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致癌的水果患上“植物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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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海市万泉镇，几棵感染了黄化病的槟榔树。其中一棵已经死亡多时，树冠折断脱落，只剩下树干。南方周末记者海阳/图

南方周末记者  |  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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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实习生  |  谭梓筱 梁圆

责任编辑  |  汪韬

邮箱：nfzmgreen@126.com

海南省万宁市三更罗镇田堆村，余光明家门口，几棵顶着稀疏黄叶的老槟榔树默默无言。它们染上了“植物癌症”——槟榔黄化病（yellow leaf disease of areca palm, YLD）。

顾名思义，黄化病的主要症状是槟榔树叶变黄脱落，树木减产死亡。在“中国槟榔之乡”万宁，根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热科院）椰子研究所2020年开展的普查，53.67%种植面积的槟榔树呈现病理性黄化。

树龄超过30岁的老槟榔树可能知道黄化病源头之谜的答案，但余光明已经宣告了它们的死刑。只见他俯身抓起一把树根，像搓棉絮一样揉碎，“烂完了，没治了”。

1981年，中国首个黄化病病例在海南屯昌药材场被发现。四十多年来，学界逐渐捋清了黄化病的病原体和传播媒介，并认清了“植物癌症”的可怖面目——短期内没有特效药物，一旦染病，只能通过悉心管理延长槟榔树的生命，减少损失。

治理财力紧张、学术分歧、农户不配合等诸多因素让黄化病的防治效果不及预期。四十多年间，黄化病随着槟榔种植面积的猛增而扩散。种植户因槟榔而致富，又因黄化病而梦碎。而在槟榔致癌的消息广为人知后，相关产业的尴尬定位更让防治工作雪上加霜。

种树，生病，补种，再生病……槟榔黄化病的悲剧循环还能被打破吗？

01

“可能过不了五年，万宁的槟榔就要没有了。”在办公室里，严欣说道。严欣是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下简称“万宁市槟榔局”）副局长，这是全国唯一以槟榔命名的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槟榔等热带作物的产业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

窗外，有几棵顶着黄叶的槟榔树，黄褐色的斑点从叶片尖端开始侵袭，已经爬满了整个树冠。曾经茂盛的叶片变得稀疏又短小，病恹恹地呲着，仿佛过度使用的牙刷头。有的死树没有及时砍伐，整个顶部折断脱落，只留下空洞的树干独自伫立。

俯瞰全岛，若将焦距不断拉近，关于槟榔的悲喜故事，在海南岛南隅的万宁集中上演。

这个常住人口约55万的城市有两张名片——冲浪和槟榔。高峰时，万宁槟榔种植面积超过20万亩，贡献全国近一半的产量，还于2011年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槟榔之乡”的称号。在万宁市槟榔行业协会会长符西强看来，万宁成为槟榔之都，除了拜全岛占比最高的富硒土壤所赐，还因为当地人有经商头脑，种植积极性高。

不只是种植业。随着知名槟榔品牌“口味王”的加工厂在万宁落地，大大小小的槟榔加工厂也在万宁涌现出来。创造了数万个工作岗位；收购者络绎不绝，高峰时每天有上千辆进货的外地卡车到来，餐饮住宿也随之带动。

2017年11月29日，海南万宁一槟榔加工厂，女工挑选烘干的槟榔。视觉中国/图

“一个槟榔业养活了半个万宁市。”符西强总结。

在万宁，仅2011年就新种槟榔九万多亩，是前一年的16倍。然而，感染面积和种植面积一起增长，据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推测，黄化病在万宁的大规模暴发发生在2010-2015年之间。

一个植保界的常识是，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会破坏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更利于特定病原体的传播。而单一作物消耗了土壤中的特定养分后，也会因土壤枯竭而陷入营养不良。

就像人一样，槟榔营养摄入不足便会抵抗力低下。有学者调研发现，有的种植园密度达到2250-2400株/公顷，而建议的上限是1650株/公顷。养分吸收和光合作用不足，更加容易染病。

更糟糕的是，槟榔是著名的“懒人果”，“随便种，随便长”。种植户们过度依赖它耐贫瘠、耐干旱的特性，而疏于照料。甚至不愿施肥打药，种在山坡上，不灌溉。

被黄色阴霾笼罩了十几年后，万宁“中国槟榔之乡”的地位已经有所动摇。

根据万宁市与海南省的统计公报，2022年万宁市槟榔产量约3.08万吨，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3；收获面积约12.42万亩，跌至全省第四。

