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老师亲手给你划了十个重点，够你用五年的！｜瓦叔带你读论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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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024-10-28 18:5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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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朋友们，全体起立！我们的100篇文章没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所以最后几篇文章都要扔出封神的文章，比如胡翼青老师的这篇文章！这么多年新传理论的所有前沿，胡老师这一篇文章就带你全部读透了！真的别嫌长！你前97篇不看都没关系，我只求你把这一篇文章看完！正如丁方舟所见，当施拉姆选择以“Communication”而非“Media”命名这门新兴学科时，便已悄然割裂了传播与媒介的有机关联。而他选定的四位奠基人也都只是将媒介当作承运内容的工具。位于这些研究中心的是媒介的功能与效果，而媒介本身却处在研究视野的边缘，几乎隐匿不见。这种倾向延续至今，根深蒂固。即便数字媒体早已颠覆了大众传媒的技术逻辑与组织架构，持续塑造着全新的传播观，一些研究者却依然“只见文本不见载体”，对媒介本身的意义及其如何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空间、引发并形塑了主体的变迁等重要问题存而不论。因此媒介理论的探讨便十分必要。媒介理论的知识版图可大可小。除了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法国学者德布雷试图创立的媒介学、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媒介技术哲学讨论以及西北欧的媒介化理论，其实都系统回应过媒介为何的问题。这些理论看似讨论了大量与传播和传媒无关的对象、议题，其实引导人们跳出功能主义的窠臼直视媒介本身。透过这些理论可以看到，在物质层面上，作为装置的媒介搅动了“活生生的力量漩涡”由它激发的力场对特定要素产生吸引，促成人、事、物按照媒介设定的互动模式相遇聚合，开启新的经验与新的方法。精神层面上，“媒介即认识论”，信息载体的性质左右着真理的定义。每种媒介都蕴藏自身特有的感知比率与时空尺度，因此能够在空间性的传播与时间性的传承两种维度上形塑文化。今天，具身性、可见性、可供性等一系列新概念正在成为媒介性内涵的组成部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媒介与媒介性或许将成为探索传播学本体论的重要抓手，在引领传播研究前沿的同时，深化本学科的理论底蕴。从最初的理论化过程到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有关媒介化的讨论与物质性思潮时有交叉，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媒介化视为物质性转向的核心观点——物塑造人与社会在传播领域的具体表述。这种接近性，多少暗示了物质性中最棘手的问题也将同样困扰媒介化——宣称物质/媒介决定了人们的处境是否言过其实？在它们面前，人的位置与价值何在?媒介化理论中制度主义传统与社会建构传统、媒介化与中介化之间的分野与摩擦，便浓缩着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鉴于思想之间的同源性，或许可以援引学者们在物质性议题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物质性的理论资源中，以海德格尔、拉图尔、吉布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关系性的视角出发，将物理解为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汇聚，并强调这种本质需要借人之手引出。这已然在物的构成中为人预留了位置，而这也是物性与人性联动的前提。媒介同样如此，无论定情的手帕还是编织人脉的SNS，皆在人运用其传情表意、构建关系时才得以彰显作为媒介的可供性。媒介物的媒介性，本就依靠人来触发。至于人文与社会一方究竟是能动地阐释了技术，还是仅跟随技术逻辑发出回声，无法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媒介类型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研究者在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下展开分析也将影响他们的判断。三、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时空维度上的认识论开拓除了启发传播研究者重新思考作为本体的媒介，物质性也在认识论维度上带来了新的理解方式与阐释框架。近五年来，媒介考古学与媒介地理学就通过引入对物质性的考量，打开了审视媒介与历史想象抑或空间感知互构过程的新路径。随着对媒介考古学理论的研读精进，国内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媒介考古不是简单的媒介史研究，而是包含着一种关注断裂、意外与反复的另类史观。它的引入不仅有助于发掘本土史料中另类的媒介实践，扎根原生历史拓展对传播和媒介的理解，也开辟了一条理解现代媒介技术乃至当下数字媒体实践的路径。而媒介地理学的智力贡献便体现在其勾勒出媒介与传播在空间维度上留下的印迹，拓展了媒介与空间的新维度。它们共同特点是打破时间与空间连贯统一的外表，从裂隙和碎片中发现新意，以此与大写历史形成交锋，质疑、挑战其背后的权力与书写规则。