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叔带你读论文系列55｜什么？波茨曼居然误读了麦克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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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024-09-15 18:5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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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波茨曼错了？这位麦克卢汉的“精神儿子”（他自己自称）居然不懂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居然走了一段弯路？今天的这篇有点硬核！来读读李璟、胡翼青老师的《从“环境”到“波粒二象性”：关于“媒介即环境”的再思考——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四》！如果说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标准阐述，那么毫无疑问是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环境”。这一观点清晰地表明了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不仅表明了媒介环境学在当时的独特视角，也表明了媒介环境学的独特缺陷。尽管麦克卢汉极少用“环境”一词来隐喻或概括媒介，但这一隐喻的发明显然要归功于媒介环境学者对麦克卢汉的理解。综述麦克卢汉一生的发现，大致可以概括成：媒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承载信息，更重要的是它组织信息的方式，而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要说媒介本身就是讯息，而且这种讯息比它携带的信息要重要得多。由此可以推知，麦克卢汉的世界观跟一般学者的世界观是相反的。当大家聚焦于传播的前景，即内容时，他关心的则是传播的背景，即作为背景的媒介。这种高度强调媒介背景性的思想，很容易被波兹曼等麦氏理论的继承者理解为媒介的环境性。不过，波兹曼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强调的是媒介是社会世界的组织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持续运动的过程的而非静止的结构，讨论的是环境的生成性而不是环境的客观存在。尽管麦克卢汉本人也并不总是在任何场合都强调运动的媒介观，但当波兹曼将媒介变成静止的环境时，问题便显现出来了。马修·福勒批评波兹曼偏好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利用媒体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在他看来，媒介环境学的媒介观本质上是对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隐性表达，这种媒介静力学把客观规律特别是物质（媒介物）辩证运动的规律（各种意义上的偏向）视作社会实在的基本构成，并由此热情拥抱一种静态的平衡观念。在1966至1967年的公开演讲与论文发表中，麦克卢汉反复提及“环境”隐喻，并对标“外观/背景”提出了“环境/反环境”这样一对带有隐喻性质的新概念。在他看来，“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有反环境的作用，使我们感知到环境”，因为艺术蕴含着保持人体与环境平衡的感知方式，并赋予个体进行感知系统调整的能力，使其对媒介的环境效应产生免疫。作为背景的新环境具有隐蔽性，但它时刻与作为外观的反环境进行互动和转换，所以人们可以通过反环境提供的“后视镜”来观察媒介的环境效应。麦克卢汉之所以将媒介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媒介作为背景或者环境，能够提供引发最广泛、最深刻变化和转型的动力。在他看来，媒介的环境效应并不遵循“原因在前，结果在后”的秩序，而是代表了一种形式因，所谓形式因指的是一种潜在的变化过程，涉及外观与背景的相互转化。“外观从背景来，复又退回背景中……每一个新的外观都取代其他外观而成为背景”。由此观之，麦克卢汉目之所及的并非新旧之间的取代与更迭，而是外观与背景之间的提升、过时、再现与逆转，其中，他关注的是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而非差异，是变化过程中的交互性而非决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指认电气时代的媒介分析必然是“对一个复杂过程的多层次分析”。在麦克卢汉这里，外观与背景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共鸣式”的，脱离传统因果框架的线性时间性。简言之，他所讨论的是一种定性的因果关系，外观与背景之间的转换遵循一种非线性的“决定论”作用机制。通过强调媒介形式本身的重要性，麦克卢汉绕开了传统传播研究关心的效果与功能问题，凭借对媒介进行存在论式的理解，他探查了人“在世存有”的状态与方式，使其媒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哲学本体论地位。