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民族、国家之间，时时、事事都表现为是与非的纠缠冲突。处理的好，握手把欢；处理的不好，便出恶果。有人将此归为社会戾气，归为刁民难治，等等。
其实不然。
不论法院判决案子，还是政府仲裁经济纠纷，或者是记者报道有关事件，都是是与非的纠缠矛盾。若是带有个人主观情感色彩去处理，必然就会介入到这些是非纠缠中，就成了我们俗话里说的“选边站队”。对于处于对立的矛盾双方，你站在了某一边，另一边必然会将你视为敌人。因此，在处理结果与其期望值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激行为。这些过激行为往往会发泄在是非纠纷的主持处理者身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人家本是奔着公平、公正、合理的目的前来要求裁决，或者是伸求主张，结果发现找了一个给自己“使绊子”的。本来因为矛盾冲突就很上火，发现这位本应公正的反而帮着对方，这种愤怒的情绪就会升级。
传统文化里说，是、非的产生源于双方所站的立场不同、所主张的利益不同，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明确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模糊区间。一旦超过了这个模糊区间，其中的一方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处在模糊的中间区域，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判定是、非的标准，也会因对立双方的身份、地位、环境等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模糊区间。比如我们一向说的“同情弱者”，在判决上向弱者倾斜一下，就是在模糊区间内的倾斜，但是也不会因为“同情弱者”而超过这个区间。
处理这些是非对错，表面上看是在分清是非、理清对错，其本质是平息矛盾，让社会秩序归于和顺。要平息矛盾，首先处理者自己不能陷入到是非中，要处身事外。一旦陷入进去，必然会改变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自己就成了是非中人，必然脱离不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了，肯定的就多了一个仇人。
儒家说的“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从而平息矛盾。秤的原理，就是度量平衡，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生活体现。这杆秤，就如同一个社会：有长、有短，有轻、有重，有动、有定。重的物品一端，秤杆短一些；秤砣轻，秤杆就长一些。固定的是称重的杆，动的是秤砣；用移动的砣、在长短、轻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点。对应社会，那就是重者短、轻者长，就是“向弱者倾斜”的实用操作。
举个例子：如果涉及一场经济纠纷的官司，受害方主张1.8万的赔偿，担责方主张只赔付1.2万，那么，二者的模糊区间就是6千。在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聪明的裁决者本不需要多费神，让双方各退一步，折中1.5万，双方即使各有不满，也不至于招来深仇大恨。若是担责方愿意承担1.2万，裁决者却判决只需要承担9千，那就坏事了。若是受害方家庭情况不好，低收入、年老、或者是什么大病晚期，就会坏大事！
处理矛盾，不是一定要分清楚是非对错，主要是平息对是非对错的争执。古时说的“和稀泥”里面是有智慧的。稀泥的两头：一边是硬土块，一边是松散的土。这两样东西的中间即是稀泥。一旦成了稀泥，就可以粘和若干的东西，其中必然也包含粘合土块与松土。那么现在再看：在硬土块、松土之间，稀泥是不是处在中庸之位？
社会实践是在不断前进的，人们的法律规范等相对固定。这就会出现法律条款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现象。酌量权就必然需要考虑二间之间的差距、并且平衡二者差距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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