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东境内元、明、清时期的古运河是唯一全程由人工开凿的一段，是京杭大运河中海拔最高、船闸密度最大、水利工程成就最集中的河段，是确保南北水运贯通的关键河段。历代运河舆图以及沿线的众多水道、堰坝、船闸等水工遗存，是承载历史、镌刻记忆的运河遗产瑰宝，再现了运河山东段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
关键词：山东运河；运河遗迹；考古资料
山东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枢区段，由北至南依次经过德州、聊城、泰安、济宁和枣庄五市，纵贯山东643千米，占其总长的三分之一，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因此，元、明、清三代都把这段河道作为漕运重点。历年来针对与其相关的诸多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不仅发现了河道、沿岸河工设施、码头、闸座等重要遗迹，同时也出土了以沉船为代表的丰富遗物。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与典志、碑刻、画作等文献相结合，为研究元、明、清时期山东段古运河的兴废变迁、修治管理以及沿线附属设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山东境内的京杭大运河由卫运河南段、会通河和泇运河一段构成。卫运河集中在临清以北德州段，会通河从临清至济宁段，以南为泇河段。目前，运河河道在山东段的保存状况各异：正在通航、有水未通航、成为城市景观河道、干涸、被填埋等，但根据史料和考古调查能够将各段河道连成一体。
元代运道的开凿
元代以前，山东地区的古运河有菏水、桓公沟、汴水等，多为局部运河，真正纵贯山东的运河始于元代。元朝统一南北，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亟须转运江南财赋。在隋唐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元初先后凿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段，将大运河截弯取直，贯穿南北，使航道缩短近千千米。
关于济州河的开凿，1989年出土于济宁市南郊张营村的《故朝列大夫大司农丞致仕张公墓志》（图一）记载，时任济阳主簿和济州通判的张楷曾至都提出“疏凿泗、汶二水会于济，达于淮，北导汶水通于利津”之策。朝廷采纳其策，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1]至元二十年（1283），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
图一丨《故朝列大夫大司农丞致仕张公墓志》拓片 山东博物馆藏
为解决东阿至临清之间的运输困难，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元朝开挖会通河。1998年济宁市梁山县文物管理所进行境域文物调查时，在梁山县梁山镇北郊，发现了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该碑由元翰林院直学士承直郎杨文郁撰文，少中大夫礼部尚书张孔孙书丹，奉政大夫兵部郎中李处巽撰额，详细记载了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会通河管理机构、闸坝的营建等重要历史信息。
《元史·河渠志一》载，会通河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已亥开工，六月辛亥成。按《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文所记，此碑立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冬十一月，并详细叙述了当时开挖会通河的全过程。《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立起的时间为竣工后，属于功德碑的类别。该碑是目前发现的有关元代会通河开凿的最早实证。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文详细记载了会通河的起止点，“起须城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行，过东昌，又西北至临清，达御河。”石碑立于梁山镇前码头村的运河岸边，在安民山（俗称小安山，今属梁山县小安山镇）西南2.6千米处，距须城县（今东平县州城镇）约20千米。此位置很有可能就是会通河的起点。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至通州。至元三十年（1293）秋，通州至北京积水潭的通惠河竣工，漕船可直抵北京城内，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明代运道的变迁
明代山东运道发生过4次迁移，分别是袁口改线以及开凿南阳新河、李家口河和泇河。元代虽开通了会通河，但水源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黄河在较长时间内多支并存，运道时通时塞。于是，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重新疏浚会通河，同时因汶上县袁口以北运道被淤，又进行了袁口改线。改线后的新河道自袁口起，北上沿今梁山县与汶上县、东平县交界线，抵达东平大安山[2]。新河道从元时故道东移25千米，由经行安山以南改为安山以北，有利于减少黄河对运河的冲决，更方便获得水源。2014年，考古人员对瓦日铁路跨越京杭大运河段进行了考古勘探，在梁山县小安山镇李官屯村东和东平县常仲口村的交界地带，发现了地下古运河河道河槽、河堤，印证了此段河道的存在。