悲观的情绪比黄化病本身蔓延得更快。一家湖南知名槟榔品牌公司的老总甚至向严欣建议，直接放弃干预，“等槟榔树全都死掉再重新种，可能就好了”。

距今约20年前，海南政府开始防治黄化病。但在严欣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份万宁地区黄化病报告中，“效果不明显”成了高频词。

2016年，海南禾之润农业科技开发公司对槟榔黄化病进行防控技术攻关试验，效果不明显。2017年，在礼纪镇联群村，海南大学科研团队选取20亩槟榔园试验，采取树干钻孔、高压注射营养液多种方法，效果也不明显。

2020年的“槟榔黄化防控大比武”中，热科院椰子研究所、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海南大学等15家单位参加。活动组织者海南华创槟榔研究院在2021年一篇文章中称，各参赛队伍的试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但严欣提供的报告同样显示，试验效果不明显。

2013-2019年间，万宁槟榔局甚至动用无人机，先后为近七万亩槟榔田喷洒了药物。但喷药效果依然有限。事后证明，可能是未找到针对性农药，以及高空喷洒渗透性不佳。

种植户也希望找到方法对抗黄化病。在琼海市万泉镇西岸村，有着二十多年种植经验的蔡光雄尝试对抗看不见的“病魔”。

2018年前后，黄化病使他二十多亩的种植园全军覆没。两年以后，他再次种上一批新槟榔树。种植前，他请人用挖掘机把厚度半米、“可能带了细菌”的土层全部翻开，只用下面的新土。栽种后，他在树间挖了蓄水沟，建了肥料池，给足水肥。即便如此，他也做好了再次感染黄化病的心理准备，“下再大的功夫，它们也会死掉一部分。死了再补，慢慢地补。”

但是2024年7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蔡光雄种植园刚刚发育两年的种苗里，已有20%的叶片出现肉眼可见的黄斑，尽管蔡光雄认为这只是根腐病。

看着这一幕，同村的种植户白杰庆幸自己的保守。他的种植园几年前改种了橡胶树，只是将橡胶林中间的200棵替换回了槟榔树。这样外围的橡胶树还能起隔离作用。

与此类似，在2021年的一次实验中，万宁市槟榔局在万宁市东澳镇的深山中新种了一批槟榔树，周边100米范围内则空置或改种其他作物。三年过后，这片“净土”中已有50%的果树开花结果，但这种方案需要留出大面积土地用作隔离带，难推广。

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不少商家兜售所谓的“治疗方案”：无人机喷洒农药，配方保密，要价数百元一亩。但有种植户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听说有的园子用完之后，树木反而死得更快了。

对于只在房前屋后种了几亩槟榔的家庭种植户而言，无人机的高价显然承担不起。琼海市万泉镇村民胡蓉用一根长达数米的竹竿，绑着软管喷头，凑到槟榔树叶下面喷药。农药是从村里的农资店买来的，一亩地只需花几十元。她也说不清配方是什么。

“如果有人研发出黄化病特效药，可以得诺贝尔奖。”严欣苦笑着说道。而这也是学者们常挂在嘴边的玩笑话。

万宁市三更罗镇，一位村民掰下来一撮感染黄化病的槟榔树的树根。黄化病是系统性疾病，除了会使叶片变黄枯萎外，树根也会腐烂。南方周末记者海阳/图

03

黄化病最初从何而来？

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仍未明确海南槟榔黄化病的传播源头。所能明确的是，最早报告槟榔黄化病的，是1981年的屯昌县国营药材场。

1980年代，南药——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出产的中药材被大力发展，海南岛中部的屯昌县药材场是全岛最大的种植基地。槟榔为四大南药之首，有提神醒脑、促消化等功能。技术员们探索出培育方法，使槟榔结果时间被缩短到5年以内，一直沿用至今。

热科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罗大全研究黄化病来源已经30年，依然没有找到确切答案。

为了选育良种，药材场免不了从国外进口种苗。一种猜测是，印度的带病种苗流入了海南。早在1914年，印度发现了黄化病。该国的喀拉拉邦也于1960年代暴发过大规模的槟榔黄化病。2000年以后，罗大全去印度交流时，看到当地槟榔黄化的症状与海南十分类似。

1984年，万宁西南部的南桥区（今南桥镇）也发现了黄化病。在可能是国内最早关于槟榔黄化病的研究论文中，现今热科院的前身——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的学者记叙了见闻：1985年，屯昌药材场的320亩槟榔中，病情指数40-50；南桥区某园区的1400株槟榔中，病情指数70-80。病情指数是衡量植物发病率与严重度的综合指标，最高100。

