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忧伤”

 伊斯坦布尔的“忧伤”

邱宜东

有人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

亚洲在左，欧洲在右。此时此刻，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总觉得在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下，隐藏着一丝丝的不安、悲凉和忧伤。难道是伊斯坦布尔在夜色下，渐渐隐去带来的困惑？或是忙碌一天的人们拖着疲惫身躯走进大街小巷呈现的模糊背影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曾提及，在他的童年时，伊斯坦布尔人已避开他们曾有的引以为傲的荣耀，衣着打扮也不再是艳丽的华服，取而代之的是沉重、单一的黑白衣裳，那整体的忧伤氛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它像一首迷人的哀歌，充盈在他的内心深处。

望着堆叠在海湾之上那些高低错落有着红色屋顶的房子，还有各式高层的公寓楼，我无从知晓帕慕克所居住的三层小洋楼是其中的哪幢，却想象在远处一扇窗户里，可能正有一双慧眼眯缝着透过镜片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张望，这让我有一种幻觉，自己就是在帕慕克的目之所及中踏上了这个城市。
    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伊斯坦布尔也叫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和向往的地方，它不仅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且还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我常常想这个交汇点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如今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伊斯坦布尔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老城旧街区位于欧洲部分，新城区大部分处于亚洲。行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我一点一点地把帕慕克作品中描绘的景象投映到记忆里，对城市的旧日印象一点点地融入脑海。有人说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最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城市的漫游者，只有他才能带我们看尽伊斯坦布尔。

我想，这所谓的看尽，不只是他讲述的故事，或像他所说的在伊斯坦布尔看穿了的人性，而是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所称：“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他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追随着自己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土耳其语“忧伤”）。他的忧伤，深藏在心底，体现在文字。伊斯坦布尔那些鲜活的可触摸的人物、细节、场景，在他的手里变得清晰起来。

文字里的“忧伤”弥漫在发黄的纸上，“忧伤”在历史的废墟上随性生长，在寻常的街景中无处不在。

当然，皇宫门廊墙壁上所绘的细密复杂、色彩艳丽的奥斯曼风格的装饰画，让我联想起帕慕克写的《我的名字叫红》中对细密画的描述。

到孔亚的时候，因参观旋转的托钵僧的创始人梅夫拉纳的小屋和陵墓，让我注意到了这个民风淳朴而保守的城市。我在一个开满了鲜花的庭院中，看到一位用阿拉伯头巾长袍包裹严实的女性，她用警惕、异样的眼神注视着我这个东方面孔的人。她是那样的沉默、那样的好奇。

在这个托钵僧的故乡，传统得以更多的保留，我看到身穿白色长裙，戴着高筒的红色帽子的托钵僧，旋转起舞，这些男性舞者，不停旋转的角度和手的姿势，还有表情不一的神态。

开放与保守，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伊斯坦布尔，最能体现奥斯曼民族特色和建筑风格的是清真寺。在城市的天际线上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最醒目的便是清真寺的圆顶和高耸的宣礼塔，并且在不同时段，会准点从宣礼塔上，传来做礼拜的呼唤。

全城有四百五十多座清真寺，海边、街旁都可以看到，但游客常去的也就是两三个。依地势而显得格外宏伟的苏莱曼尼清真寺，那巨大的银色的圆形拱顶，穿越了5个世纪的兴衰，仍在阳光下反射着眩目的亮光。不论是从被称为“历史的半岛”的旧城街区去远观近看，或是乘船从海上进入金角湾，苏莱曼尼清真寺的巨大穹隆和四柱，像要刺破天幕的尖顶的宣礼塔，都不受遮挡地在蓝天之下、海湾之上，呈现出它的全貌，成为观光客喜欢拍摄的地标式的景观。

这个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宗教教区中心，始建于16世纪中叶的清真寺，由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建筑大师希南设计建造，堪称是古典奥斯曼风格的建筑典范。

尤其是用纯锡打造的巨形拱顶最抓人眼目，苏莱曼尼清真寺具有极高建筑和艺术价值，其内部装饰和彩色的玻璃窗美轮美奂，被誉为伊斯坦布尔最美的清真寺，而且也是伊斯坦布尔清真寺建筑的鼻祖。

