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1772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1日《经济日报》全部12篇评论+3篇理论，共15篇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晋江经验”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遵循。“晋江经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推动地方发展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对中国民营经济孕育成长和发展壮大历史进程的深刻总结，是新征程上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晋江经验”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适当形式予以固化。改革开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晋江经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具体而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类企业竞相发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就要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企业创新成果。鼓励企业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晋江经验”持续焕发生机的关键所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持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激发企业和个人创新活力，让创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音。植根于实践土壤的“晋江经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面对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和国内发展阶段的转换，我们要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继续发扬爱拼敢赢精神，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地要始终坚持立足本地实际、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勇担使命、大胆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前行。02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内在要求
宏观经济治理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创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而深化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目的在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一是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高质量发展是质和量的统一。从经济增长量的要求上看，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重要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是人均GDP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到2035年，GDP总量按2020年不变价格要翻一番，即从2021年至2035年的15年里，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以上；到2050年前后，GDP总量按不变价格增长近两倍，从2021年到2050年的30年里，年均GDP增长达到4.6%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创新力，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特别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推动产业创新和结构升级，才可能在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发生系统性深刻变化的过程中，有效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大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方面，在宏观调控政策上不断提高科学性。适应市场经济周期性变化和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变化，切实通过逆周期调节，淡化周期波动性；通过跨周期调节，切实降低宏观经济调控长期成本。通过政策统筹协调，切实使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价格政策等能够形成方向上的一致性，促进宏观经济趋向于均衡，宏观经济目标特别是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基本指标如期达成。这就要求在经济体制机制上，特别是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治理方式上不断提高有效性。适应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变化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演变，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冲需求冲击、稳定经济增长、淡化经济周期、推动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稳健达成的同时，对冲供给侧冲击，注重培育新动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逐渐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态，切实加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这一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原则，使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升级、需求侧调控和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均衡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等多方面切实实现有机统一。因此，《决定》要求，一方面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二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统一的现代化进程，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目标是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非单纯的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正如《决定》所指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因此，必须在实现经济发展基础上切实促进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在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硬道理的同时，切实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这就特别要求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能力上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推动统筹协调与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现代化进程不协调甚至脱节的深刻矛盾。其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其中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也必然是空前的。一方面，就我国自身而言，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会相应地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就世界格局演变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使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特别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将更为尖锐。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不仅要有效处理总量失衡矛盾，更要深入处理结构性失衡矛盾，尤其要注重缓解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缓解失业与空位并存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过密与过疏并存的人口分布矛盾，财产存量和收入增量上差距扩大的分配结构失衡，等等。要求宏观经济治理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体系而言，坚持这一原则极为重要。三是实现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弥补市场失灵，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具有竞争性效率，但也有多方面的局限，除去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的价格刚性（黏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等现象外，在长期发展中的局限性更为突出。这就特别需要构建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以在体制机制上为实现长期发展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供相应的制度条件。首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切实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正如《决定》所强调的：“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市场竞争主体本身竞争力普遍不强等各方面发展性和体制性原因，特别是在与发达经济体差距显著的条件下，依靠市场力量本身难以实现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的大幅上升和全面超越，需要更好地把市场与政府统一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竞争力。