后来，种植户们习惯用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来称呼南桥镇一带——南林农场。这座占地面积23.16万亩的国营农场也成为黄化病最早大面积暴发的点位之一。在《海南日报》2005年的一篇报道中，曾任南林农场场长的汤祝军提到：农场的槟榔树从2000年起相继染上了黄化病，至2005年染病面积已达三千多亩。

橡胶-槟榔-橡胶，仿佛一个轮回

已步入中年的符西强，身材瘦削，语调沉着。他戏称自己来槟榔行业协会“打份工”。但黄化病肆虐的当下，这份工不好打。他皱着眉，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却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递上来的槟榔干，“我牙不好，吃不了这个。”

2001年，符西强从国企下岗，包下一百多亩土地种槟榔，景气之时每年毛收入可达百万元。“如果没有（黄化）病的话，种任何东西的收益都比不上槟榔。”

21世纪初，即便是只种了10亩槟榔的小散户，收上两三年果子，就能盖一栋价值二十多万元的小别墅，当地称为“槟榔楼”，这比打工挣钱快得多。2004年，南林农场农户的人均年收入是海南省农村平均水平的3倍。农场建了20栋住宅楼，全部被槟榔致富户们买下了。

回过头看，符西强们与千里之外的湘潭槟榔厂老板一起，在全国食客的咀嚼之间挣得了财富。

万宁种植槟榔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但槟榔在海南曾属于小众作物，仅用作药材或直接食用。食用方法沿袭自上千年的传统：将鲜果切半或四等分，与涂上石灰、包成三角形的蒌叶一起咀嚼，吸吮红色的汁液。

琼海市万泉镇的一家便利店，摊主正将槟榔鲜果切开。南方周末海阳/图

根据万宁县志记载，由于经济价值未引起重视，槟榔树在集体经济时代没有得到保护。到了1979年，种植面积仅残存3000亩左右，产量不足200担。

而千里之外的湖南湘潭，根据青年人类学家曹雨在《一嚼两千年》中的考据，1930年代，湘潭人在烟熏槟榔上点卤以增加风味。改革开放后，槟榔加工业复苏，四千多家家庭小作坊中逐渐诞生了几家规模化槟榔厂商。为了获取原料，采购员们将目光投向了海南。

新华网2013年一篇报道中提到，湖南槟榔的销售额从2003年的13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50亿元。而槟榔鲜果的收购价格也从2001年的每斤1元涨到了2012年的10元以上。

丰厚利润之下，种植户们一拥而上。2000-2010年，海南全岛槟榔种植面积翻倍。黄化病的传播速度也随着槟榔种植面积一同井喷。热科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一篇论文中提到，2012年以来，黄化病在海南每年以3万-5万亩的速度扩散。

在万宁市长丰镇，2013年，符西强的一百多亩槟榔田遭遇了黄化病。他尝试过增强水肥条件，无人机打药，也曾经用针筒注射药物到树干内。但仅仅过了五六年，种植园便全部沦陷，原本十多万斤的年产量几乎归零。心灰意冷的他将种植园交给姐姐打理，不再过问。

黄化病的病原体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科学家已经探索了六十多年。

1960年代，印度科学家提出了螨虫、细菌、线虫、病毒等假说。1971年，从属于印度政府的森林研究实验室研究员Nayar发现一种类细菌生物——植原体。与支原体类似，植原体无细胞壁结构、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可惜Nayar的研究成果没有立刻获得公认，也未进入中国科学家的视野。

罗大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受限于研究设备匮乏、病株样本稀缺、学术交流不畅等原因，早年间，中国学界一度认为黄化病是缺乏钾元素所致，但补充营养之后并不见好转。

1994年，罗大全陪同一位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授到海南考察。美国专家发现，同为棕榈科的椰子，由植原体引起的致死性黄化病和槟榔十分类似，会不会是同一种病原体？于是，刚毕业不久，从事着橡胶研究的罗大全开始与植原体结缘。

1995年，中国学者用电子显微镜在染病槟榔叶片组织中观测到了植原体；2001年，罗大全接力，对槟榔病株使用了针对植原体的四环素类抗生素，黄化病的症状有所减轻；此外，他还用多聚酶链式反应（PCR）技术，从病株样本中测出了植原体。

有观测，有病原学检测，有药物试验。植原体致病假说浮出水面：植原体寄宿在槟榔叶片、花蕾韧皮部的筛管细胞内，后者在植物的输导系统中负责输送有机物。“输液管”被堵上后，槟榔树枯萎死亡。带有刺吸型口器的昆虫吸食叶片汁液，传播了植原体。

