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诞辰115周年」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管理学巨擘

百科 2024-11-12 07:11 辽宁

在管理界，彼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的名声如雷贯耳，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共出版了40本著作，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当然，德鲁克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他的著作数量上，而在于他的著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新了人们对社会的观念，对个人、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在90年代曾写道：“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许多享誉全球的CEO，都对德鲁克推崇备至。比尔·盖茨曾说：“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安迪·格鲁夫也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赞赏：“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与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不同，他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德鲁克已成为现代管理的化身，以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评价道：“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当时的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德鲁克的姓氏来自于荷兰语，意为“印刷工”。他的祖上有犹太血统，但并不信奉犹太教，亦非犹太人。彼得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父亲阿道夫·德鲁克（Adolph Drucker）秉持自由主义理念，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者和律师，担任“奥地利经济部的高级官员”和“帝国贸易部副部长”；母亲卡罗琳·德鲁克（Caroline Drucker）是当时维也纳著名的知识女性，主攻医学，师从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现在看来，女性学医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则绝对是开风气之先。父母的风度、明智、文雅以及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塑造了彼得的性情，对其日后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是世界的艺术和文化中心，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几乎每年都上演着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和歌剧，上层人士主持的沙龙里每天都谈论、朗诵着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阿道夫·德鲁克属于维也纳的上层社会，自然少不了音乐。1920年，老德鲁克参与了萨尔茨堡（Salzburg）音乐节的创办，以纪念在这里出生的莫扎特。德鲁克的家庭，可以称之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之交往的，多数是奥匈帝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各路社会贤达。据杰克·贝蒂（Jack Beatty）的《大师的轨迹：探索德鲁克的世界》一书记载，由于德鲁克的父母时常在家中聚会各界名流，客人们高谈阔论，激烈争辩，幼年的彼得耳濡目染，几乎每天都能够亲耳聆听到各种见解，从不同的视角思考社会、学术、艺术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生于斯长于斯的彼得·德鲁克，在这种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所以，彼得“即使没有上过一天学，仍然可算是受过最良好的教育”。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扩展了彼得的思想境界。

维也纳的自由空气，富于学术气息的家庭氛围，奠定了德鲁克日后发展的基础。小学四年级时，彼得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在教过我的老师当中，我认为一流的只有两位，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在后来的学习生涯中，埃尔莎小姐传授的“目标”学习法，使彼得受益无穷。他到大学读书时，没有上过一天课，照样顺利拿下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彼得·德鲁克影响最为广泛的目标管理思想，追根溯源，可以在他小学四年级找到源头。

虽然彼得的字写得不够漂亮，但由于阅读和算术成绩出众，在埃尔莎小姐的引导下，彼得跳过小学五年级直接进入拉丁语高级中学读书。在德鲁克自己看来，接下来的八年是一段无聊而又漫长的时间，没有有趣的老师，更没有有趣的课程，唯一值得回忆的只有一件事：13岁时，一位宗教学老师向学生提问道：你希望将来过世之后，最令后人怀念的是哪一点？从此，德鲁克时时思考这个关于人生的严肃问题。27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答案。1950年1月，彼得的父亲阿道夫去探望他过去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彼得也在场。两位老人聊起了一战前维也纳的美好时光，最后，阿道夫问熊彼特：“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熊彼特在年轻时曾公开宣称，希望自己成为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答道：“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及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熊彼特一席话的启发下，德鲁克确立了衡量自己成就的标准——必须使人们的生活有所不同。

阿道夫希望彼得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大学读书。然而，八年无聊的中学生活，使彼得对上课丧失了兴趣。毕业之后，德鲁克只身来到德国汉堡，在一家五金公司担任实习职员，仅仅是为了取悦父亲，让父亲不失面子，德鲁克进了汉堡大学的法律系。不巧的是，他要白天上班，晚上学校又不开课，所以，他在汉堡大学学习法律的一年半时间里，“从来没有上过一堂课”。纵然如此，彼得也没有像其他“兼职学生”一样，“经常畅饮啤酒作乐”，而是固定到汉堡市立图书馆读书，尽情汲取着各类知识。自小养成的思考习惯和广阔视野，小学形成的重视效果的学习方法，使德鲁克的收获比听课更大。2002年，德鲁克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在汉堡的那十五六个月里，使我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我在那个公共图书馆里所学到的知识比我先前12年在学校里和后来在几所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加起来都要多。”