一方面，在发展意义上，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明确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布局引领未来产业等方面的目标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上贯通教育科技人才机制；需要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明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从人才资源上形成战略科学家、杰出工程师、领军企业家以及一流产业技工之间的合力。为此，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而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激励等多方面提供经济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改革意义上，需要推进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造就大批世界一流的企业，提升市场力量的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以及相应的法治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对于适应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而言，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难以满足理论上实现充分有效资源配置的条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产权制度的不完备等多种原因，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及局限性，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上的局限。人类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巨额生态赤字。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决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要求之一，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但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单纯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本身难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环境领域存在严重的外部性。因此需要超越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协调治理。因而，宏观经济治理甚至国际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极为重要。《决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是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健全和完善，需要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条件。事实上，我国在经济长期强劲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发展时期，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极为尖锐，迫切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体制机制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03 着力优化消费软环境
蒋 波
近段时间，江苏无锡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微窗口”行动，引导督促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打造令公众放心的消费环境，在社会上引发好评。良好的消费环境能够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增长。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虚假宣传、价格欺诈、霸王条款等乱象依然存在，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削弱了民众的消费信心。消费有活力，经济才有动力。当前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对消费品质、体验感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为了营造让人放心的消费环境，我们必须准确识别消费者的“槽点”，打通堵点，努力清除消费的“雷区”。打造优质的消费软环境，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通过制定和修订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监管力度，完善消费规则，及时堵塞漏洞，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如今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趋向多样化、个性化，要更加关注需求变化，优化供给结构。鼓励技术创新和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拓展消费场景，丰富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从而激发消费潜力。还要建立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快速响应消费者诉求。要完善投诉处理机制，提高处理效率和质量，确保及时有效回应消费者合理诉求。04 IP巨头为何转战线下
□ 周明阳
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IP（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众多IP巨头不再局限于对线上市场的争夺，而是纷纷将目光投向线下，通过开设主题乐园等方式拓展业务版图。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Netflix）日前宣布，将在2025年开设两个主题乐园。与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等传统主题公园不同，奈飞的主题乐园将建在购物中心里，充分利用现有的商业空间建造一个大型体验式娱乐场所。乐园将涵盖沉浸式剧院、密室逃脱、混合现实游戏等板块，旨在提供集娱乐、购物、美食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当前，文旅行业呈现出消费需求多样化的特点，主题乐园成为“文旅+”的重要业态。奈飞此前已经与韩国主题乐园巨头爱宝乐园合作，围绕奈飞人气IP打造主题园区，于今年9月初正式开放。索尼正在从IP授权合作转向开发自有品牌，在美国推出其首个沉浸式娱乐体验场所Wonderverse，提供实体和虚拟现实游戏、主题互动装置以及餐饮。华纳对于旗下热门IP“哈利·波特”进行了深度开发，呈现形式包括乐园、线下娱乐场所等，还将推出绿野仙踪主题区，并计划在未来继续开发更多的热门IP主题区。在国内，华强方特以“熊出没”IP为核心打造了一系列主题公园，并将IP衍生至酒店、文创产品等；奥飞娱乐也通过授权模式开展主题乐园合作，将“超级飞侠”“喜羊羊与灰太狼”等热门IP拓展至线下。通过转战线下，IP巨头们不仅能够将线上的流量和热度转化为线下的实际收益，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发展，还能够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增强粉丝黏性，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效应，以及利用现有购物空间也可以降低前期建造乐园的成本和风险。此外，线下主题乐园的开设为IP巨头们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结合最新的科技手段和设计理念，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娱乐项目和沉浸式体验场景，从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未来，随着更多IP巨头的加入和市场的不断成熟，线下主题乐园有望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热点。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深化5G+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赋能，加快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全行业全链条的应用，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供应链和高标准服务园区。从全球范围看，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新一代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其发展前景之广阔令人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能制造应用规模和发展水平大幅跃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成效明显。工信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建成62家“灯塔工厂”，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40%；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各地因地制宜加快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例如，北京市把握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聚焦高精尖产业体系，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数字化赋能为重要手段；上海市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注重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当前，我国有关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在国家层面，先后发布了《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在地方层面，20多个省份相继发布了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配套政策。