近年来给本土传播学界带来巨大理论震撼的物质性讨论，在重新发现媒介的同时也解蔽了身体。这些讨论一方面揭示了身体的媒介属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嵌入身体中的媒介，并据此追问技术代具的进化如何重塑主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启发研究者从存在论而非功能的意义上理解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总体上看，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的身体讨论正在从初阶的现象描述走向深入的哲学探讨，不再满足于描述媒介使用中身体运动、感官体验等方面呈现的直观变化，而是从现象学、媒介理论、欧陆技术哲学等思想脉络中引入理论资源，透过经验现象达致对主体性的重审，还原其“作为身体的我”的饱满内涵。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体感游戏等新的技术趋势与传播实践，也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辨认出嵌入肉身中的技术要素。作为“义肢”的技术除了延伸人原本的身体，帮助人完成原本无法实现的活动，也将重塑人的存在方式与自我意识，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2018年以来，一批国内学者在这个新敞开的领域中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的研究至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传播研究的视域。其一，引入身体维度开启了对西方哲学传统和深受其影响的传播研究中身心二元论的系列反思，既有传播研究在理解人时，过于倚赖笛卡尔理智论所确立的意识主体，将人和人性片面理解为精神性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在20世纪的现象学思潮中获得了重新检视，其中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知觉现象学分支，系统探讨了身体与意识的相互建构，将感知作为一种比理智更原始的认识维度置于研究中心。由此引申出的身体—主体视角，有助于理解当下与数字技术共生的赛博人。其二，身体维度和具身性视角中也蕴藏着思想史写作的新灵感，随着数字媒体带来更加丰富的具身传播经验，身体维度的重要性在当下不断凸显、孕育新的理论灵感。而由身体开启的新逻辑切入点，或许也能让传播的仪式观等经典的理论和议题获得富有时代性的检视与拓展。其三，在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定位身体，也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与新兴社会现象中增进了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与阐释力。近年来，在具身传播视域下，有研究者基于身体与技术互动的视角梳理阅读界面的变迁，进而发现在“肉身界面—书写界面—机械复制界面—数码网络界面”的演化链条上，发生了阅读主体从缺席退隐到在场回归、阅读社交从单一闭塞到社群互动、阅读体验从视觉优先到人机互融的现实转向。这些围绕具身传播展开的讨论，提醒人们注意到传播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并非简单粗暴地宣判主体死亡，也不必然否定人与技术谈判、积极影响技术趋势的潜能。相反，物质性通过发现“作为身体的我”，让20世纪不断被抽象化的主体重新变得有血有肉。主体以其具身在场影响传播活动的方式获得解蔽。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技术与有别于动物的人从始至终共在共构。而在技术以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人体的今天，审视身体的变迁与重组已然成为关乎存在的紧迫问题。如前所述，人文地理学传统及其新近的媒介地理学进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空间具有歧义性，包含实在与虚拟两个维度。作为人类文明代表性产品的城市就坐落于二者的交界地带，其地理空间和媒介对空间的表征，也包含着多元层次。因此，城市—传播这个复合短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排列组合可能。这为研究者带来了反思城市传播的契机，而物质性视角与拓展了的媒介概念，也在由来已久的城市传播领域中开辟了一条新理路。城市传播的元问题，不仅是传播如何塑造城市，还需要逆向思考城市的物质形态如何影响和建构了人类传播实践的面貌。在城市的物质性一端，数字技术重新定义和生产了空间，而空间则成了喂养数字技术的养料、供它大显身手的舞台与助其推陈出新的试验场。而在传播的物质性一端，城市表现为实体化的媒介，在与城市居民的朝夕相处中，不借助语言符号便可传递意义，发出“无声的言说”。与城市传播一样，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本土研究者较为熟悉的经典研究路径。在最近五年中，其理论范式与研究议题同样从当前以媒介和媒介化社会为中心的讨论、网络与数字现实和朝向媒介物质性的认识论变革中发现了新的探索方向。其中数字劳动呈现了当代社会生活中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的脉络，前者点出了目前媒介化研究中忽略劳动问题的盲点，而后者则基于新媒体产业的现实，指出这些平台正在将个体的创造性不断转化为隐蔽的线上劳作与玩工。传统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以及数字平台实践向劳动的转化，构成了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这一对相伴相生的现象与问题之维，揭示出数字技术一方面加深了劳动时间的异化程度与针对它的剥削，另一方面则在文化与社会空间的层面上，消解了工作与休闲的壁垒。