因为内墙用了两万多块伊兹尼克蓝、白两色瓷砖装饰而得名蓝色清真寺。蓝色清真寺的名气大，是因为它有六座尖顶的宣礼塔，与圣地麦加清真寺规格一样达到了最高级别。来过伊斯坦布尔的游客，几乎都不吝惜对它的赞美，正像帕慕克说的，“只有不住在这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

“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其实我也知道走出老城区，伊斯坦布尔跟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面临的问题一样，堵车、污染、经济衰退、市场不景气，还有社会撕裂的动荡。而对当地人来说，则是“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荣衰，这座旧日荣光不复的老城，至今留存着帝国雄风的遗迹仍随处可见。圣索菲亚大教堂，褐红色的立面，壮观的穹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保存完好状态的古建筑。这座建筑见证了历史沧桑。

在这里，既有帝国的恩怨与杀戮，也有宗教的遗迹与湮灭。基督教人物壁画被粉刷覆盖，马赛克镶嵌图案被几何图案所遮掩。当我站在二层平台，透过擦拭的墙面，看到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的时候，才感受这是多么的“混乱”，一座四柱尖顶的宣礼塔清真寺，竟然有基督教的遗迹。但是，也恰恰说明这座建筑见证了过往的历史。

位于亚洲部分的新城区，高楼林立，现代感十足。漫步在土耳其独立大街，叮当车色彩亮丽的红色车头，在大清真寺的圆顶与尖塔的阴影中显得格外扎眼。古老的帝国遗迹和岁月斑驳的街道，与现代都市感十足的轻轨电车同框在一个街景。戴着阿拉伯头巾被长袍包裹的老妇与身穿吊带衣衫的时髦少女并排而来。这种超越时空的强烈对比，竟成为我对伊斯坦布尔抹不去的记忆。

漫游于城市的古迹中，如同在滔滔而去的岁月之流中逆行而上，从奥斯曼帝国，上溯到拜占庭帝国，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像伊斯坦布尔这样曾做过几大帝国的都城，也没有哪个城市像它一样历史构成如此复杂，不论是宗教、文化、历史，还是建筑、族群等，都在这座城市“混搭”着。

这种复合叠加的文化、宗教，注定会给这座城市的人们内在的精神气质上留下印记。作为伊斯坦布尔人，生命中流淌着祖先遥远时代的血液，与当下沉重而绵长的失落心绪糅合在一起，自然会形成一种化不开的“忧伤”。

其实在古老帝国遗留的古迹中穿梭行走时，就已经有一种感伤的情绪开始包围我，曾经无比强大的帝国，载于史册的前世荣光，都湮没在历史的废墟中。

所有的一切都逝水东去，眼前看到的只是物是人非。破败的旧城街区，满墙的涂鸦，尘俗的困顿背景，动荡的政治格局，都可以让人体悟到帕慕克所感受到的“呼愁”。

这种“忧伤”，正是源于伊斯坦布尔在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失衡中产生的现代哀愁；源于在东方与西方的较量中奥斯曼文明的衰落和自我身份的迷失；源于土耳其人也包括伊斯坦布尔人，在追寻西方文明和现代化过程中，试图抹掉近百年的衰败、摆脱落后的痛苦记忆。

处在欧亚两块大陆的伊斯坦布尔追求西化的步伐未能赶上西方，国父凯末尔为坚持西化和世俗化的改革，迁都安卡拉，使得伊斯坦布尔又增添了中心旁落的“忧伤”。

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不单是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所共有的忧郁情结，承载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驳杂的历史与多种文化碰撞汇聚的厚重底蕴。

这种“忧伤”，传递出来的是历史的长度、认知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因此，这种“忧伤”，就不是一种消极的忧伤，相反，能够从忧伤中获得一种力量，一种不屈的前进动力。

在离开伊斯坦布尔时，我对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以往所从未有过的感悟与理解，它让我更容易抵近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