其中，《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完成一轮数字化改造。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的自主化水平不高，部分关键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对外依赖度较高，不能完全自主可控。智能制造的国家标准不够完善，企业应用标准去对标、评价时存在“水土不服”，导致不同企业的设备之间兼容性差。智能制造需要有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但是目前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较滞后，技能水平不高，难以满足行业需求。此外，部分中小企业缺乏智能化转型的资金。在智能化过程中，企业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面临挑战，网络安全事件风险增加。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应着力从中观的产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两个方面协同发力。在中观的产业层面，构建用以支持智能制造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解决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的短板。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要紧密合作形成合力。建立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促进产学研结合，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技术创新应用。支持跨行业协作与技术共享，加快不同领域经验和技术的交流，提升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完善智能制造政策支持体系，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智能制造技术和设备的投资。这不仅能缓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压力，也可以激发其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制定一系列针对智能制造的政策、指导文件，明确企业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形成良好政策环境。推广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和认证机制，提升行业整体水平。更新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与国际接轨，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新一代智能工厂建设。通过推动企业向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微观的企业层面，增强技术研发投入。企业积极加大对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投资，建立专门研发团队，专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这不仅能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还可以推动行业的整体创新。例如，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为企业带来新鲜的技术视角、研究成果。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路线图，整合信息技术与生产流程，以提高其效率和灵活性。通过引入智能化设备和自动化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管理，从而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企业要关注数据的收集分析，通过数据驱动决策，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定期组织员工培训，提高他们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相关技能，包括数据分析、操作新设备等。加强员工培训，激励其积极参与智能技术应用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当前，中部地区发展冷暖不均、区域内部合作有待进一步增强等难题亟需破解，在更高起点上，如何更好地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还需要久久为功。近期各省份陆续发布了前三季度经济数据，中部六省中有3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水平；与上半年增速相比，有4个省份增速加快或持平。各方面迹象表明，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正迎来新一轮高潮。从总量看实力，中部地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部六省以约占全国1/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1/4的人口数量，创造了约1/5的经济总量。前三季度，河南、湖北、湖南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位列全国前十。从增速看趋势，中部地区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增多。今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速在经济总量前十的大省和中部均处于领先地位，前三季度同比增长5.7%，领先全国的幅度从上半年的0.8个百分点扩大至0.9个百分点。河南、安徽、江西增速逐季加快。其中，河南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增速较上半年、一季度分别加快0.1个、0.3个百分点；安徽省GDP增速由一季度的5.2%、上半年的5.3%提升至前三季度的5.4%；江西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7%，虽仍低于全国水平，但较一季度、上半年分别加快0.7个和0.2个百分点。此外，湖南同比增长4.5%，增速与上半年持平。从前三季度中部六省的经济表现看，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挺起“硬脊梁”，中部各省竞进势头明显。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多个国家重大战略在此叠加，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属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安徽还被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河南、山西则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部地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竞进势头。前三季度，河南、湖北经济总量分别达到47881.96亿元、41655.01亿元，湖南、安徽分别为37898.74亿元、37257亿元，江西、山西分别为24149.8亿元、17532.53亿元。二是主打“创新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总数的21%，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7.3%和17.8%，用好科教资源集聚优势，是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中部各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逐渐形成比较优势，如湖北的光电子信息、河南的超硬材料、安徽的新能源汽车、湖南的工程机械、江西的航空产业、山西的能源装备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地区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前三季度，安徽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居全国第四位，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均居第一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今年以来持续保持20%以上增长；湖北省锂离子电池、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电子元件、平板电脑产量分别增长70.9%、53.8%、39.8%、24.4%、12.8%；河南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1.8%，高于全国9.5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居中部首位。三是走好“开放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拓展新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积极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实现了由“不东不西”到“左右逢源”的转变，从不沿边不沿海的内陆腹地转变为对外开放新高地。比如，河南省大力发展空中、陆上、海上、网上4条“丝绸之路”，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形成立体开放新格局，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415.8亿元。安徽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有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前三季度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6000亿元，位列中部第一，汽车出口量居全国第一位。今年是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当前，中部地区发展冷暖不均、区域内部合作有待进一步增强等难题亟需破解，在更高起点上，如何更好地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还需要久久为功。科普产业作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统计，2023年我国科普产业市场规模已突破800亿元，年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当前我国科普产业发展还存在专业人才紧缺、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技术应用水平有待提高等短板弱项，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日益多元的公众需求。