公众通过在数字平台上的消费和娱乐，继续为资本复制效力。因此，资本已不仅仅是发生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问题，而是已弥散在整个社会生活与观念世界的意识形态。数字技术作为当代世界的基础设施与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与弥散的资本互为表里，也提供了对其展开分析的媒介切入角。按照库尔德利的说法，媒介正在成为一种元资本，并以此对布尔迪厄经典场域理论中归纳的其他权力形式施加影响。基于物质建构过程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围绕媒介中心神话建构起来的社会，以及在广阔而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中，媒介中心神话是如何设置并维持下去的。在智能媒体盛行的今天，媒介作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已经跃出布尔迪厄所言的新闻场域，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媒介场域。它有能力统合传统上能够区分出的各个场域及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类型资本，将它们转化、嵌入自身的逻辑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媒介与一切场域都有关系，并正在成为其他场域的技术座架。以在线众包平台为例，其以隐性的数字算法实现劳动控制，让数以万计的廉价劳动力基于动态的、不稳定的需求，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数字劳工。这种跨越时空的广泛联结、协作与剥削，基于贯穿在数字劳动之中的技术逻辑成为可能。在机器识别系统和算法分发机制共同维系下运转的平台媒介，让普通的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被高度人工智能化的媒介技术系统联结起来。这样的媒介跨越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场域分野，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组织网上的商业帝国，也重组线下的商业模式；既在宏观层面建构舆论环境与政治生态，也在微观层面上重组人际的线上线下关系，不断在公众的精神世界中开启新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劳动的场所、形式，也冲击着传统意义上劳动概念的内涵，而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也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更加隐蔽，甚至以玩乐的方式显现。媒介正在不断重写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对于以劳动将自身系于社会之中的主体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此进行的新观察与新诠释尤为应景和重要。七、“后真相”抑或“信息茧房”：平台媒体的技术逻辑后真相”新近被赋予的概念内涵诞生于2016年美国大选时的特殊语境。人们用它来描述选民对于专业新闻机构生产的客观报道失去兴趣，宁愿相信右翼政客在社交媒体上满含偏见、情绪和煽动性的个人言论。总体上看，目前本土研究者的讨论趋于将这个概念泛化，用来描述包含但不限于政治传播的谣言、假新闻、反转新闻等更加驳杂的舆论现象与互联网信息生态。从对待“后真相”的态度与理论观照上看，现有研究通常在应对/治理与包容/接纳两极之间的灰度地带，为自己选择一个略有倾向的定位。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应对/治理一极理解“后真相”，认为其中隐藏着反智主义的苗头，可能给公共生活与新闻业的社会服务造成巨大破坏，带来诸多社会治理难题。另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不少研究者在论及“后真相”问题时，谈到了福柯阐发的真相制度。这种阐释与福柯的生产性权力思想一脉相承，都揭示了权力并不总是通过禁止人们做什么或知道什么来发挥效力。相反，权力总是积极行动，激发训练有素的行动，生产系统的知识与观念。这使得真相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经济学特征，依据意识形态来决定人们解读现实的方式，并且带有一种暴力的权威性。于是关于何为真相的话语嵌入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后真相”或许并不意味着真相的死亡，只是说明人们有关真相的很多习以为常的理解亟待置于新的社会生活与媒体技术环境下予以检视，而诠释真相的权力正在从少数新闻机构向更广泛、更多元的群体转移。在上述两种人文主义路径下对“后真相”的回应之外，其实也存在一种技术主义的诠释路径。这种路径从技术的时间—速度之维反思“后真相”的真相，认为正是由于社交媒体消灭了以往传播过程中固有的距离与时延，急剧压缩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周期，才让完整的新闻报道分解为不完整、不确定的新闻线索，而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达致“一元现实”的理想也趋于破碎，“后真相”时代来临随之被建构为一种能被公众看到的社会现实。算法中的技术逻辑代替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持续重写舆论生成、众意汇聚的路径。相较于在诸多层面上引发学理讨论的“后真相”，“信息茧房”更像是有感于新型信息环境而产生和流行的一种比喻。