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被牺牲的局部｜近世天门士绅眼中的“全局”

文摘 2024-12-02 00:00

江汉二水交汇于古云梦泽继而演变为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变迁史，是名副其实的沧海桑田之变，南宋以来江汉平原地区烷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则是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的一大创举。江湖洲滩、堤烷闸渠在江汉平原民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垸田在江汉平原兴起，至明中期达到高潮，两湖平原由此成为明清时期主要的粮食生产地。与此同时，荆江、汉江两岸的分流穴口被大量堵塞，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紧张的状态，水利纷争成为突出的问题。唐人刘禹锡有一句名诗：”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楚水”泛滥的这区域，主要指的是现在的天门、仙桃、潜江、监利、洪湖、汉川这一带，古代叫做“云梦泽”，是一个超大型的湖泊，后来面积缩小、分散，演变成多个小湖泊。由于这一片原先是湖泊，地势低洼，四周又几乎没有山脉，人民难以在地势高的地方定居，洪水来临时也难以躲避，这就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了。

从古之先民至今，水患一直是江汉之间最大的心理恐惧。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一片区域，被长江、汉江所夹。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而汉江又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两者的水流量都非常大。每逢雨季，江水暴涨，就会冲毁农田、房屋，还有不少人直接死于洪水。在我的小学时代，心里就对水患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小时候最熟悉的民谣是“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大水卷走我爹娘，尸骨无处收。”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朱则平老师也教我们唱过一首朗朗上口的七言歌谣，曲子大概是他自己谱的：

天门地居汉水北，地势低洼称泽国。

外有襄堤防汉水，内有坑堤护城廓。

中有牛蹄支河堤，横贯东西间南北。

内堤中堤防护易，帷患外堤上游决。

北岸襄堤起郑城，筑自南平高季兴。

上游各县堤溃口，建锐之势水直倾。

居高常存废堤念，部近每起帮协争。

对岸累欲塞泽口，历年成案无别因。

歌谣中的”成案“，即《大泽口成案》和《襄堤成案》等书，《襄堤成案》始编于同治初年，续编于光绪年间，并于光绪二十年刊印。全书共分四卷，汇编了明末至光绪十九年与天门县有关的历次水利纷争事件协调处理中所形成的文献。其中卷一主要收录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光绪年间天门与上游钟祥、京山等州县有关溃险堤段修筑的水利纷争事件的文档。

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世关于天门水利案犊很多，关注的人却很少，致几案生尘，多湮没于档案灰堆中。将这些档案放到特定的地方社会历史场景中进行解读，文献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不佞看到了一个被牺牲的局部，将祸水引入邻县，自私自利，以邻为壑，自己处处谈以”大局“为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个很像近世淮北的情形。

对这个问题，日本人森田明专门写过《清代湖广治水灌溉的发展》、《关于清代的治水事业——以湖北“万城堤”的管理为中心》等文章，在华人圈内，据我所知，除了魏巫信等海外学者早年的研究成果之外，至今很少有人以水利社会关系为切入点进行区域社会史的探讨，更缺乏水利社会长期演变的历史脉络中的个案研究。不佞离开天门三十年，流寓中经常会有乡曲之思，雨窗灯夕，常从旧籍留意一些故园水患往事的蛛丝马迹，几百年来这个”被牺牲的局部“，真是从未改变过，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近来谪居卧病，阴雨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退食之馀，以《大泽口成案》和《襄堤成案》》自遣，聊作乡曲莼鲈云水之思。

中国素来在中央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时，即使是无为而治也比乱作为要好得多。但在江汉之间的汉水下游沔阳、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是烷田集中分布的区域，“刁生劣监”式的社会力量逼迫政府守住法律的底线，政府减少了乱作为，为以乡绅为代表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提供了舞台。“刁生劣监”除了鱼肉乡里，在水患来时也多以大局为名，以邻为壑，将祸水引向邻县，往往形成一个小区域的”被牺牲的局部“。