如何突破瓶颈，实现科普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有机融合，则为科普产业发展带来契机。具体而言，数字化可以降低科普内容的制作和传播成本，网络化有助于实现科普资源的广泛共享，智能化能提供个性化推荐和交互式体验。这些特征都为科普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从产业角度来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则能推动科普与科技、文化、旅游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科普+旅游”“科普+游戏”等新模式，拓展科普产业的边界。跨界融合不仅丰富了科普的形式，也为科普产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创新角度来看，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科普产业可以更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提高传播效率，增强公众参与感。智能化技术使得科普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可以实现实时互动，促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网络化特征使得全球科普资源有效整合，有助于搭建众筹众创的科普创新平台，汇聚更多的科普创意资源。展望未来，应多方面着手，进一步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用好技术充分推动科普产业全面提升。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明确科普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鼓励科技企业运用智能技术参与科普产业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建立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平台，通过数字化迭代，促进科技成果向科普产品转化。加大对科普产业创新的投入和政策支持，设立科普产业专项基金，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科普产业孵化基地。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科普产业投融资体系。另一方面，培养复合型科普产业人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加强高校科普相关专业建设，开设跨学科的线下线上课程，培养具备科技知识和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构建科普产业评估新体系，将数字化程度、创新性、经济效益等纳入评估指标，引导科普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制定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规，为科普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科普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科普产业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近日发布的《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出，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在我国老龄化深入演进的背景下，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不仅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也为供给端更新迭代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生态康养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在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基础上，如何持续拓展生态康养空间，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值得研究。自然界以千差万别的形质交互作用，构成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紧密关联。“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我国独特的三级地理阶梯及丰富的气候环境，为拓展生态康养新空间奠定基础。只有牢固树立全民健康理念，将健康政策融入全局、健康服务贯穿全程、健康福祉惠及全民，才能满足人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康养需求。通过依托各地各具特色的资源禀赋优势，围绕“绿养”“水养”“文养”“药养”“动养”“食养”等特色路径，有助于生态康养与医疗服务、养老保健、旅游文化、体育赛事、自然教育、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多业态有机融合，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协调发展格局。未来，要高质量地推进生态康养，应多措并举。一方面，构建“政府引领、企业运营、群众参与”业态，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生态康养。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为深化社会分工、形成完备产业体系、促进技术迭代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乡村康养产业投融资体制。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对乡村康养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建立乡村生态康养产业发展基金。搭建乡村生态康养建设项目库，采用贷款贴息、融资补贴等措施，有效提升绿色金融支持精准性。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发展格局，促使我国乡村发展的“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得到同步提升。此外，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激发自然瑰宝的健康效益。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也是弥足珍贵的自然瑰宝和福泽全民的健康宝库。应在加快国家公园生态产品调查监测和价值核算的同时，根据公益性和供给消费方式的不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服务、生态保护补偿，推动外溢共享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鼓励成立科技创新联盟，积极整合和充分发挥国家、地区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等科技资源优势，加强感知平台建设，不断夯实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技术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餐饮业收入39415亿元，同比增长6.2%，比社零消费同比增速高2.9个百分点。此前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国庆期间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6%。“地标美食”“味蕾游”“网红打卡”“舌尖经济”“市集经济”等热点话题也持续升温。餐饮消费正成为扩内需的重要增长点。餐饮业之所以保持较快增长，与多元化模式的助力不无关联。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加持，以及一系列新消费场景的打造，有效地带动了餐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和活力释放，从而推动餐饮业成为支持消费市场持续扩大的重要力量。今年3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引导餐饮领域平台企业为中小微商户提供技术培训、流量支持等，营造平台与商户共生发展的良性生态。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进一步提出要推进餐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提升市场分析和客户获取能力。进一步提升餐饮行业的竞争力，需要从多元化消费新场景、县域餐饮消费、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等方面发力。精心打造多元化消费新场景，全方位拓宽餐饮消费领域边界。不断创新和丰富餐饮消费场景，打造多元化的消费体验，从单一的就餐场所向多元化、综合化的消费空间转变，全方位拓宽餐饮消费的领域和范围。通过借景利用的方式，打造消费性公共空间，推动市集经济不断兴起。例如，长沙的“潭州市集”通过生动还原宋代长沙市集场景，成功吸引大量游客的目光。此外，海南推出的观光巴士环岛游、湛江的打卡军舰品海鲜等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消费体验。深入挖掘县域餐饮消费潜力，充分展现地方特色美食资源魅力。通过深入探索县域餐饮市场，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同时充分展示和推广各地独具特色的美食资源，促进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驱动餐饮消费市场的繁荣。各地区应紧密结合自身县域优势，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街区，将美食、文化与旅游等业态巧妙融合，以充分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例如，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利用海洋元素打造新颖消费场景，推动县域消费增长；锦州烧烤被誉为“烧烤界的巅峰之作”，凭借其独特的地方风味，已然成为锦州这座城市的闪耀名片。积极支持餐饮消费智能升级，加快餐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步伐。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支持餐饮消费向智能化方向升级，加速餐饮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服务质效，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这促进了科技成果在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还为餐饮消费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智能+零售”模式正在不断挖掘智能服务消费潜力，精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比如，有些新兴的智慧面馆通过自助点单、扫码支付等智能化手段，轻松完成消费者的点餐需求，极大提升了就餐体验。实施有针对性的惠民促消费举措，有效激发餐饮消费市场新活力。