明中期以后，黄河对运道的干扰主要集中于济宁至徐州间，其中南阳镇至沛县运道因地势低洼，最受黄河影响。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5~1567），工部尚书朱衡在今属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主持开凿了一段运河，北从南阳，南至留城，全长70.5千米，被称为”漕运新渠”。新运道从昭阳湖西移至湖东，地势上舍低就高，成功遏制了黄河决口对运河的侵扰，“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3]为纪念此事，由明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撰文，书法家周天球书写，名石匠吴鼎刻石，乃成《漕运新渠记》碑。内容记述工部尚书朱衡开挖由南阳经夏村至留城141千米的新渠（新运河）、疏浚留城至境山53千米的旧渠（泗河）的通漕运、治黄水的经过。
清代运道的局部变动
清代康、雍、乾三朝，山东运河以维修疏浚为主，河道总体上相对稳定。山东博物馆藏有一卷纸本彩绘《山东运河全图》（图二），纵31、横265厘米，未注绘制作者与绘制年代。该图卷坐标以运河东岸为上方，从右向左展开，对应的方位为自南向北。卷首起自山东峰县（今枣市峰城区）和江南邳州（今江苏邳州）交界处的黄林庄，卷尾止于山东德州和直隶景州交界处的半截碑。全图绘制精细，以传统的形象画法描绘了山东境内京杭大运河的走势，详细标绘出了运河沿岸的闸坝、涵洞、桥梁、堤岸及沿途城池、村镇、祠庙、山脉、河湖、泉流等所在的位置，运河及其他河流、湖泊皆涂淡青色，堤防用土黄色表现，船闸、减水闸、滚水坝、涵洞、斗门、桥梁着青蓝色表示，城池用淡青色勾画立面形象。图中德州处标绘“行宫”，画出新河、旧河及老旧河三条河道。据民国《德县志》载：“雍正十二年因运河河水东啮，逼城台近，乃自皇殿南筑坝，遏塞旧道，不令东折。绕小西关挑引河二百六十五丈，引水从小西关东北流，至小锅市南接合旧流，自皇殿至小锅市遂为废河。”可知德州城外运河废旧河、开新河，事在雍正末年。书中续载：“乾隆二十一年建恩泉行宫，乾隆帝东巡行宫，乾隆帝东巡祭告阙里，经过今县。”可知行宫建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乾隆二十五年（1760）裁德州左卫左所、右所千总，至是千总尽裁。而图上仍标有“德州卫南汛千总”“德州卫北汛千总”，据此推知该图的绘制不会迟过乾隆二十五年（1760），则此图反映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1756~1759）运河山东段错综复杂的水道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图二丨山东运河全图 山东博物馆藏
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结束了黄淮运在清口交汇的格局，运河阻滞。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仅对运河进行了一些局部治理，其间山东运河有三次小规模的河道东移。但是由于工程规模、经费等限制，最后效果都不佳。
码头是大运河上重要的水工设施，是人船货物的集散中心。历史上，由于大运河山东段沿岸闸坝繁多，故供漕船贾舶停靠的码头十分密集。近年考古工作者围绕山东段运河码头开展相关工作，德州码头、武城甲马营码头、临清河隈张庄码头、阳谷七级码头、张秋镇码头、南旺镇码头、台儿庄城区系列运河码头等被重新发现和认知[4]。下面仅对甲马营码头和七级码头作一简要论述。
甲马营码头
甲马营码头位于京杭大运河德州武城县甲马营镇段的卫运河南岸，在相关运河渡口和码头的历史记载中，均可看到甲马营这个地名。古代称港口和码头为水驿（站）或水次。明人程春宇《士商类要·水驿捷要歌》中记载：“渡口相接夹马营，梁家庄住安德行。”《水驿捷要歌》以歌谣的形式记述了明末南北两京之间的46处沿河驿站，其中甲马营水驿编号为33。清代《漕运河道图考·卫河图》以及《山东运河全图》卷中亦绘有甲马营，甲马营和夹马营实应为一地。尤为珍贵的是，由明代王世贞策划，钱榖与其弟子张复共同绘制的《水程图》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了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世贞从太仓宅邸小祇园至北京通州的沿途地景，多数是漕运沿线最基本的驿站与码头，其中就包括一帧《甲马营驿》，细致描绘了往昔驿站的景貌。2015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甲马营码头的考古勘探，结合出土文物，判断该码头的始建年代或可早到宋元时期。
七级码头
元代会通河开通后，阳谷县东部的七级镇因而兴盛繁荣，并以粮食码头著称，有“金七级”之名。明清时期，为便于漕粮存储与转运，运河沿线建有多处存放漕粮的水次仓。据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山东备录（上）》载，七级镇有东阿、阳谷、平阴、肥城和莘县五个水次仓。清包世臣在《闸河日记》中亦载：“十二里抵七级闸，闸入阳谷境，夹岸俱有市。阳谷、莘、东阿三县兑漕之水次也。”[5]七级码头位于京杭大运河阳谷七级镇段会通河东岸。清末以来运河断航淤塞，七级码头一带逐渐被填埋，遂失其踪。2011年，经过考古发掘，七级码头遗址重现于世。该遗址保存完整，码头由顶部平台、17级石砌台阶状慢道及台阶下夯土平台组成。根据同时出土的《重修石磴碑记》所录，此次发掘所见码头为乾隆十年（1745）由民间集资重修而成。现今街道下有连接码头平台宽达1米的古街。古街下有3层土质街道，最下层包含物皆属宋元时期。码头南侧运河东岸的晚期排水设施出土有清代、民国时期的石碑若干。码头两侧出土大量陶片、瓷片和少量铜器，年代最早为金元时期。码头下水边河滩，发现大量反复插拔的木桩痕迹，印证了码头旧日漕运的繁忙和商业的繁荣。
京杭运河山东段，闸坝鳞次栉比，是全程船闸最多的河段，历来有“闸漕”“闸河”之称。运河山东段中间高，两边低，水位落差大，成为制约运河正常通航的一大难题。为节制水量，元明清三代先后在运河山东段上分段设闸百余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以提升船只通行效率并降低风险。
