯海浮集》《石门集》等诗文集传世。明清时期，临朐冯氏是山东地区著名的科举望族和文学世家。从明朝正德至清朝康熙200余年间，冯氏家族文学事功代代相继。其中最为知名者有冯惟敏、冯惟讷、冯琦、冯溥等。馆藏冯琦多部诗文集，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明刻《宗伯集》八十一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冯用韫先生北海集》四十六卷、清抄本《海岱会集》十二卷。王士禛评价：“二百年来，海岱间推世学者，必首临朐冯氏。”可见其声誉之隆，因此被称为“北海世家”。
笔记与日记是古人记录生活、思考问题的随笔性文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馆藏的山东先贤笔记与日记类典籍，记录了先贤们的生活琐事、思想感悟、学术探讨等内容，为后人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学术追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清康熙刻本《居易录》三十四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王士禛所作的杂俎类笔记。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王士禛清初蜚声诗坛，号称“一代诗宗”，与文学家朱彝尊齐名，并称朱王。王士禛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池北偶谈》《香祖笔记》《渔洋文略》《渔洋诗集》等。《居易录》全书共三十四卷，收录1986条笔记。内容涵盖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康熙四十年（1701）间的见闻，包括人物轶事、诗话品评、辩订考证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王士禛以带经名其堂，而池北书库则为其聚书之所。他酷爱藏书，在《居易录》卷十四也自叙其藏书缘由：“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尝冬日过慈仁寺市，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怊怅不可释，病旬日始起。自知玩物丧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孙知之。”
馆藏清咸丰抄本《雪泥书屋杂志》三卷，为清代经学家牟庭的遗笔，后其子牟房为之编辑成书。牟庭（1759—1832），初名廷相，字陌人，号默人，山东栖霞人。他一生闭户著书，潜心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雪泥书屋杂志》，“是书多为杂考之属，凡天算地理、名物皆有论列。庭学甚博，其考证皆发前人所未发，故此书为考证家必备之篇。此书失去卷一，故无书前序文。”[4]馆藏另有一部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雪泥书屋杂志》四卷，与抄本大致相同。牟庭平生著述不下五十种，最著名的是《尚书同文》《诗切》，因见解独到，被傅斯年誉为郑樵后第一人；梁启超将其著作《周公年表》列为300年来学术名著之一。《尚书同文》与《诗切》已收录于《山左名贤遗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山左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人文荟萃、名士辈出的地方。这里孕育出众多的文化先贤，他们留下的典籍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山东博物馆所藏的山左先贤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出当时山左地区的学术风貌，同时也见证了山东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现在，它们更成为今人探寻古代智慧、开拓现代视野的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1] 焦桂美、李硕：《宋书升〈孝经释义〉的诠释特色》，《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1页。
[2] 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增订本），齐鲁书社，2017年，第216页。
[3] 同[2]，第65页。
[4] 崔巍：《山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民国山左学者著述知见录》（稿本），第48页。
作者：张媛 本文刊载于《文物天地》2024年第8期
编辑：韩瑞
审校：张琳
终审：李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