它大体描述的是人们在算法新闻推荐机制下，将接受更多与自己原有判断、偏好等相一致的信息，宛如在狭小的蚕茧中沉醉于自身观点的回声，从而导致偏激和狭隘的观念。但陈昌凤认为，目前“信息茧房”在国内学界存在较为严重的泛用、误读，一方面，缺少有力的实证研究证明“信息茧房”描述的信息环境已在现实中出现；另一方面，全盘接受和望文生义的概念化研究很多。正如这些探讨指出的，与其说“信息茧房”是一种关于现实的描述和知识，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现象。这样的理解视角，或许同样适用于近年来热议的“过滤泡”“回音室”等类似概念，乃至这些词汇共同指向的症结——“后真相”。无论争议如何不是互联网多元化精神的延续，相反恰恰为其敲响了丧钟。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拉平了现实中存在差异的社会阶层，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平台与算法的逻辑之外。真相的碎片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技术制造的一元化现实，而未来摆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面前的任务，则是质询新闻伦理之外的算法伦理及内容合法性之外的平台合法性。从情感体验上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指向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及对此的崇信，但从概念形成的理路上看，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范畴。民粹主义站在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抬高普通大众的地位，指向阶级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满；而民族主义则指向政治层面的民族国家制度与文化层面上由相通的语言、文字、习俗等构成的族裔。发生在2016年年初的“帝吧出征”事件让已经酝酿多时的网络民族主义浪潮涌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类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网络事件，关注焦点从国内的社会冲突转向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国家地位，而参与者的政治诉求、情感表达和行动策略，也呈现出鲜明的新特征。在由“帝吧出征”事件引发的讨论中，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了与近现代历史上的传统民族主义不同的特征，如其动员过程兼具分散性和纪律性，行动和表达中则同时包含政治诉求与表演的欲望。这种基于网络平台特性而形成的新型民族主义，已经溢出了既有关于民族主义的传统阐释框架。这些现象反过来也延展着形成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想象的共同体，不断追问在新媒体语境下将演化出何种新型的媒介化情感聚落。酷恶意研究者聚焦各种网络出征中以往关注较少的“饭圈迷妹”，以小见大，讨论网络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实践流变。这些网络亚文化和粉丝群体通常被视为倾向于远离政治的后现代商业文化主体，在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出征中完成了政治化的蜕变，使得娱乐和政治两个领域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被打通。这既改变了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方式，也重构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方式，进而带来了民族主义本身的转型，催生了“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它让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行动以全新的游戏化策略获得重组，同时满足个体和群体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的诉求。这波讨论指向的商业主义和娱乐文化对当下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对此后学界研究网络民族主义产生了较大影响。研究者们沿着由此打开的思路，对亚文化群体参与式的传播、以弹幕为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影响以及粉丝群体在此后数年中频繁的“破圈”出征现象，予以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讨论。正如大众传媒曾经塑造了共同体生产和消费历史的方式一样，今天的数字媒体同样带来了记忆形态与记忆方式的深刻重组。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将传媒称为“记忆工业”。研究集体记忆绕不开作为记忆生产和承载体系的媒介，而多元主体共同书写的集体记忆，也构成了理解媒介的重要史料。如他所言，“互联网是一个人工记忆的时代，相互关联的技术环境构建了这个时代”。从即拍即录的智能手机到GPS定位与轨迹追踪，再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代人类保管的庞大数据库，记忆的工业化模式跟随技术进化的步伐，趋近变革。数字隐私概念引出了近年来新兴媒介技术环境下特殊的技术/媒介伦理与生命政治议题。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数字技术日益嵌入流动人口调查和人口档案管理，而这些新的经验现实拓展了福柯有关生命政治的论述——人口统计通过将鲜活的生命档案化，构成了生命政治这一微观治理术的基础，而眼下的数字技术与算法构成了对这一基础的延伸与巩固。