在图书馆刻苦学习的同时，德鲁克还定期到汉堡歌剧院欣赏歌剧。一次，在欣赏完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居塞比·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创作于1893年的喜剧《法斯塔夫》（Falstaff）之后，德鲁克既震撼又感动，尤其是威尔第一生追求完美的精神，使18岁的德鲁克深受刺激，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向威尔第学习，“如果能活到高龄，我一定不会放弃，一定会努力不懈。”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鲁克实现了当初的自我期许，即使已到了九十岁高龄，尚在五年之内出版了七本著作。

在汉堡工作、学习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德鲁克转而注册法兰克福大学读博，同时在法兰克福一家报社工作，负责撰写金融评论文章，他的博闻广识，使他在媒体如鱼得水，两年之后，年轻的彼得就成为报社的骨干编辑。由于“一名新闻记者必须撰写与许多领域有关的文章”，工作之余，德鲁克一如既往地博览群书，阅读国际关系、国际法、社会与法律制度史、财务等领域的书籍。德鲁克新上司埃里克·东布罗夫斯基（Erich Dombrowski）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老板，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两次聚会，在聚会上，他首先会详细总结过去半年的工作绩效：哪些方面表现好？哪些方面表现不够好？哪些方面应该投入精力改进？哪些方面应该及时放弃？随后，东布罗夫斯基会对表现最差的部分进行“严厉批评”。最后，东布罗夫斯基会要求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说出下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如何提高自身工作业绩的设想与准备。显然，东布罗夫斯基的工作方法“与埃尔莎小姐的方法不谋而合”。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巩固了对来自埃尔莎小姐的“目标学习法”和“目标工作法”的信心。

同工作上的成就相比，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学生涯同汉堡大学同样无趣，经过一段填鸭式的恶补之后，德鲁克终于完成了以“从国际法观点探讨‘准政府’的地位”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31年顺利取得法兰克福大学公法及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德鲁克因为同法学院一位老教授关系不错，所以经常代其授课。在课堂上，德鲁克结识了来自于德国西部城市美因茨（Mainz）的女孩多莉丝·施米茨（Doris Schmitz）。另外，他还给证券公司进行证券分析，撰写并发表经济学领域的文章。1929年，他曾撰文预测股票市场的美好前景，结果不久就赶上了纽约股市的崩盘。这次预测失灵对他有着很大震撼，后来他常常提起这事并引以为戒。

虽然德鲁克在工作上已经渐入正轨，但社会已不允许他安心工作。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魏玛德国遭受的打击十分严重，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纳粹党趁势而起。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标志着魏玛德国终结，德意志第三帝国正式诞生。纳粹上台之后，有着长久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大学被纳粹接管，在第一次由纳粹党代表主持的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德鲁克亲眼目睹，一位向来主张自由主义，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生化学家，竟然置犹太同事的工作权、生命权于不顾，而只关心自己的研究经费是否能得到保证。对此，德鲁克觉得“恶心之至”，遂下决心于“48小时之内，非得离开德国不可”。

德鲁克放弃了已经打下良好基础的工作，毫不犹豫离开德国，来到具备悠久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被伦敦的一家保险公司聘为证券分析师。一天，上班途中的德鲁克，偶遇以前法兰克福大学的同学兼学生施米茨。时事维艰，两位年轻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相互依靠，很快陷入热恋。刚开始，由于德国和奥地利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双方母亲都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在两人的坚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德鲁克与施米茨于1937年1月结为伉俪。

