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德鲁克：持君子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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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07:00
辽宁
孔子和德鲁克很有趣，他们即是保守主义者又是激进主义者，即是悲观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说他们保守，是因为他们都不苛求完美，说他们激进，他们又都是明知不可能而为之，说他们悲观，是因为对现实充满遗憾，说他们乐观，是因为即使面对最为低谷的社会现实，他们对未来依然拥有期待。你可以说他们矛盾，但我更愿意说他们都是保守望的乐观主义者，所持的是君子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的根本目的，其实是在构建一种秩序，或者说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秩序里面，天地万物都能够达到最好的状态，在这种秩序里面才能做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它不是一种相互排斥，非此即彼，折中调和，权衡利弊的秩序，而是一种让所有事物都能达到完美融合，和谐共生的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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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了一整套宠大而复杂的社会和文明体系，每个人都身处于这样的体系之中，这里有完整的制度、规则、教条、习俗和法律并在周代到达顶峰，孔子对此心醉不已，感叹道：“周代的礼教制度参酌了夏殷二代，形成了多么灿烂可观的文化啊！我是遵从周代的”（《论语.八佾篇》3.14：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而到了春秋时代，这套制度渐渐与社会现实脱节。封地建国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那些封建的、半家族性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都需要重新设计和解构，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这与20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何其相似，两次世界级的大战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文明体系，战前战后恍如隔世，整个世界的格局、人与人的关系、制度、习俗与战前完全不同，人们一方面陷入对战前世界的无限向往，另一方面亦知道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去，只能继续向前看却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冰冷的现实。在这样的乱世中，所有尝试重构社会的努力有一些满足了头脑的需求，忽视了人的心灵，另外一些重视心灵的需要，却不够理性。在不断的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开始心生失望，以致最终转为对文明的绝望和恼怒，有的选择放弃，而有的则要摧毁所有的文明。 老子选择的是放弃，他的地位好比于欧洲的托尔斯泰，从心灵和理性的冲突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让他认为，“社会和文明在真正的本质和结构上存在着无法更正的错误”（《辜鸿铭讲论语》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所以老子以及他的徒弟庄子，更多的建议我们放弃所有的文明，用虚拟的圣人来代替现实的统治者，回归隐居的生活，成为隐士。秦始皇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希特勒，他们选择以法家思想为核心，运用暴力和破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德国纳粹时期，希特勒政权为了宣扬种族主义政治意图，将一大批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批判为“颓废艺术家”，包括梵·高、席勒、毕加索、保罗·克利、詹姆斯·恩索尔等，雪藏甚至毁坏了许多画作。这样的行为使现代艺术真正的陷入颓废之中。秦始皇则是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朝政府下令，把非秦朝的典籍全部放火烧掉，非博士官的职务而暗地收藏《诗经》、《书经》、诸子百家的，全部搜到官府焚毁。![]()
虽然孔子和德鲁克都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秩序落后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他们的结论和上述不同，他们认为这种病态、不幸、苦难和罪恶并不是源于社会和文明的本质和结构，而是因为人们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文明，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告诉我们不要放弃文明的希望，他相信在一个有良好基础的社会和文明秩序中，人们就可以过上心灵的生活。德鲁克亦始终坚持，劫后余生的人们必须提早为和平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人在物质生活之外重拾信念，担起人的责任，把自己从“经济人”的桎梏里拯救出来。
孔子和德鲁克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引入正确的轨道，并给它打下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础。当孔子最终看到中国的社会和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将走向毁灭而自己已经无力挽救时，他拿出的勇气，让他选择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即便遇到生命的考验，依然不离不弃：“天是我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论语.述而篇》7.23：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他就像是一位建筑师，眼看着建筑起火烧了起来，明知道自己无法挽救，于是就保存好建筑的图纸，把机会留给未来。孔子就是这样把重建中国文明的设计图纸保存在“四书五经”之中。这五本经典，是孔子为了挽救中国文明的设计图纸，是孔子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而孔子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被他人描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事业无法成功，但还是要坚毅不拨地为此而不断努力。![]()
孔子那种表面上一事成无的周游列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著名的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的游历。但是二者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是过去的回声，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游侠骑士的探险。孔子是未来的预知者……如果孔子待在鲁国，陶醉于一个闲职，满足于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漫步，那么，他将只是一个布道者；而踏上他那无望的求索之旅，他却变成了一位先知。这样一位文弱的、在某些方面还不谙世故的君子，在其五十多岁的年纪，出发去救助世界，说服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统治者不要去压迫他们的臣民，这个画面是有些荒唐。但这是一种伟大的荒唐，只有在伟人身上才能找到的荒唐。”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2014年1月，第58页
20世纪的世界同样需要这样的图纸。然而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人描绘出新社会的图纸，介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国家所做的一切就是设法回到“尊贵的战前”，然而，矛盾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却为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样的图纸直到二战时期才出现，德鲁克就是那个有勇气给出图纸的人。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经济人的末日》，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本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经典之作。它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一个社会的崩溃，失去所有的信念和延续性，成为一个被丢进无比恐怕惧与绝望的社会。紧接着，德鲁克在1942年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试图找出一套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可以让工业社会同时保存与创新。![]()
《工业人的未来》是德鲁克写给战后世界的第一堂管理课，它的核心教诲在于重新理解公司、工厂存在的意义，不是为某个人或某些人谋取利益，而是丰富社会的生态。无论是工厂还是公司，都不应该是把人变成工具的地方，而是让人成为更加完整的人的地方。所以，德鲁克研究的管理，不是老板的管理而是组织里每个人的管理，管理不是某些人的权力，而是组织内所有人的责任，他们运用管理在组织内学习、结伴、照科，这样的学习，让他们有机会理解自己的使命，承担自己的责任。终其一生，德鲁克都在寻找一种解决的方式，以避免极权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再次伤害。《工业人的未来》引领德鲁克着手开始分析公司这个制度，工业社会透过它，来赋予个人地位与功能，并将许多人的努力整合为共同成就。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在此之后，德鲁克又相继出版了《新社会》（1950）、《管理的实践》（1954），他的身份，也由开始的政治学者转向管理学的先知。接着，是第一本探讨论后来称为战略的书《为成果而管理》（1964），然后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7），在这本书中，德鲁克试图把从柏拉图到马基维利的“教育统治者”传统转化为“教育组织的管理阶层”。到了1973年，德鲁克将20年的管理著作，合并为一本卷帙浩繁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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