它们在物的秩序和话语的秩序之外，构造了与前两者并列的数据秩序，而算法正是这种新秩序的运作方式。这种高度智能化且无所不在的算法治理术，掌控着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与异常，几乎形成一种“密不透风”的管理。不过目前难以数据化的人类行为，依然遗留下了一部分无法被算法追踪的流众，其中是否隐藏着人性的奥秘与突破生命政治统辖的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后人类主义层面的探讨。各种媒体终端在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应用情境，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随之浮现。数字化生活也为各种手机应用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数据的“富矿”。通过收集用户浏览网页时的偏好进行精准的广告推送已是常规操作，在此之外，新的数据形式和使用方法层出不穷——定位服务记录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手机应用读取我们存储在本地的照片，运动手环、AppleWatch等可穿戴设备与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实时记录人体的呼吸、心跳、动作，凝视着使用者的一举一动。而在全民共同参与防控疫情的过程中，健康码、行程码等数字标签实时记录个体的行踪，以技术标识了以时空伴随者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新对象。已有研究者意识到，在这些新型数字实践中涌现的隐私争议不只是伦理问题。在算法与平台经济能将数据转化为自身情报与资讯的技术体系下，数字隐私也包含了复杂的法权问题，甚至牵涉出对人与作为准主体的人工智能之间交往伦理的反思。在当下的数字产业链中，数据不仅是隐私和信息传播的副产品，也是数字经济乃至后续所有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生产性资源，人工智能和算法要想精进，新的自动生产模式若要趋于完善，必须浸润在充足的高质量数据中学习和训练。目前来看，绝大部分生产了数据的用户很少意识到自身所产生数据的价值，任由互联网巨头畅行无阻地无偿圈占这部分本应向用户支付报酬的资源，即便能够意识到，使用者也鲜少具有能和技术巨鳄制衡的力量。更有甚者，数据与数字化正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智媒体生态中制造自我增强的闭环。机器在不断学习和模仿人类思维方式与行动路径的过程中提升智力，这将助益机器将人的表现和活动进一步数字化，进而从人类行为中攫取更多数据资源，以至于“数据代替细胞组成个体的基本单元”。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数字隐私问题已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需要回到主体与技术的关系中寻求一种人与物的交往伦理，更需要来自政治学、法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元学科的对话与协作。曾几何时，隐私作为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的存在，鲜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其重要性。然而当下数字技术的演进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活跃表现，使个人的身体与生命成为技术微观治理的重要界面。如今，数字隐私牵出的讨论与思考已不止于廓清群己界限，更指向横陈在技术凝视下赤裸的生命。这些由技术记录、被技术管理，又为技术所征用的个体生命印迹，为理解数字技术中秘而不宣又丝丝入扣的权力运作掀开了一角。这篇文章我们留下了差不多7700个字。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读不完，但是无所谓，我这个评语，就是写给少数的看完这篇文章的同学看的。我告诉你们，成功的就是你们，因为考研上岸的是少数人，少数识货的人，少数耐心阅读的人。（当然也包括少数听劝的人）这篇文章是胡翼青老师《“媒介世”：物质性语境下传播理论研究的演进》，它的名字比较古怪，所以很多人都直接跳过了。但我看的第一分钟就克制不住读下去的冲动，读完的时候我流泪了。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真的让我意识到：我不可能写的出来这样的文章，即使给我十年也不可能。请注意我这里不是作为研究者，而是作为考研讲师。我不可能像这样，能够用一篇文章既深入，又通俗的讲通十个传播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和它们的整体逻辑。我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拿捏住这五年的几乎所有传播学前沿理论考题接近200道左右的题目（你自己去看，考的是不是这些：媒介化、物质性、SNS、媒介考古学、具身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后真相、信息茧房、网络民族主义、集体记忆、隐私）。但是同学们，你们不是我。你们应该为这篇文章的出现而感到幸运，真的。这一篇论文，基本上把大部分前沿专题的逻辑都讲透了，以我对大多数学校的了解。你在这篇文章之上，加上这些概念的定义，看一两篇里面提到的原文，基本上就没问题了。真的。感谢胡老师，祝福大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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