自1933年始，德鲁克在伦敦工作接近四年，期间他曾经去剑桥大学参加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持的讨论会。在一次讨论会上，德鲁克意识到，凯恩斯及其学生关心的是商品，而他关心的却是“人”，认识到双方的分歧之后，德鲁克确定自己不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随即不再参加这类讨论会。终其一生，德鲁克对凯恩斯理论颇有微词，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1983年，借纪念凯恩斯和熊彼特诞辰100周年之机，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指出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如创新理论）更加适合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现实，而凯恩斯及其传人主张通过扩大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均衡，无异于痴人说梦。德鲁克刻薄地讽刺道：“这就好像医生发现病人已经罹患末期肝癌，动手术也无法治愈，却告诉病人说，如果你和17岁的妙龄女郎上床，你的病就会痊愈一样荒谬。”

德鲁克之所以站在熊彼特一边，首先是因为两人对经济现实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现代经济的本质是非均衡和创造性破坏，非均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与之相对，凯恩斯学派却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实现经济均衡。德鲁克认为，凯恩斯学派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越努力，离经济现实就越远。其次，德鲁克同熊彼特都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经济是个人行为的产物，“国民经济是该国中无数个人的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经济分析要立足于人。而凯恩斯及其传人的理论渊源于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其立足点是商品，致力于社会商品生产的均衡分析，通过买卖双方在自由市场中达成均衡价格，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然而，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界，却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德鲁克虽不敢苟同，却无法撼动凯恩斯如日中天的地位。思想上的孤独，加上战争的临近，最终使德鲁克在1937年1月结婚两天之后，接受自由女神的召唤，动身前往美国。从此，德鲁克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德鲁克以英国几家报纸的驻美特派员身份赴美，这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然而，德鲁克本人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而坚持自己“是以作家的身份来的”（美国的主流管理学界长期把德鲁克当作财经媒体记者看待）。实际上，身份不是问题，工作才是问题。德鲁克到美国后，就像他当初仓促到英国一样，首先要寻找立身之地。“在发现新世界之前，德鲁克必须先结束旧世界。”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机会出版自己的处女作——《经济人的末日》，同时积极找工作。

1939年，《经济人的末日》终于出版，同年，德鲁克在纽约州的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谋得了一份教职，德鲁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已届而立之年的德鲁克，终于在新世界有了第一个支点。

尽管德鲁克自己认为他不是管理学家，但是，德鲁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管理学。他创立管理学说是从他1943年受邀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开始的；他的管理学著作，是以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为起点的；他在管理学界的声望，也是由1954年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建立的。此后，德鲁克成为管理领域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德鲁克始终没有在排名前列的大学任职。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担任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商学研究所的管理学教授，1971年他离开纽约大学，到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任社会学和管理学教授。

德鲁克的影响力，主要靠他的著作和文章。在新大陆的六十余年里，德鲁克出版了40本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管理论文，七次获得《哈佛商业评论》和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联合颁发的“麦肯锡奖”。2002年，德鲁克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章”（总统自由奖章于1945年由杜鲁门总统设立，主要用来表彰为二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军人，中国的薛岳将军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中国军人）。如今，总统自由奖章和国会金质奖章并列为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从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影响看，他获奖当之无愧。其他各种荣誉和奖励，已经多得无法一一列举。

2005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7周年纪念日，也是距离德鲁克意识到自己只能成为一名“旁观者”82周年，这一天，离96岁生日还有8天的德鲁克，因“自然原因”离开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大师远去，但其丰富的思想遗产却令后人常温常新。

— 2009~2015，在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组织行为学》、《领导学》等课程。

— 迄今共计发表文章66篇，其中54篇发表于《管理学家》，12篇发表于《金融博览》，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 近年致力于翻译管理学著作，已翻译出版彼得·德鲁克的《认识管理》、《生态愿景》、《人与商业》、《技术与管理》；琼·玛格丽塔的《管理是什么》；马恰列洛的《价值永恒》。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g2MDcxNA==&mid=2653675347&idx=1&sn=24cf77a2ce0f1d40a34773cdc4bae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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