江汉交汇、河湖密布是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基本地貌特征。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揭示，江汉平原是一个典型的泛滥平原，自松滋、钟祥以下至鄂东的广大地区，都是长江、汉水及其支流的泥沙堆积区。因地势低洼，过境客水汇集，这里每到夏秋涨水季节，便会出现“ 重湖浩森”，“ 一望弥漫，无复涯际” 的泛滥景观，河道迁徙不定，湖泽兴废无常， “ 浸淫荡决，为患无已” 。解决洪水侵袭的问题是该区种植业兴起的先决条件。

为此，自南宋晚期以来，一种以筑围堤、防御洪涝为基本特征的水利田—烷田在该区兴起。随着人口增长和移民涌人，坑田发展十分迅速，明中叶以后，不仅广大湖滩河滨得到开发，沼泽化的湖区和淤塞河港也被开发成烷田。堤坑发展带来了本区社会经济的繁荣， “ 湖广熟，天下足” 成为被人传颂的谚语。不过，堤烷的发展势必挤占受水区域、压迫河湖水道，影响本区洪水的宣泄、调蓄。在堤烷数量和规模有限时，江汉平原的蓄泄调节体系尚能维持平衡，所谓“ 江水分流于穴口，穴口注流于湖诸，湖诸泄流于枝河，枝河泻人于江海。

随着堤坑的普遍兴修和围垦的膨胀，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前述研究成果和众多记载都表明，乾隆年间江汉平原的烷田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以后，烷田围垦恶性膨胀，基本形成了“ 随淤随筑” ， “ 凡湖渠泽蔽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烷”的局面。烷田的恶性膨胀使得江汉平原地区的人地关系、水利关系和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全面趋于紧张。

一方面，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设法开辟更多的烷田，另一方面，洪涝灾害越来越频繁，破坏程度和受灾面积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江汉干支流和各坑的堤防体系逐渐形成并日益加高加厚，另一方面分流穴口被堵塞，泥沙淤积日甚、江河水位不断抬升，烷内渍水趋重，水系格局越来越混乱。水患的增加、水道的阻塞、水系的紊乱引发和加剧了江汉平原上、下游地区之间，左右岸之间、州县与州县之间以及官烷和私烷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嘉庆、道光以后，江汉平原各烷区已经成为一个“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整体，联结这一整体的干流、支河、穴口、湖泊等水网中潜伏着无数惯常兴风作浪的“ 水怪” ，任意时间的一次水灾或任意地方的一处水利兴作，都会引起南北之间、烷区之间、州县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水利纷争。紧张的水利关系如箭在弦上，水利纷争成为江汉平原烷区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空间分布来看，在江汉平原上，汉水下游的污阳、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是烷田集中分布的区域，其中河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地势低洼，湖泊相连，坑田开发较早也最为密集。对于烷田集中分布的这些州县而言，堤和坑在人民的生存和生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民以堤为命” 、“ 民非堤无以为生，官非堤无以为治” 成为时人谈论该区水利关系时的常识。与此相关，汛期分泄洪水的支河也同样事关切要，所谓􀀊“ 军民田庐非堤迷不能捍卫，非支河港汉不能宣泄。” 生长在该区的人们对江汉平原地区的水利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把它编写通俗的歌谣来教育自己的子孙，辞曰：

襄阳以上水势顺，钟祥以上两岸山。

钟祥以下皆平地，两岸洗刷河渐宽。

土性疏松堤防险，水道曲折消泄难。

是以本区多水患，南北堤防时溃淹。

清代以来江汉平原天门周边地区的水利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

不难想象，对于事关自身田庐赋命的水利变动和兴革，烷区人们都会拼死力争。如上图所示，天门在汉水中游处于“ 居中” 的地理位置，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县在江汉水利关系中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就与钟祥、京山等上游州县的关系而言， “ 西来之水” 对烷区的侵袭是长期威胁天门的大患。如水利案犊各篇所述，每逢汛期， “ 襄水盛涨，建瓶直下” ，钟、京等县堤防屡筑屡溃，再加之汉水北岸分流支河逼窄直灌，使得天门汉北地区“ 门户洞开，表里受淹” ，“ 无堤不冲、无烷不破” 。