山东运河上闸座以其作用划分，可简单分为节制闸、积水闸和减水闸。节制闸，亦称拦河闸，建在运河主河道上，利用闸门启闭，调整水位、节蓄水源，可分段满足通航水量。节制闸是山东运河闸座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例如，会通河属人工平地开河，河底高而水源少，故节制水源至关重要。明《通漕类编》载，会通河共有72道节制闸。明永乐九年（1411）扩建改造此段运河后，又增闸22座。积水闸，又名进水闸，专为积蓄水源而建，多分布于运河河道东侧及水柜周围。减水闸，为宣泄运道涨水以及河岸坡水所设。如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修建泇运河时修建的郗山减水闸，泄沙沟、郗山等地坡水入微山湖。
大运河山东段以南旺地势为最高，有“南旺者，南北之脊也”[6]之说。为解决水源问题，明永乐年间，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浚会通河。宋礼采纳汶上农民治水专家白英的建议，确定将济宁北的汶水河接入南旺脊顶，并在南旺南北设闸分水，又在周围挖泉建水柜补充运河水源，创造性地征服了南旺水脊。此后，明清两代亦陆续在分水口两岸增建闸座、水口。乾隆年间的《山东运河全图》中的南旺分水口附近，绘有闸15座、斗门水口8个、涵洞6个。它们并非单独运作，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闸群体系，通过上、下闸的联合运行，实现了南北分水的有效控制，保证了航道的流畅贯通。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聊城土桥闸、七级下闸及周家店闸三座船闸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三座闸座的结构均由闸口、雁翅、裹头、绞关石等组成。这些实地考古发掘对了解历史上闸座形制、结构、尺寸和改建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自元代贯通后，大运河在南粮北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均设有征收、运输、存储漕粮的机构，临清、德州两地就设有国家级粮仓。明代，德州仓、临清仓与淮安的丰济仓、徐州的广运仓一起被称为“四大漕运粮仓”。山东段运河已成为全国漕运沟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山东段出土的古沉船是研究运河沿线漕运的重要实物资料。
1956年，济宁市梁山县寿张集镇贾庄村林秭河（宋金河）故道出土了一艘明船（图三），船体由杉木制成，船身呈柳叶形，全长21.8、宽3.44，高1.4米，有舱13间。船体无龙骨，舱门方形，各舱相通，每个舱内都有活板，并放有铁刀及其他兵器、日用品等，第一舱内放置一残锚。古船出土时身向东倾斜，舱内器物都在舱的东面，共174件43种，可分铜、铁、瓷、木、陶、骨、料器数类，计有兵器、马具、军用工具、生活用具等，以军用工具为主。根据出土铁锚上“洪武五年造”铭文，铳筒上“杭州护卫教师……洪武十年月日造”等字样，以及船上发现的“洪武通宝”铜钱，可以推测船是明代洪武初年制造的，因没有后期遗物，故大抵也沉没于洪武时。该船沉没于古运河故道，船内多兵器，应为明代军运漕船，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内河古船中年代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一例。
图三丨梁山古船 山东博物馆藏
2002年4月，聊城对运河进行疏浚时，在闸口（通济闸原址）北100米的会通河河道发现一艘元代漕船。沉船虽已残损，但船底和结构基本保存。船为平底船，由杉木制成，船残长16.2、残宽2、船尾1.62米，船底由长条木板拼接而成，两端另结挡板。根据复原的结果，该船总长为19.8、型宽3.4米，长宽比约为5.8：1。该长度与河北磁县南开河村漳河故道出土的船舷尾部烫有“彰德分省粮船”的元船长18、宽3.02米的尺寸基本相同。同时，在船底舱内，出土了大量瓷片，可辨器形共有杯、碗、盅和韩瓶等43件，都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迄今为止，聊城元代沉船是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中出土的唯一一艘元代古船，对于研究元代漕船的形制、制造工艺及聊城地区漕运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大运河行经山东，平地开河，穿越水脊。南旺分水枢纽使运河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保证了航道的流畅贯通。运河的开凿、疏浚、运行及维护，处处体现了先人的才智与果敢。历代运河舆图以及沿线的众多水道、堰坝、船闸等水工遗存，真实再现了运河山东段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明)宋濂：《元史》卷65《河渠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1626页。
[2]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第103~117页。
[3](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三《河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0页。
[4]吴志刚：《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运河学研究》2021年第6辑。
[5]包世臣：《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年，第142页。
[6](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0页。
作者：杨青 本文刊载于《文物天地》2024年第8期
编辑：韩瑞
审校：陈娟
终审：李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