通过实施有效的惠民促消费政策措施，运用财政补贴发放消费优惠券的方式有效激发消费服务市场活力，推动餐饮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比如，上海市政府投入实际财政资金5亿元，面向餐饮、住宿、电影、体育4个领域发放“乐·上海”服务消费券，激发餐饮市场活力。青海省、陕西省等地区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提高刚需群体的消费能力。无论是发放消费券、生活补助，还是提高学生资助补助标准等方式，核心都在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拓宽这一群体消费选择，激发餐饮消费市场活力。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中，金融资源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重点产业链技术攻关融资需求，为中国制造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资已突破万亿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积极探索金融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求的新路径新模式，全力促进制造业稳增长、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每个工业强国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作支撑。通过金融这个供血系统，保证资金资源被用到最有创新活力、生产效率最高的领域，才能推动经济高效运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需要金融的强有力支持。金融创新要适配产业创新。科技、产业、金融相互促进、相伴相生，每一次产业变革都始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兴于产业创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制造业不断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金融创新只有适配产业变革节奏，更精准配置到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才能更好服务建设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数字技术能有效助力银行和企业对接合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银行不愿贷、不敢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双方信息不对称。利用数字技术给优质企业打上标签，整合跨区域企业需求，建立健全科技、产业、金融三方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挖掘数据资源打造产融合作平台，为企业融资增信赋能，为金融机构提供授信参考；用算法模型在银行与企业之间搭建起智能匹配对接的桥梁，都是解决产业信息与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产融合作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多年来，金融支持结构存在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中长期贷款增速较低等问题。产业与金融业建立起覆盖银行、保险、证券、信托、资管等全部金融领域的合作体系，推出多元化金融产品，有针对性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将有效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直接融资比重，降低创新成本，缩短攻关周期，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金融活水应流向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中，金融资源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设立的先进制造业集群、5G、工业互联网、工业绿色发展等24个特色专区，都是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助力产业新动能培育的重点领域，将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重点产业链技术攻关融资需求，为中国制造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优化完善制造业金融服务，将助力中国制造行稳致远。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资金链、围绕资金链布局政策链，营造产业与金融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生态环境，将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支撑制造业强筋健骨、由大到强。近期理财市场的讨论度颇高。一方面，受股债跷跷板效应、季末存款波动等因素影响，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有所下滑；另一方面，理财产品“打折”现象再次出现，多家理财公司下调了自身部分产品的费率，有些费率已降至零。分析以上变化，既要看到其背后的短期逻辑，更要看清长期逻辑。短期逻辑显而易见：受业绩波动影响，理财产品规模有所下滑，理财公司希望通过降费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让利，留住老投资者，吸引新投资者。但也要看到，降费只是权宜之计，理财产品的发展要计长远。何为长远？就是实现与投资者共赢。为了实现与投资者共赢，理财产品要靠能力说话。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本质上是将自己的资金交给理财公司打理。很显然，愿意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认为，理财公司的投资经理比自己更专业，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预期收益且可以有效抵御市场波动。尽管理财产品买者自负，但如果卖者的投资能力欠佳、无法满足买者需求，那么买者就会用脚投票，要么另选他人，要么彻底离场。面对投资者的需求，目前我国理财产品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近年来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下降，投资需求主要集中在那些“收益虽然没那么高但风险相对较低”的理财产品上，固定收益类产品备受青睐。但对于金融市场与机构来说，如何借助更多的标准化工具、构造出更多固收类产品的底层资产，这仍是一个难点。再如，理财产品规模的提升与能力建设并不同步，部分产品具有明显的现金化、短期化、同质化特征，顺周期波动问题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理财公司要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投资研究能力。理财的核心在于资产，资产的核心在于配置管理。自从银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开启净值化转型，各家公司比拼的就是投资研究能力、资产配置能力。具体来看，理财公司可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做好投资组合管理，统筹优化底层资产的配置结构，并加大对权益市场投资机遇的把握力度；与此同时，树立逆周期思维，根据投资者需求与市场走势，合理安排理财产品的发行节奏、发行类型，切忌“只要规模不管业绩”。当然，靠能力说话并不意味着盲目追求高收益、提升风险偏好，而是要更好地实现资产收益与负债成本之间的匹配，加强流动性管理，增强投资组合结构韧性，更好地抵御市场波动。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今年9月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提出，着力完善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配套政策制度，鼓励银行理财和信托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优化激励考核机制，畅通入市渠道，提升权益投资规模。这为理财市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理财公司可进一步加强权益投资能力建设，持续创新产品与服务，撬动更多长期资金、耐心资本，全生命周期服务实体经济，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动力。为乡村派驻第一书记，实际上就是为乡村振兴增添人才动力。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不同工作经验的干部深入基层，为乡村发展带来好点子、对接好资源，为当地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在调研中看到，每个地方都对人才表现出渴望。驻村第一书记也将人才引育作为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点工作，为乡村吸引和培养了许多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虽然已有不少大学生、创业者和在外务工人员来到乡村干事创业，但走进乡村的人才与乡村振兴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相比，在数量、技术门类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乡村人才振兴仍需打开思路，多方努力。要充分重视和挖掘乡村本土人才。本土人才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怀和独特的实践经历，在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方面也具备技能优势，应挖掘、培育、运用好这支力量，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关键作用。普梯村在改造过程中，充分挖掘村内石匠、瓦匠、木匠、竹编、烤酒、书法“六艺匠人”，灵活用好本土人才，让匠人们参与村庄建设，带动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不仅要吸引人才、挖掘人才，还要能够留住人才。可以通过在乡村搭建人才平台、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制定有吸引力的引才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同时，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关注外来人才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和融入乡村生活。构建和谐、包容、开放的人才成长环境，使人人尽展其才，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向前进。当地时间10月29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公告，决定从30日起对在华生产并出口至欧盟市场的纯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最终反补贴税。