因此，为了避免汛期洪水的侵袭，对天门有利的选择是将上游钟祥、京山等县堤防加高加厚，尽量堵塞、减少汉水北岸的分流穴口，并动员上游州县及时修筑冲决溃口。就与河阳、汉川等下游州县的关系而言。汉水南岸分流穴口的堵塞导致汉水分泄不畅，酿成堤迷冲决，横溢为灾，以及低洼地区渍水消泄无门等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天门的水利问题。因此，在与下游州县的关系中，对天门有利的选择是尽可能保留分流穴口，开疏分流支河，尽可能多地兴修排水涵闸，并阻止下游的污阳、汉川等县的堵塞分泄通道的行为。于是，围绕着“ 堵” 与“ 疏” 这两个核心问题，天门与相邻州县卷人了长期的水利纷争之中，天门历编水利案犊正是这种水利纷争的直接产物。

作为水利纷争事件的产物，天门水利案犊与其他相关民间文献一样，包含着极强的本地利益取向。从同治初年始编的《襄堤成案》到民国二十五年的《襄河水利案犊汇钞》，本地利益原则贯穿始终。通读水利案犊各篇不难发现，天门水利案犊历次编辑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选择和过滤的过程。《大泽口成案》从《襄堤成案》中选择了对吴家改口纷争的解决最有利的文本􀀊《襄河水利案犊汇钞》从《襄堤成案》和《大泽口成案》中选择了最重要的、结论性的文本汇为一册􀀊上卷􀀊，作为讨论襄河水利计划问题的“ 前史” 。

就具体纷争事件而言，收人《成案》和《汇钞》的文本也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以泗港口开塞之争的记述为例。泗港口位于潜江县西北的汉水北岸，与潜江县城隔汉水相望。口下支河称为泗港，泗港是明代汉水北岸的分泄支河之一，河水东北流人天门境内，在天门城西侧汇人天门河。因其水势“ 直趋天门，极易造成天门境内的水患，对天门城也有一定的威胁。当时天门民间流传着“ 开了泗港堤，景陵变成养鱼池” 的说法。

围绕着泗港口的堵与疏，由明至清，天门、汉川县绅民与上游的潜江、钟祥县绅民叠起纷争。在明中叶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以前，泗港口基本处于通流的状况，明万历年间是天门、潜江两县纷争最激烈的时期，泗港口亦处于时筑时开的状况。明末清初，泗港变成断港，并最终被全部淤塞。但泗港的开塞之争并未结束，康熙至道光年间，屡有人提议重开泗港旧河道。

《襄堤成案》和《襄河水利案犊汇钞》对泗港开塞之争有关文献的“ 汇钞” 避开了万历时期的激烈论争，而重点收录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有关文本。万历时期的文献，只收录了两份，即万历三十六年的《明家宰周嘉漠上钱按台筑洒港书》和􀀊􀀊明按台钱春复周家宰书》。

结合万历《湖广总志》和康熙《潜江县志》的记载可知，在万历初年的泗港之争中，主张疏通泗港河的呼声很高，并一直在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议论中居于主导地位。如万历《湖广总志》载有万历二年巡抚都御史赵贤《开复荆承二府属穴口疏》，疏称荆州、承天府属江汉支河穴口的堵塞加剧了该区的洪涝灾害，主张开复泗港，因为“ 洒港口见今深洼，水涨即能疏通，亦非费力”，他的疏请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恩准。

康熙《潜江县志》除记载万历二年赵贤开疏泗港的事实外，还列举了万历二十六年知县曹晰浚修泗港水道和万历二十八年知县潘之祥浚修泗港水道的事实。同时，该县志还全文收录了万历四十、四十一年的《知县王念祖议》、《知县王念祖潜河议》、《邑人欧阳东凤与太守议开泗港书》、邑人欧阳东凤􀀊与两院议开泗港书》等文本。这些文本详述了疏浚泗港等分流穴口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天门、汉川力举堵塞泗港的真实原因是近泗港的少数汉川、天门士绅商人等贪图淤塞湖田之利，并欲阻断泗港商路，借机垄断获利。