所以麦克卢汉其实和海德格尔一样，面向的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类生态学，是一种“哲学的生态学”。这种生态学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研究“生物体”不能“从外部”来进行研究，而是将“生物体”置于一种与人相关的意向性结构中进行研究。在“媒介即人的延伸”那里，“身体性的存在”被生存论化，经由技术延伸的身体得以感知并熟练地掌控世界。在“媒介即讯息”那里，媒介、艺术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隐喻为由环境、反环境与生物体构成的生态系统，三者在相互作用与同化过程中揭示了人的“在世存有”。如果说，麦克卢汉还能意识到媒介作为环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那么波兹曼则向后退了好几步，尽管他一直把“媒介即环境”的隐喻挂在嘴边，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麦克卢汉的逻辑。在《娱乐至死》的开篇，波兹曼通过将“媒介即讯息”的“讯息”一词替换成“隐喻”，提醒人们注意媒介以隐喻的方式改造着人们的认知结构，从而把媒介的环境效应定位于认识论层面。波兹曼说明了自己改写麦克卢汉警句的原因，“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因此，“媒介即隐喻”是要比“媒介即讯息”更严谨的学术表达。波兹曼认为，有必要更加严肃地讨论媒介，如果说“媒介即隐喻”，那就“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其他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从麦克卢汉到波兹曼，隐喻从一种理解媒介的探索方法变成了一个与“媒介”并列并对其进行解释的概念，后者不是将媒介作为隐喻的本体，而是将媒介喻为隐喻。在此基础上，波兹曼试图从隐喻的认识论价值出发，去讨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即“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尽管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围绕“修辞是否使真理更有效”一直存在争议，但当代理论对修辞的重新评价明显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即便修辞不是使真理有效，而是本身就具有唤醒人的作用”，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隐喻是认知性的，与认识论高度相关。简言之，隐喻的认识论价值在于它通过在两组不相同的事物之间创造相似性而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隐喻性思维在定形人类认知结果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出“媒介即隐喻”是想论证媒介同隐喻一样，在人们认知的加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话语结构和文化表达。现实世界被媒介所定义，而定义的方式不是直接言明，而是通过隐喻来达成，“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波兹曼不仅是在解读麦克卢汉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简化，他甚至直接忽略了麦氏最基本的哲学立场，即反对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他讨论的是媒介展开世界的方式，是人“涉身-嵌入”某种媒介环境的问题。然而，波兹曼却拒绝了麦克卢汉的推进，再次退回到认识论哲学所固化的主客对立之中。在麦克卢汉开启电子式的思维模式以后，波兹曼又折回了机械印刷的工业时代。“Mediaecology”的发明权一直被记在波兹曼的账上，经由他改造的“媒介即环境”观点深入人心。但当我们回溯到麦克卢汉版本的“环境”隐喻时，就会发现他对媒介的阐释要比波兹曼深刻得多。他在“人-媒介-世界”的意向性结构中去探讨媒介的环境效应，从存在论的角度切入，避免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就这样，麦克卢汉将媒介研究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完全对立起来，而且立场十分鲜明。遗憾的是，当波兹曼完全着眼于外部环境对人所形成的包裹与限定时，就无可避免地落回了二元论的窠臼。媒介环境学一直在混用“环境”和“生态”两个概念，可基于二元论的理论构想充其量是一种“环境主义”。波兹曼以后，媒介环境学所钟爱的是一系列讨论外部环境与人类事务之间线性因果关系的决定论主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环境主义的引导下，后来的媒介环境学者只能看到外在于人的一种静态结构，而它所提供的是一种不考虑交互过程的结构性力量。没有“外观/背景”模型背后的那层生态学意味，“外部环境/内部主体”是一个相当简化的模型，它只能描绘出一幅机械化的世界图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工业文明达到了顶峰，而现实的生态问题触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聚焦于现代科学和哲学在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方面的错误。