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一)
看到这个题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蔡元培。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其教育理念和对学生个性的尊重著称，多次以辞职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表达不满，坚持学术自由。蔡元培祖籍浙江省诸暨市。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1916年12月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同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可以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聘请胡适之任教，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蔡元培还首开先例，允许大学招收女生。
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
1915年6月，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此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所以，说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大学校长，首先想到蔡元培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能有人会想到是胡适之。这其实也很有道理。胡适之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其温和而坚毅的性格，为反对蒋介石干涉学术自由而直言“总统，你错了！”胡适之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型人才，号称前后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但他不属于担任行政领导的管理型人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民国是极有国际声望的驻美大使，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他一手缔造了民国的气质：早期鲁莽冲动，新旧交揉；到后来风流温厚，澄澈明亮，终成一代大师，开创一个时代的风潮至今。
他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不喜欢、最不愿见的人，他代表了民国气质，他是大师中的大师。他也是令毛最反感的人，他直率地向毛提出交出武器。毛后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之的运动，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型人物的命运。但胡适之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1946年9月，胡适之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0月10日，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1月15日，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大会，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530章》的提案。所以把胡适之看作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有道理的。他后来还是选择去了台湾，而且长期居留于美国，最后病逝于台湾。
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教育领域成就斐然。1919年五四运动后，代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同年，蔡元培复职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科教授兼总务长。此后凡蔡元培离校出访等则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第二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等职。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在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 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因此，蒋梦麟被看作伟大的大学校长也是当之无愧的。
竺可桢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多次拒绝国民党要求开除左派学生的要求，保护学生免受政治迫害。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曾在中国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因中国是以农立国，遂选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即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抗战爆发，敌焰迫近杭州时率校西迁江西泰和。西迁中，电告教育部并建议将存浙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获同意，由浙江大学协助运存贵阳。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期间，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良好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应该也是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1904年，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成立了“私立中学堂”。1910年，张伯苓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被公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1924年，他创办“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奥委会。也就是说，现在的南开大学，最初是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大学。当他听到日寇占领南开大学之后，当场晕倒在地。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也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倡者。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赵太侔：两度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致力于推广戏剧教育，并在抗战期间推广救亡剧种，激发抗战斗志。赵太侔（1889年-1968年）中国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原名赵海秋，太侔为其字，后来即以字行（也有说法认为他又名赵畸，字海秋）。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
赵太侔曾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任山东大学校长。1930年6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工作完成并正式组建。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杨振声出任校长，赵太侔辞去省立一中校长的职务，专职任文学院教授，后任教务长、校长。时年41岁。1932年春，教育部同意杨振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任校长后，将文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不久又分开），取消教育学院，在济南设立农学院（暂不招生），并筹建工学院（1933年成立）。
然而，所有以上这些杰出的大学校长，都还不能算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校长。只有傅斯年才是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而在我们讲傅斯年之前，不得不对梅贻琦加以特别的介绍。梅贻琦一手掌握着庚子赔款基金，他本人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国共双方可以说，对他都是志在必夺。中共派郭沫若、吴晗等人说服他留下来，在大陆工作，封官许愿是少不了的。周恩来总理也千方百计挽留他，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将来在中共治理之下将会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位大师级人才，手握重金的大学校长毅然决然地去了台湾。他当然知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知道台湾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但他还是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最后时刻飞向台湾岛。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先生无疑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他首先提出：“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他以卓越的教育智慧、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深沉的爱国情怀，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