这些文本、这些声音在天门历编水利案犊中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而被收人的上述两份文书显然是对天门最为有利的。时任吏部尚书的周嘉漠原籍为湖北天门􀀊一说汉川􀀊，他给湖北按察使钱春的这份文书名为“ 上钱按台书” ，实则语气非常强硬，不容商议。在这篇不足二百字的文件中，他开篇即强调“ 泗港一堤，奉旨筑塞” ，结尾时又不无威胁地说􀀊“ 泗港一节，还望再为筑塞，倘其坚执，不位与弊邑诸君子他有举动，岂不更烦台虑乎􀀊 ” 迫于压力，钱春只好把责任推给抚台，称自己不知详情，并同意筑塞泗港。

记载表明，吏部尚书周嘉漠不止一次地凭借其特殊身份干预泗港口的开塞之争，如光绪续修《潜江县志》载“ 万历􀀊三十八年，周尚书嘉漠疏请筑塞泗港、操家口等河，… …􀀊四十一年􀀊潜令王念祖、邑太仆寺卿欧阳东凤请于巡抚钱春掘洒港，周少保嘉漠移书止之。” 可见，万历末年泗港口最终被塞与周嘉漠的干预有很大的关系。在近期的田野调查中，天门人至今对周嘉漠有着特殊的感情，认为他是一个为本地人民造福的好官，许多人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起“ 周天官一本疏九河”的故事􀀊只是在故事中，周嘉漠变成了疏河英雄。在潜江、仙桃则可听到“ 周尚书一本筑九口” 的习语，谓周嘉漠上疏筑塞了汉水北岸的九个穴口。

故事的讲述者一般没有忽视周嘉漠将天门的水利情况汇图贴说以达上闻这一细节。人清之后，洒港口堵塞已久，泗港沿岸已被垦为良田，而且汉水北岸京山、汉川、孝感、云梦等地的坑田也越来越密集，此时若再开通泗港，的确存在天门进士龚廷杨《上开泗港十不便书》中所称的诸种不便。因此，尽管开泗港之议时被提出，但均受到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安襄郧道等高级地方官员的反对。正因为如此，条陈开泗港不便的士绅呈文，知县、道员的详文和表明督抚官员态度的奏疏、批文等被详细收录在案。

其中最有权威性的可能是乾隆十年左右湖广总督鄂弥达对监察御史张汉提出的开穴口、疏支河的治水方案的批驳，鄂弥达的批驳意见上奏给乾隆皇帝，并交与大臣讨论之后被认可，后又被湖北按察使刻石人碑。《襄堤成案》和《襄河水利案犊汇钞》均全文收录了该碑文，《襄河水利案犊汇钞》还附录了被鄂弥达批驳的《御史张汉请疏通江汉水利疏》。天门历编水利案犊对相关水利纷争事件的记述大都是类此精挑细选的产物。

如前所述，天门与相邻州县长期以来的水利纷争实质上就是围绕着“ 堵” 与“ 疏” 这两个核心问题。为了维护本县的利益，天门绅曹在与上游州县的水利纷争中拼命讲述“ 堵” 与“ 筑” 的道理，而在与下游州县的水利纷争中则竭力讲述“ 开” 与“ 疏” 的道理。诚如民国年间河阳绅士朱云龙等所指责的那样􀀊“ 天邑绅首始则恃势以堵筑河北九口，继则恃势以禁筑河南溃口。” 天门人历来以机智、奸猾鸣于世，所谓“ 一个舌头两块皮，翻来覆去都是理” 。

天门历编水利案犊正是天门地方精英在两难的处境中为本地的利益而“ 博弈” 的产物。在这些案犊中，他们通过对有代表性文本的谨慎选择和精心编排，使水利案犊的阅读者相信􀀊修筑、加固天门上游堤防，堵塞北岸穴口属于“ 以人挽天” 􀀊筑塞汉水南岸穴口和支河属于“ 以人逆天” 􀀊在汉水北岸开穴疏河、在南岸支河建矶阻水属于“ 以人害人” 。在天门上游和汉水北岸讲“ 开”与“ 疏” ，“ 正犹人有肿胀之疾，不利二便而欲从鼻吐出也” 􀀊在天门下游和汉水南岸讲“ 堵” 与“ 筑” ，则类于“ 欲止婴啼而掩其口鼻也” 。天门烷区受灾而开沟建闸属于“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而“ 南方间有水害，犹属天意” ，如果地方官员因怜恤灾民而准其建矶塞河，则“ 无异悯子弟之饥寒而诲其行劫也” 。总之，只有上堵而下疏，才能“ 上有裨于国赋，下有益于民生” 。

