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再次走访建国西路合群坊。经街道纪工委金书记安排，居委会陈琦书记陪同，走访合群坊20号民进中央主要创始人之一王绍鏊后裔，颇有收获。
对王老的了解，第一是在民进中央成立的会址会史介绍；第二是王绍鏊的外孙女王晓琳的文章“继承先辈坚定的革命信念”。这次在王老旧居20号家中接待的就是该文作者、王老的外孙女，还有她的弟弟王晓平先生等。
王晓琳女士现已70多，精神气爽。二十年前习画。曾创作毛泽东接见王绍鏊国画。
他们介绍：20号与19号，是民进中央成立26个创始人中的王绍鏊与张纪元两家。两家后裔关系密切，情同手足。解放前夕，国民党前来合群坊抓捕在三楼秘密开会的王老、张老等地下党和民主党派，幸亏机智从旁边的楼顶逃脱。
王女士也回忆起文革期间，到北京探望外公王老。他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住在民族大街附近的一幢四合院内。司机和其他人都一起住在大院内。后天安门广场扩建，估计这四合院也被拆了。
王老一生奉献革命，解放后克己奉公。他的后裔基本都没“沾光”，从事平凡的职业。王晓琳当年68届高中，在大西北插队，后辗转其他地方退休返沪。王晓琳家兄妹四人，其中三位都经过了“上山下乡”洗礼。
她和弟弟自豪地说，我们姐弟三人（还有一个妹妹），包括王晓琳的女儿，都是民进上海会员。今年王老在吴江同里的故居揭幕。她们都去参加。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场发表讲话。王绍鏊于1888 年生于江苏吴江县，2018年王老130岁诞辰时，民进中央举办了纪念座谈会。蔡达锋主席在座谈会上指出：王绍鳌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忠贞的共产主义者，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民进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今年3月30日的“史海撷英”有最新的王绍鏊生平介绍：
摘要分享：王绍鏊（1888年——1970年）字却尘、恪尘，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民主斗士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在他人生旅途的各个阶段，都有中国共产党人给予的启迪、指引、帮助和支持，也正因此，王绍鏊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生死与共的不解之缘。
少年时的王绍鏊就读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同川学堂，毕业后考入江苏省教育总会法政讲习所学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回国后，曾与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讨袁护法运动。袁世凯去世后，中国进入了政权迭变、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
民国六年（1917年），黎元洪下令恢复国会。王绍鏊筹建共和党力量——平社积极参政，但被张勋导演的宣统复辟闹剧打断。不久，王绍鏊得知孙中山在南方举旗护法，便只身赴广东，出席非常国民大会。民国八年（1919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召集正式国会，王绍鏊邀集了平社中的一部分议员赴广州出席。当时国会议员各以派系活动，平社势单力薄，不受重视，终因经济上支撑不住而解散。王绍鏊也回到上海，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讲授货币财政课程。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广州传来了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消息，王绍鏊大为兴奋。他看透了军阀的腐败，认为只有扫除军阀，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一度低沉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在共产党人侯绍裘的影响下，他在家乡着手秘密组织策应北伐军的活动。
王绍鏊在侯绍裘的帮助下，在家乡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后又暗中联络了“全浙公会”和“全皖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军阀孙传芳、策应北伐军的行动。孙传芳侦知他的秘密活动后勃然大怒，下令对他通缉。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后在共产党人黄申芗启迪下获得新的政治生命
在武汉，王绍鏊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看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眼界大开。回到上海后他潜心研读马列著作，探索革命真理，认识到要救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反蒋斗争，参加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并成为核心一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邀集各方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旋又到北京和蓝公武等人发起救国协会，并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的一天，黄申芗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并作为入党介绍人主持了王绍鏊的入党宣誓仪式，此后组织上由黄申芗与他联系。这一天，王绍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一三事变后，王绍鏊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工作，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敌伪情报，并参与“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联系各界力量组织抗日游击队，参与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丁秉成、沈月箴等开展敌后抗日工作。为宣传抗日，他还与徐铸成等发起创办了《文汇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后，王绍鏊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秘密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王绍鏊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长期担任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负责人。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偷袭了珍珠港后，又对香港发起进攻。王绍鏊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立即过海，到达九龙，在湾仔道隐居起来。翌年4月30日，他和王人麟全家以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张唯一等乘船离港抵达上海。
（王晓琳创作）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王绍鏊回沪后，张唯一隐蔽在复兴中路（注：应是建国西路）合群坊王绍鏊的家中。张唯一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工作。王绍鏊的家成了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和活动场所。（潘汉年也经常来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两种建国方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王绍鏊投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与上海工商、文教、金融等各界进步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座谈、议论时事，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从而形成了一股有一定影响和规模的爱国民主力量。当时，王绍鏊结交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朋友。在这些人士中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组织要求每个党员都有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和身份，扎根在群众之中，便于隐蔽，长期埋伏。尽管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情，但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马叙伦和王绍鏊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他们不仅议论，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他当选为民进常务理事。在此期间，王还担任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理事，并与章乃器等人筹建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并一度担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员。为促成上海各民主团体实行革命大联合，王绍鏊不辞辛劳，奔走于各民主团体之间，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王绍鏊由上海转抵香港，与马叙伦等继续坚持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后，5月5日，王绍鏊即与马叙伦、李济深、何香凝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和响应。7月，王绍鏊参与起草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的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10月，王绍鏊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由香港经朝鲜抵达东北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等职务，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与制订，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70年3月31日，在北京病逝。
建国西路316弄合群坊，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啊！
2024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