其中，对比亚迪、吉利、上汽集团分别加征17.0%、18.8%、35.3%的关税，对其他除特斯拉以外的“合作”车企征收20.7%的关税，对所有“不配合”的车企征收35.3%的关税。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规之处，是典型的以“公平竞争”为名，行“不公平竞争”之实的保护主义做法。中方对裁决结果不认同、不接受，并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诉讼。目前，上汽集团已公开表示，拟采取必要法律措施，将本案起诉至欧盟法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欧委会是在欧盟相关产业并未提出调查申请的情况下，主动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这本身就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尽管如此，中方仍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本着最大诚意，与欧方进行了多轮磋商，就补贴认定、损害分析、因果关系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客观、公正的阐述和抗辩。然而，欧方依然罔顾事实，无视世贸组织和欧盟反补贴规则，坚持错误认定，裁定高额反补贴税率，引发各界强烈质疑与不满。终裁披露后，在相关电动汽车企业授权下，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向欧委会提交价格承诺方案。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多轮密集磋商，但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的核心关切问题。时至今日，欧委会仍固执地认为，其已掌握足够证据，这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生产商获得了补贴，并给欧盟产业造成了损害威胁，实在匪夷所思。中国电动汽车的蓬勃发展，靠的不是补贴，而是企业自主创新、稳定的供应链、更高的产业聚集度、充分的市场竞争，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快速促进技术迭代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产销规模、技术创新、产业链培育等方面均实现突破并领先世界，形成了强大竞争优势。事实上，产业补贴政策源于欧美，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中国并不存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反观欧美，近年来对电动汽车补贴力度显著加大，且带有大量排他性、歧视性做法，给中国产品进入相关市场设置重重障碍。至于所谓的“损害威胁”，更是主观臆想，经不起推敲。欧盟之所以对华电动汽车高举关税大棒，核心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销售，以保护欧洲本土电动汽车产业。问题是，汽车是个高度全球化的充分竞争产业，为期5年的关税，或许能为欧洲汽车制造商赢得短期的喘息空间，但会损害其长期的竞争力。要看到，当前欧洲汽车制造商本就面临生产成本过高、创新步伐缓慢、监管负担重和资本市场分散等限制。加征关税势必导致其进口汽车零部件成本上升，人为造成供应链危机，使欧洲丧失技术创新机会。更重要的是，欧盟此举不仅损害了中企在欧的公平竞争权益，同时也损害了欧洲消费者利益，对欧盟投资环境会带来负面影响，属于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客观地看，希望中国车企赴欧投资建厂，并非过分之求。但欧盟也要明白，只有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才能真正吸引投资。如果欧盟动不动就利用类似工具发起审查，无疑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令有意愿赴欧投资的企业望而却步。此外，欧盟的做法还会拖累自身绿色转型步伐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全球延缓气候变暖的所有变革中，发展电动汽车是重要路径，这不仅在于电动汽车可减少对全球石油的需求，而且交通领域能更大程度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前，欧盟已设定27个成员国到2030年实现碳减排55%、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但现实是，近期欧洲电动化进程有所放缓。如果欧盟刻意对中国电动汽车“砌墙”，不让市场为消费者持续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无疑会迟滞欧洲的绿色转型进程。作为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欧盟过去的成功得益于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将来也要靠此取得更多成就。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欧方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诺进行磋商。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并一直在为此作出最大努力。目前，双方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新一阶段磋商，希望欧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与中方双向奔赴，相互照顾核心关切，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把党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推向新的历史高度。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4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这反映了改革内涵的深刻变化，也体现了改革自身的演进逻辑。回望我们党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分成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中，改革开放贯穿了两个历史时期，已走过40多年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分析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上，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心任务，面对新的形势，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做好两篇文章，一个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一个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篇文章，而是浑然一体的鸿篇巨制，其突出的主题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既要拓展全面深化改革，也要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说明改革正在向广度拓展，也正在向深度开掘。从广度上讲，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改革的全面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全面”不是平铺式推进、不分主次缓急，而是注重联动和集成，强调改革效应，既要避免“合成谬误”，不同政策相互掣肘，又要防止“分解谬误”，整体任务简单分解。《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内容摆布上，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深度上讲，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系统整体设计，同时鼓励各地进行探索实践，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中蕴含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推动改革取得更大实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体现了改革向纵深推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定不移。改革向深度开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是原有改革持续深入推进，而且改革越往深处走，触及的矛盾问题越复杂，任务越艰巨。例如，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40多年过去了，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很多内容都涉及农业农村改革。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化，需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统筹谋划，《决定》中农业农村改革仍然占有很重的分量，专门有一章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农村改革的重点任务，为新征程上推进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和依据，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进一步”既有贯通性，也有纵深感。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既要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紧密联系，也要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靠的也是改革开放。回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握历史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发展目标和中心任务，三中全会重点研究改革议题，把服务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作为改革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决定》开篇提出“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仍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是《决定》的一个关键词，《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还通过高水平、高质量、完善、健全、深化、提升、加强、创新、优化等关键词将“进一步”的要求贯穿始终。《决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项项改革举措，既具战略性、前瞻性，又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凝结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智慧，将对相关领域改革工作产生重要促进作用。