在湖北许多地区家族、村社等水利文书中，常常发现一些强势宗族或村社凭借本宗族、本村社所拥有的特殊资源、权力或关系网络维持与其他宗族和村社之间一种不对等的水利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得到彼此的认可。而且，享受更多权利的一方因此而拥有心理上的优越感。与乡村水利碑刻、村社用水规约和家族水利文书等民间水利文献相比，天门水利案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水利案犊是以县为单位的编写的，

天门水利案犊作者和编辑者为清一色的知识士绅阶层，案犊所反映的水利关系牵涉到县与县、府与府或者坑区与坑区，上游与下游、南与北等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天门水利案犊虽然也是在为本地争取利益，但在表述方式上却处处显示出“ 全局” 观念，站在“ 客观公正” 的立场上，从江汉水利关系的“ 大局” 出发来说理，而将纷争的对方置于只为一己一隅之利着想的位置。

在水利案犊所收录的文档中，无论是士绅向地方官的呈词，还是县令向省、府官员的察、详都很少直接为一县、一烷之民请命，而总是为“ 数县之赋命” 而着想。例如，在道光年间王家营溃口纷争事件中，生员罗嘉谷的呈词称􀀊“ 王家营溃口不筑，便害及下游京、潜、天、汉、应、云、黄、孝数百里粮田者也，乃竟不加权度，舍其大而谋其细… … 下游京、潜、天、汉、应、云、黄、孝诸邑人民有不尽成鱼鳌者乎􀀊 ”

在道光年间张壁口纷争事件中，生员别些的呈词称，若张壁口不筑，则京山南鄙，潜江北鄙以及天门、汉川、应城、黄阪、孝感、云梦等处长年被淹，国赋必至虚悬， …… 而其间数百亿万生灵一旦顿失恒产，又将安置何方 ” 在咸丰七年“ 钟祥堤二三工溃口纷争事件” 中，举人余奉慈呈称􀀊“ 每当钟、京堤溃，如顶灌足，钟祥、京山、潜江、汉川、应城、云梦、孝感、黄破等县均受其害。” 而在与下游、南岸的纷争中，曾经是纷争对象的钟祥、京山等上游州县则成为“ 盟友” ，在《大泽口成案》所收录的文档中随处可见这种全局性的话语􀀊“ 只顾彼之便利，不顾邻之壑害，殊不知南岸受害只潜、两、江、监四县，北岸受害则钟、京、天、汉、应、云、黄、孝、夏口十县，十县之赋命独不敌四县乎，“ 参事会及商学各界… …金谓泽口一河系钟、京、天、汉、应、云、黄、孝、夏口拾县之命脉，此河一塞则分拽无路，拾县之财赋相率以俱去。故历次《襄堤成案》俱有禁塞之令，诚以拾邑国课关系重大也。今南人呈请都督府筑塞此口，是以区区私计，逞其邻国为壑之毒手，不顾大局利害也”“ 大泽口为天然分拽之故道，钟京以下两岸部堤均藉以稍舒涨力，… … 割若此口再塞，将束十数丈之急流巨浸尽于小江汉口一隅，不惟两岸部堤处处危险，钟京以下无复农田之可言，即汉口商场、汉阳工厂均将受莫大之破坏，是南岸之利未见，北岸之患势必万不可支。… … 如是以邻为壑非南岸所应为，抑以北岸人民所决不忍受也” 。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全局性话语并非全出自天门官绅之口，动员在利益上相一致的州县一起察呈是天门绅者向官府请命的重要策略之一。相关州县官员、绅首、民间团体、组织的上书和陈词成为天门历编水利案犊选编的重点。《大泽口成案》收录了钟祥县知事、钟祥参事、议事会，京山县参事、议事会，汉川县议事会和孝感县参事、议事会的呈文和电文，《襄河水利案犊汇钞》收录了《孝感县水灾救济分会、堤烷修防委员会公函》、《汉口市公民邓子衡等呈请取销名借治水，实改河道，迅寒溃口以安人心文》、《京山县灾民代表严云凌等呈为襄北臼口不宜开河、襄南泽口不宜筑坝，谨条陈利害，并拟具修复溃口及兼顾两岸办法，恳请鉴核，迅予动工以全赋命而遏乱萌文》等篇目。

