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享:土地与可持续发展(三)】为中国提供一条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减缓途径,并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共同利益

文摘   2024-12-13 20:00   辽宁  

文献简介

篇名A cost-effective climate mitigation pathway for China with co-benefits for sustainability

发表时间2024年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作者信息:通讯作者为来自四川大学商学院的董玉成教授

原文来源: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4-53912-z

推荐理由

气候减缓政策具有广泛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因此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基础。通过国家尺度的综合建模,探索了中国长期气候减缓路径(CMP)对实现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溢出效应,然后为中国确定了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并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共同利益。分析表明,9个原始CMP和180个捆绑的CMP都可以大大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60年,与参考路径的70.75分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得分(0=无进展,100=完全实现)分别提高了6.33-8.86分和5.90-9.33分。确定的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处理可持续性、二氧化碳排放和缓解成本之间的权衡,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该CMP可以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指明未来的方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碳中和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潜在协同效应。

主要内容

(1)减缓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没有任何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实施减缓政策(即9个CMPs),预计中国的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将从2022年的64.70上升到2030年的71.17-72.14,到2060年将从64.70上升到77.08-79.61(图1)。减缓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影响远远超过它们之间的权衡,导致2030年和206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得分分别平均提高3.91和7.99分。其中,在短期(2030年)和长期(2060年)发展中表现最佳的CMP存在差异,NET主导的CMP在2030年表现最佳,而更新后的NDC碳中和CMP在2060年表现最佳。低于2°C的CMP在2030年和2060年表现最差(图2)。

研究结果表明,三种类型的减缓政策(即能源效率、能源结构和负排放)都有效地提高了9个CMP下的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与参考路径相比,到2030年(2060年)平均增加了1.48、1.91和0.52(2.47、3.73和1.79)分(图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CMP的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进步的驱动因素各不相同,主要差异在于能源结构和负排放政策。到2060年,能源组合政策在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提高中所占的份额从41.2%(净碳排放CMP)到60.9%(低于2°C CMP),负排放政策所占的比例从0(低于2℃ CMP)到30.4%(更新的NDC到碳中和CMP)。这些结果反映了低于2°C CMP的重点是能源系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而NET主导和更新的NDC到碳中和CMP依赖于大规模的负排放技术,如CCS和重新造林,这些技术产生了显著的环境协同效益,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图1)。

(2)各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同效益因减缓气候变化途径而异

9项CMP所体现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对若干单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了广泛影响。到2060年,与参考路径相比,清洁饮用和环境卫生(SDG6)、可负担的清洁能源(SDG7)、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SDG12)、气候变化(SDG13)和陆地生命(SDG15)等五个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平均得分到2060年平均提高了5.43分、15.69分、32.22分、51.13分和8.60分(图3)。此外,减缓政策提高了包括消除贫困(SDG1)在内的四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绩效。到2060年,零饥饿(SDG2)、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SDG9)以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DG11)的平均进步分别为10.47、8.70、7.63和20.02分。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是更容易获得可再生能源、减少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管理,从而降低了死亡率和营养不良,并避免了对工业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网络的有害影响。然而,气候减缓伴随着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包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水资源保护支出和政府盈余减少,这主要反映在减少不平等(SDG10)、水下生命(SDG14)和为实现这些目标建立伙伴关系(SDG17)的减少上,到2060年,SDG平均得分分别下降4.13、9.14和15.94(图3)。

由于某些能效和能源组合政策(如温度控制)的相似性,9个CMP在SDG1、SDG2和SDG9等几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表现相当。9个CMP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得分上的差异可以通过缓解政策影响最大的五个目标来解释,其中包括四个环境目标(SDG7、12、13和15)和一个社会经济目标(SDG17)(图2)。能源结构政策是影响SDG7的最大因素。具体而言,低于2°C和NET-led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CMP,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份额分别达到83.3%和35.3%,与参考路径相比,到2060年SDG7的得分分别提高了18.46和10.77(图2)。基于提高材料消耗效率、可再生电力、电气化水平和负排放的政策,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在内的废物排放的减缓得到了改善(SDG12和SDG13)。忽略使用负排放技术的低于2°C和RE-led CMP是唯一未能达到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CMP,206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1.25和0.064GtCO2。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CMP的得分仅为57.53和78.27。到2060年,SDG12和SDG13的平均得分分别为65.77和85.67,显著低于9个CMP的平均得分75.13和93.56(图2)。此外,碳中和、更新后的NDC到碳中和和1.5°C的CMP在造林方面做出了努力,有效地将森林覆盖率从参考路径中的37%提高到2060年的39.8%、43.9%和47.8%。因此与其他CMP相比,对SDG15的作用有所进展。最后,到2060年,拥有不同减排投资的9个CMP将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参考路径中的4.6%提高到7.1%-8.5%(补充表6),导致相对于SDG17的绩效从13.85分显著下降至17.78分(图2)。

(3)通过捆绑的气候减缓途径获得更大收益

评估了180个捆绑的CMP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每个CMP都是从9个原始CMP中选择的四项政策(能源效率、能源结构、LULUCF、CCS)的组合。捆绑的CMP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比9个CMP本身产生了更大的协同效应。到2060年,考虑到所有CMP(180个捆绑的CMP和9个原始CMP),在EEmature、EMRE-led、LULUCF1.65和CCS2 CMP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与参考途径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得分提高了9.33分(图3)。

此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缓解成本是衡量CMP有效性的关键指标。到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好的CMP(EEmature、EM1.5°C、LULUCF1.65和CCS4.2)实现了负排放(-4.59GtCO2),并允许2022年至2060年累计减少14.95Gt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Emature、EMNET-led、LULUCFBAU和CCSBAU CMP在缓解成本方面表现最佳,平均为0.09万亿美元,但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也是最差的CMP,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亿吨。

考虑到可持续性、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压力,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排放成本指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绩效、二氧化碳排放和减缓成本),并以0-100的范围计算了9个原始CMP和180个捆绑CMP的绩效。预计到2060年,9个原始CMP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排放成本指数得分在42.47至69.09分之间,表现最好的是更新后的碳中和CMP,表现最差的是低于2°C的CMP。与最初的9个CMP相比,到2060年,180个捆绑CMP的可持续发展排放成本指数得分范围从9.11到76.15。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排放成本指数,研究认为EEmature、EMRE-led、LULUCF1.65和CCS2 CMP是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因为它处理了可持续性、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成本之间的权衡,并最大化了它们之间的协同效应。因此,到2060年,具有成本效益的CMP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排放成本指数最高,为76.15,与最初评估的9个CMP的平均值相比提高了19.90分(图3)。更具体地说,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得分(80.08)方面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22 Gt,超过了碳中和目标,从2022年到2060年的减缓成本平均为0.36万亿美元/年。这种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在2030年的几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表现相对温和,包括与基础设施相关的目标(SDG9)和与气候相关的目标(SDG12、13)。然而,这些温和的表现在2060年被逆转。最后,到2060年,除与水相关的目标(SDG6)外,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在单个SDG得分上的表现优于几乎所有的9个原始CMP。原因是,具有成本效益的CMP将负排放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更合理和雄心勃勃的结合起来,以可承受的成本显著减少了温室气体和PM2.5的排放,从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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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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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徐雨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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