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并明确到2029年、2035年乃至本世纪中叶的改革目标，我们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我们党推进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随着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市场发育不充分、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问题仍然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方面持续加力。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列为主要任务之一，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赋予习近平经济思想新的内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着眼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需要继续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改革越往前走，遇到的困难就越多、挑战就越大、任务就越艰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继续开拓创新，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活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2024年6月，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我国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纵观前几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因素。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诞生为标志，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机械纺纱机等成为当时的颠覆性技术，以这些技术为代表的产业快速发展，促使英国走上世界霸主地位。19世纪下半叶起，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建立起以电力、石油等为支柱的产业体系，在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成为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深远影响和关键作用日益突出。当前，人类社会正加速进入以人工智能为重要技术驱动力，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居于首位。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再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到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再到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产业增添新动力，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2—2023》显示，全球创新格局保持亚美欧三足鼎立态势，科技创新中心东移趋势更加显著，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0位，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进一步迈进。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源头，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两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一方面，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能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或推动既有产业发生重大变革，促进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例如，智能手机的出现，不仅带动手机产业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催生了移动支付、网约车、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同时促进了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的创新发展呼唤更多技术要素投入，无论是新兴产业发展还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使科技成果能够更好对接市场需求，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效显著。2023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33.6%和1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7.3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服务机器人、3D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0.3%、54.0%、23.3%、36.2%。同时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还存在一些难点堵点，例如，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创新链和产业链衔接还不够紧密等。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石油天然气、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农作物种子、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化学制剂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加快突破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这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科学指引。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从晶体管、个人电脑到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许多重大创新成果都来自企业。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01.5万件，其中国内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90.9万件，占比超七成。同时，企业又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了解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可以有效连接技术和市场，最大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从技术到产品到产业到市场，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支持企业成为“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等方式，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高校、科研机构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方面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发挥技术创新协同效应，一些科技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取得了较好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尤其是基础性制度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要在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一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把带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重点科研计划。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产业发展向中高端稳步迈进。二是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科技领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又是产业创新的“领头羊”，要把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纳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整体安排；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出台支持性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鼓励涉及产业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发挥我国市场容量大有利于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的优势，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力度，支持国产先进技术产品快速得到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四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通过建立“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让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畅通人才流动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五是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健全培育长期资本的体制机制，鼓励更多长期资本投向周期长、难度大的科技创新项目，尤其是硬科技项目；完善股权交易机制，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作者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