这些来自天门之外的声音，使得天门的本地利益诉求的“ 独唱” 有了“ 和声” 的效果，而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让纷争对象所在州县的人出来说话，《大泽口成案》所收录的潜江县北暇子乡、张港市、杨湖乡等自治会的呈文成为天门绅看“ 全局” 观念的最好注脚􀀊 “ 惟敝会等隶属潜县，接连河境，谨将两县利害轻重，比较呈之。潜西自袁家月至黄家场一带，潜东自沙场至莫老团一带，潜北自张港至泗港以上一带，三面计占潜属全境三分之二，皆以襄堤为保障，泽口蛮塞则襄堤多漫溃，而东西北三面赋命尽付东流，其获侥幸苟免者，仅仅潜南一隅。河阳则东西北皆以塞河为死地，其能免于死者亦仅仅河南一方面。今姑置钟、京、天、汉、应、云、黄、孝、夏口等滨襄各县之利害于不问，即就潜河二县人民论，其因塞河而死者三之二，不死者三之一，以少而害多，以偏而害全，仁人君子万不肯为。”

地方大员在行政决策时一般会通盘筹划以平衡地方关系，总督、巡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政长官理所当然是地方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因此，督抚等地方大员有利于天门的言论自然成为天门水利案犊收录的重中之重。除前述乾隆年间湖广总督鄂弥达对御史张汉《请疏通江汉水利疏》的奏驳之外，嘉庆年间湖广总督汪志伊曾率同地方官和绅着人等对江汉平原的水利进行了全面勘查， “ 揣度地势，参酌舆论” ，本着“ 其受害在上游者宜于堵，受害在下游者宜于疏” 原则，对各州县应堵、应疏之处作了详细规划，其基本精神与天门的得失、利益正好相符。嘉庆十二年他还曾拒绝了钟祥士绅张祖顺等请开狮子口的呈请。

道光年间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和湖北巡抚尹济源曾联合奏驳御史刘谊在钟祥建闸疏河的奏疏，咸丰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曾批驳河阳州牧周开锡所上治理汉水的上、中、下三策。地方大员的这些言论为历编水利案犊必不可少的内容，并在相关察、呈、议中反复引用。

在《大泽口成案》中，天门自治会即大段引用胡林翼的原文，并称“ 文忠为中国通达治体之人，故所言适合于行” 􀀊在《襄河水利案犊》刘省吾对“ 汉水线视察团” 委员李书城的治水方案进行驳议的文献中，刘省吾在对李书城“ 臼口开河、泽口建坝” 的方案逐条进行批驳之后，仍以地方大员的言论进行总结􀀊“ 疆臣如鄂弥达、纳尔经额、尹济源何至对于御史张汉、刘谊请开操家口等处工程之疏先后奏驳，不虞欺君􀀊而汪志伊、胡林翼尤称通达治体，又何至对于张祖顺等及周开锡请开狮子口等处之呈，皆痛加驳斥􀀊 即此已可知开河有禁之必要矣，… … 则禁止大小泽口堵筑成案之当遵守，更不待言者耶􀀊”

在涉及双方各执一词、缠讼不休的纷争事件时，天门水利案犊的编辑和文本选择尽可能凸显经过反复协商、广泛征求意见从而作出最佳选择的过程和程序。以“ 共济闸纷争事件” 的记述为例。光绪九、十两年，河阳北岸襄堤迭溃，天门南七十二烷北面之水没有泄路，因天雨连绵，烷内渍涝，几尽成泽国。七十二坑实际上是天门、污阳、汉川三县的公坑，该坑田地天门居六成以上，涌阳居三成以上，汉川不及一成，故向来水利之事皆由天门经理。