但争议始终存在。“在植物身上检测出某种微生物，不代表这个微生物就是引起植物某个症状的病原。”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黄惜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植原体病原说还缺少关联性分析和室内侵染试验的证据。

由于植原体没有细胞壁，无法在人工环境培养，因此难以进行移栽实验，也就无法通过经典的科赫氏法则验证。黄惜认为，可以退而求其次，在人工环境下通过传播介体（如昆虫）将植原体接种到健康宿主上，使病症再现。但目前并无相关研究成果。

对此，罗大全解释称，棕榈科作物上的植原体富集在筛管细胞内，很难采集，因此难以移植到媒介昆虫上。“这正是植原体病害研究困难的原因。所以国际学界确定了用四环素族抗生素验证的方式。”

2007年，几位外国科学家发布的印度卡纳塔尔邦病株样本检测结果中，没有检测到植原体。黄惜团队202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收集的10个海南市县160余棵槟榔黄化树样本中，绝大部分没有检测到植原体。

对此，罗大全认为，这可能是检测工具不精确所致。并且，植原体在槟榔树叶中分布不均，有漏检的可能。

争议之下，新的病原体被发现。

2015年，中国科技大学通过测序技术在槟榔黄化病样品中首次发现槟榔隐症病毒1（APV1）。这是一种长线科隐症属病毒。2020年，黄惜团队也从海南鉴定到了APV1，并发现APV1与槟榔黄化病存在高度关联性：通过蚧壳虫将APV1病毒接种到健康槟榔树之上，后者出现了黄化症状。

热科院学者徐谦表示，学界目前的共识是，热科院椰子所重点研究的植原体、海南大学团队主攻的APV1病毒，都是海南槟榔黄化病的病原体。但两种病原体引起的黄化病症状、流行规律等方面的区别，仍待研究。

和人类的流行病防控一样，植物保护也更鼓励预防而非打药。罗大全表示，早在发现病原体为植原体时，防控方案就已经明朗。

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提到了上世纪防控柑桔黄龙病时总结出的“三板斧”：选育健康种苗，杀灭媒介昆虫，及时砍除病株避免感染。

三板斧也适合槟榔黄化病，过去十多年来，前两项取得了进展，“但需要填补的空白依然很大，防控技术不配套是最大的问题。”徐谦表示。

首先是选种。根据热科院前期研究，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带病种苗占比在50%以上，造成大量带病种苗流向东方、昌江等海南西部非传统槟榔种植区，预期黄化病发生面积和区域将进一步扩大，危害进一步加重。

在技术层面，罗大全表示，早在2010年，他带领的团队就开发出了植原体巢式检测技术，并获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当时，原海南省农业厅已经下发了相关文件，要求开展种苗检疫，但是没有办法严格执行，只有不了了之。”

2018年前后，椰子所重新设计了巢式PCR引物组，显著提高了植原体检测效率。徐谦认为，从这一阶段开始，中国的槟榔黄化病研究赶超了印度同行。如今，椰子所酝酿开放检测服务，种植户可寄送种苗，检测是否携带病原体，每株需支付一百多元。然而，这一相当于成本价的费用，还是被种植户们嫌贵。

有了新的检测技术加持，椰子所研究团队从15种刺吸式口器昆虫排查出六七种携带了植原体。巧合的是，其中两种昆虫同样是APV1病毒的携带昆虫——双条拂粉蚧和柑橘棘粉蚧。

除了雄性成虫外，柑橘棘粉蚧无翅，不能飞行，只能在植株间爬行传毒。双条拂粉蚧也是如此。但由于体长只有几毫米，身体轻盈，这些昆虫能借助风力、雨水、鸟类等动物的携带实现短距离扩散。若潜藏在种苗和果实中，能够随着引种活动实现长距离移动。

幸运的是，研究发现，对于这两种靶标昆虫，施噻虫嗪和氟啶虫胺腈这两种杀虫剂效果较好。但槟榔植株高大，如何精确地打药到叶片上也是个难题。又因为长期种植，长期用药，需要提防耐药性问题。

最难推行的恰恰是最“简单”的第三步，砍除病株。

考虑到黄化病还有潜伏期，罗大全强调，不仅要“发现一棵砍一棵”，而且病株周围看起来健康的树木也要砍掉。黄惜也建议，中度感染的槟榔园砍除病株后，要对健康树木喷洒前面提到的两种杀虫剂，“要几种药物轮换使用避免昆虫产生耐药性，同时添加一些助剂增加渗透性；要连续灭杀三次，直到没有残存的虫卵为止。”而至于重度感染的种植园，则建议直接砍除，改种其他作物。