基于对机械论世界图式的批判，一批学者提出了整体关联主义的生态世界观，这种观点引导人们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转而扎根于有机伦、整体论和系统论，确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福勒主要援引了菲利克斯·加塔利的生态哲学观点，而与之长期合作及对话的几位学者，包括吉尔·德勒兹、曼纽尔·德兰达、霍华德·斯莱特，一起为《媒介生态学》的写作提供了一条“连贯的参考线索”。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一系列作品中，“原”、“根茎”、“混沌系”、“无机层/有机层/异质成形层”等带有生态学意味的概念俯拾皆是。不同于浅层生态学将自然客体化，也不同于深层生态学将自然主体化，德、加二人关注的是物质内在的或自然发生的自我组织模式，其中，“最重要且最普遍的模式都与差异化和固结的过程相交织……这些过程可以用来解释宇宙的发展以及生命的演化”。他们宣称，生态哲学领域研究的是“生态学与哲学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结合生态学“将万物关联为一个整体”的方法论，来对特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所以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而这种哲学研究极大地发掘了物的能动性。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的整体形式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相关物而存在，而他所谈及的关系不过是人与媒介及其展开的世界“面对面”的关系，从而自始至终被囚禁于对人类意识而言是外部的内部，通过对主客二元区分的消解更深地封闭在主体性之中。与之不同的是，福勒的整体主义论调扎根于生态哲学所塑造的自然图景，直接脱离与人的相关性，着眼于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由于生态哲学强调关系先于实体，一来依托于实体论的主客二元区分被淡化了，二来事物的性质被定义为在和人以及其他有机体的关系中得以实现的潜在性。在这里，意识或主体的作用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不同于二元论当中作为一种独立实体的意识，整体主义所谈论的意识是“依附于有机体且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意识”。换言之，主体性生产是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固定的形而上学差异在关系中相互过渡，所以当代哲学的任务在于挖掘一组组模态中的潜在条件。当福勒意识到媒介生态中的潜在性与偶发性要比实在性更加丰富时，他的焦点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并尽其所能地去描绘充斥着各种潜在性条件的生态系统。在福勒的理论构想中，“生态”一词关联的是一种哲学思考方式，要以尽可能引发联想或触发生产的方式，绘制出“潜在之潜能”的图谱。在这种媒介生态学中，“媒介”概念所预设的并非与人类意识结构紧密相关的整体形式，而是在“信息技术涉及的跨越政治和自然生态的多重生态”中能量流通与转换的“中间位置”，指向了媒介的居间性与生成性。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福勒将关于生成与流变的哲学观点大胆引入媒介领域，构建起一种具有系统动力学特征的媒介生态学，这是一种有益的开创性尝试，而且相比于媒介环境学粗糙的、机械式的媒介观，这种新实在论的媒介观确实值得重视。但是，福勒试图通过生成性媒介本体论去描述媒介技术的耦合，忽略了媒介的“波粒二象性”，导致这一理论在创新的同时带来了破坏。这种破坏性体现在，将媒介体系的生成还原为无序的分子布朗运动之后，媒介生态学无法为生成性媒介认识论的后续开展提供真正的帮助，毕竟在放弃一切规则与秩序之后，就很难再继续推进具体的研究。它只能描述而无法分析，一旦认定世界和生命赋予意义的秩序不复存在，人类对世界所有的认识便会在一片混沌中迷失方向。福勒的观点确实让人觉得破坏得很彻底，但这种缺乏辩证思考的极度的深刻，恰恰使得生成性媒介本体论走到了尽头，它让传播研究走向了“媒介之后，空无一物”的境地。弗卢塞尔似乎比福勒更了解媒介“波粒二象性”的特征，他强调具象化的重要性，谨防其思考完全跌入不可知论。弗卢塞尔指出：“人们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空洞而抽象的宇宙中，保有这样破碎而抽象的意识。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努力使宇宙与意识具象化，必须将这些粒子组织起来，使它们实体化（变成可抓取、可想象、可触摸的）。”所有动态语境之下都有或隐或显的秩序在交织重叠，弗卢塞尔显然要比福勒更清楚这一点。在前者看来，“20世纪末，作为技术图像符号之一的数字符号正是利用计算机这一装置，使历史转换（崩溃）成点，并再次以组合的方式创造了程序的启蒙，即发挥粉碎历史的功能”，数字符号所生成的新图像与通过模拟抽象而来的传统图像不同，它“将点的要素进行组合，这意味着它忠于程序的计算要素”，同时，“这种图像并不是抽象的图像，而是指向具体之物的移动的产物”。这说明弗卢塞尔采取了一种集合视角的整体观，集合看似以一个流变的整体运行，但并没有因其复杂性、流动性而失去其实在性、物质性。