光绪十年十一月间，以天门绅士张可亭七十二绅民等公同会议，相度地势，拟在“ 牛蹄支河汉川县五十三丈老官庙地方开沟建闸引水，直达牛蹄支河以北之竹筒河出泄” 。此方案经天门令邵世恩察请布政使同意，不料，动工期间，下游汉川县彭公烷的士绅陈士瑚一闸，今上游七十二坑添建新闸，诚虑占伊下坑消路，且放水过猛，亦虑伊烷堤有洗刷之害” 。七十二烷绅民及上宪都要求天门令邵世恩等查勘处理此事。

在《襄堤成案》所选录的《县主邵据天河川绅民察请老官庙开沟建闸今将兴办情形申覆府宪详文》中，邵世恩反复强调􀀊“ 伏查此案关系二府三州县水利，办理稍不如法，必致遗患无穷，总须彼此平心静气，会商妥协，再行详复，方可垂诸经久” ， “ 卑职等以上下两烷均系地广人众，总须会商妥协方免滋生事端” 。

此次纷争事件历经四年才处理完结，最终结果是按照天门绅首的意图建闸排水。而《襄堤成案》对纷争事件记载的重点放在了“ 会商” 、“ 妥议” 上。例如，《成案》所录光绪十二年以后的几篇文档都记载了建闸尺寸的商定过程􀀊七十二烷绅士要求建五尺闸，而彭公烷绅士坚持只能建三尺闸。邵士恩在详文中称， “ 至闸宽三尺，于消泄七十二烷渍水实觉不敷，尚须另议尺寸” 。

接着又说􀀊“ 卑职愚昧之见，卑县之田偏重在上，川邑之田偏重在下，卑职与陈令所议，虽均为彼此兼顾，而两邑士民尚疑其各有所私。惟河邑之田上下两坑相等，此案将来总须由陆牧折中定议，方能两无异议，· · · · 一侯议商妥协，即可察复定案” 。污阳陆州牧按照邵世恩所定的基调最终拍板， “ 天邑绅首意在五尺，川邑绅首意在三尺。彼此各执一词，以致争论不休，惟建闸消泄，水利枚关，若如川邑绅首所议三尺未免太小，如竟如天邑绅首所议五尺，又恐不能相洽，酌中定议，请以部尺四尺为度” 。

在《成案》所收关于此次事件的九篇文档中，与“ 会商” 、“ 会勘” 、“ 三州县会察” 直接相关的文档就有等到按察司呈控， “ 以伊等彭公曾在竹筒河下游之官湖口地方建有六篇，在文档排列上，汉力􀀊 、污阳县令的意见被排在显要位置，他们主动发出的移文和察就有三篇。

而建闸的主谋、切实推动者和大力实施者—天门令邵世恩及绅士张可亭等人的行为则被“ 隐藏” 在文献的背后。可以说，全局式的表述方式体现了天门绅首诉求本地利益的高超水平，它为本地利益的争取增添了胜算，正正是这种全局式表达使得天门士绅的进退两难变成了左右逢源。通过对天门历编水利案犊解读，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以士绅和地方官为媒介的民情诉求渠道和民意表达途径，尽管这只是一种恳求恩赐的“ 臣民式” 的民意表达方式，但一旦与人民的基本生存和本地利益结合在一起，这种声音也会非常强烈。

在清末、民国的社会变迁中，传统“ 臣民式” 的民意表达方式也在缓慢发生变化，一方面，民权、民生等现代性话语被吸纳到传统的诉求渠道和程序当中，另一方面，地方诉求和民意表达的载体也因时而变，一些近代民主政治形式如自治组织、议会政治、公共舆论等都演变为地方利益服务的工具。民国初年是以议会政治为标志的近代民主政治最活跃、最充分的时代，议会政治在外在形式和内质上都在向近代西方民主政治靠拢，它表明，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一种地方、民间社会慢慢独立出来，并日益组织化的一种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

不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固统治确立后，这种趋势发生逆转。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中一直存在的一种两难局面，即一方面存在着进步、趋新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又有强有力的阻碍、牵制力量，这种相互制衡的局面，使得中国民众的民意表达始终难以摆脱依赖圣主明君的臣民心态和为民请命的传统模式，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所在，天门历编水利案犊深切反映了近世以来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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