然而，种植户舍不得下手，甚至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趁树木死亡前再收几年果。这在种植水平较差的中小户身上比较常见。为了宣传，罗大全编了顺口溜，“早砍早发财，不砍泪汪汪。”

琼海市万泉镇的一座山头上，一种植园内种上了新的槟榔苗。在它们后方，感染了黄化病的老树还未砍除。南方周末记者海阳/图

涉及农民的财产，政府也不能轻易砍伐，只能引导、鼓励。2009年，三亚市政府就拨款150万元鼓励农户砍除染病槟榔树，每株补50元。这一做法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住了黄化病的蔓延，但根据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调查，槟榔价格高时，50元补助杯水车薪，农民积极性不高。

“不支持也不禁止”？

科学界与黄化病激战正酣。但随着世卫组织盖章“致癌物”、媒体批评槟榔有引发口腔癌风险，舆论对槟榔产业的态度逐渐消极。在监管层面，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剔除了“食用槟榔”类别，槟榔不再作为食品来管理。

黄惜希望能在退休前找到接班人，眼下却卡在了引进人才的门槛上：“学校规定引进人才至少拿到一项国家基金。但有关部门对槟榔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禁止，越来越难拿到国家基金。”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期间，听到不止一位采访对象提到这句话，“不支持也不禁止”。但至少在海南，政府仍关心扶持槟榔产业。2018年，海南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提供了数千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槟榔黄化病研究。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目前椰子所团队正在开展种苗脱毒的前期研究，即采用组培技术，取病株上面的健康组织，在人工环境中培养成健康单株。如果相关研究顺利并实现产业化，有望为市场提供健康种苗。

黄惜团队也在筛选对黄化病有抗性的槟榔种质，即在重度感染槟榔园中不表现症状的植株。但这是一场长跑，槟榔从栽种到结果要7年之久，培育两代就要15年。

与大宗作物相比，槟榔的研究者们是孤独的。徐谦表示，在2020年以前，活跃着的研究团队只有热科院、海南大学和海南省农科院这三家。直到最近，孤军奋战的景象逐渐得到改善，“南京农大、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大这些队伍加入了，力量仍在壮大。”

在心底深处，胡蓉怀念2004年自己刚嫁来的时候。当时每斤槟榔价格只有两三元，但没有疫病困扰，每年也能采摘几十麻袋的量，“已经很满意了”。平日里她无需照看，只有采摘时辛苦一些，要举着长竹竿将果子从树头打落。但比起起早摸黑上山割胶的橡胶种植户而言，种槟榔的性价比还是最高的。

尝过槟榔的甜头以后，大多数农户对其他的热带作物都提不起兴趣：椰子太过高大茂盛，种植间距必须很宽；橡胶的收购价格太低，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有的改种山茶，三四年后才会结果，新的生意究竟能否跑通，心里也没底。

对于小散种植户而言，“致富果”的故事已难以复现了。但吊诡的局面也随之出现：一方面，大面积槟榔减产枯死，种植户苦不堪言；另一方面，槟榔价格高企，吸引种植户们重金入局。

受黄化病导致的槟榔减产影响，槟榔价格正在不断创下历史新高。7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在万宁、琼海走访时了解到，槟榔鲜果的收购价已达到每斤26元。即使和12年前槟榔市场最繁荣的时候相比，价格也翻了一番。

财力更雄厚的种植户选择出逃。两年以前，符西强在海南岛西部的东方市包下一片新地，重新种槟榔。他请了技术员配农药，精心布置了滴灌设备，但忧虑还是挥之不去，“不知道种出来了保不保得住”。

他表示，由于来“避难”的万宁种植户太多，东方的土地承包价格从每亩400元涨到了600元。乐东、儋州、白沙这些远离万宁的中西部城市也成了新的种植区。有的老板甚至跑到了北部的澄迈，以及隔海峡相望的广东徐闻。

某种意义上，这些城市正在重复万宁曾经的繁荣故事。“海南的槟榔产量会重新达到平衡，老区的产量由新区补上。”黄惜表示。但他同时警醒，由于短期内缺乏针对黄化病的有效遏制手段，如果不加以监管，3-5年以后这些城市的槟榔也可能被黄化病追上。

7月10日，琼海市万泉镇一位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已经将死亡的槟榔树砍掉，防止树木倾倒砸到房屋。腐朽的树干被她劈成了柴，烧火煮饭，这是槟榔在她生活中留下的最后痕迹。

（徐谦、白杰、胡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