也就是说，福勒只看到世界被分解成无数的粒子或异质的元素，它们时刻处于生成与流变的状态，而弗卢塞尔则更明确地紧扣住数字互联网技术的主题，将媒介研究聚焦于通过边缘计算而链接起来的巨大的云数据，以及具有强大算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换言之，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具有行动力和组织力的媒介”提供了现实投射，才使得抽象的媒介概念获得了具象化的基础，从而为媒介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有价值的媒介本体论，一定是为媒介认识论打下基础，一定要有助于从人类知识的角度研究媒介。媒介本体论发展到目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当物质能动性在这种本体论中被进一步释放以后，它甚至表现出一种能够引领当代哲学发展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认识论，势必需要以一种更贴近新实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媒介问题”，把媒介问题看作是一个波粒二象性问题：媒介像波一样运动，又具有粒子态的结构。一方面，我们需要呼唤一种奋力向前的媒介动力学，因为它“探寻媒介所创造的新的可能，而生命的动力总是存在于持续向前，不是抵达某一终点”。媒介动力学意味着探索各种媒介技术元素的运动模式。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生成过程中的偶然与随机都是“隐”秩序和“显”秩序之间相互重叠的结果，“粒子态”的结构始终是不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面向，这种相对的媒介静力学探索的是各种媒介技术元素的集合。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我们一个星期的文章里，大多数都是直接对应考题，俗称的“喂饭答案”，但是也要有一篇比较硬核的，今天这篇就是如此，你说要考，不会考，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受益良多的。我们天天做考研真题，很容易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认为媒介即讯息就是媒介的一个特点带来社会的一种影响，这种记法很实用，也很直观，所以确实为大家所采用。但是这种思路也可能会局限我们的思维。比如近几年关于媒介是网络、媒介是环境、媒介是基础设施，许多同学就大呼“理解不了”“感觉像哲学”，其实是真的理解不了吗？是思路局限了。这篇文章看起来无疑也是不明觉厉的一类。但是仔细品读一下，它讲了几件事：1、麦克卢汉之所以将媒介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媒介作为背景或者环境，能够提供引发最广泛、最深刻变化和转型的动力。但是这种背景不是我们理解的“原因的原因”，而是一种媒体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当然，媒介的一些特点会造成变化，但这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媒介和人也不是二元对立的，相反是融合的，媒介构成了人的存在和认知的一部分。2、而波兹曼则不理解这个特点，他坚持了传统的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框架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媒介和人的关系撕裂了，媒介成为强加于人的外部技术工具，是“外在于人的一种静态结构，而它所提供的是一种不考虑交互过程的结构性力量。”3、福勒（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学者）的整体主义论调扎根于生态哲学所塑造的自然图景，直接脱离与人的相关性，着眼于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将关于生成与流变的哲学观点大胆引入媒介领域，构建起一种具有系统动力学特征的媒介生态学。但是这种强调变迁的媒介生态学又因为缺乏落点，成为了空谈。4、弗卢塞尔则更明确地紧扣住数字互联网技术的主题，将媒介研究聚焦于通过边缘计算而链接起来的巨大的云数据，以及具有强大算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换言之，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基础设施为“具有行动力和组织力的媒介”提供了现实投射，才使得抽象的媒介概念获得了具象化的基础，从而为媒介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落实到今天，其实也就是媒介是基础设施这个观念的来源。我们简单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到对于媒介的探讨其实上是一个不断的深化，也不断的辩证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的循环。也许我们大多数学校并不会考到媒介和基础设施这么多，也不会要求我们去对麦克鲁汉和波兹曼的观点进行辩证思考。但是这种认知的拓展，对于我们真正理解新闻传播，绝对是有必要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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