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的象征意义——《人首蛇身古龙符》解读

魏明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山海经》中“人首蛇身”形象的深入剖析，追溯伏羲女娲象征的重要意义与复杂内涵,综合历史、神话、艺术学的多元方法，为龙图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见解，也为《人首蛇身古龙符》这一独特文化符号的解读开辟了新的路径，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艺术上的点线功夫，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形象，挖掘中华文化积淀，坚持文化自信，坚定文化立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伏羲女娲；人首；蛇身；龙图腾

【作者简介】魏明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高级专家，四川省老庄学会副会长，四川雅符民俗艺术博物馆馆长，中国符法艺术研究院院长。邮箱：wxiams@163.com

《人首蛇身古龙符》是“中国符法艺术”的标识性符号，其原型与艺术表达，是探索中华远古文明中最神秘与最深邃的艺术结晶。这一形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那时的蛇图腾就已经作为生命力和繁衍的象征出现在早期人类的艺术创作中。随着文明的进步，蛇身逐渐与人类的头部结合，形成了“人首蛇身”的形象，并与人祖伏羲女娲联系在一起。

一、《山海经》中的“人首蛇身”

古代文献中类似“人首蛇身”的言词颇多，并且大都作为伏羲女娲的形象来描述。如：王逸《楚辞·天问》注“女娲人头蛇身”；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伪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首”；《类聚》二引《拾遗记》“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蛇身之神，即羲皇也”；《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等等，无一不是肯定“人首蛇身”即伏羲、女娲之像。这些言词，大都是汉代以来的说法，追根溯源，不可能出现在《山海经》的相关记述之前。

《山海经》作为记载中国古代地理、神话、巫术、动植物等多种内容的奇书，虽有“人面鸟身”“人面牛身”“人面马身”“人首龙身”等言词，唯其关于“人面蛇身”或“人首蛇身”记载凡三出：

《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燭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䏿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此其一也。

《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即钟山——原注]。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燭九阴，是谓燭龙。”此其二也。

《海内经》云：“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此其三也。

图为《山海经》载“人首蛇身”图

《山海经》早于其他古代文献，最先作出了“人首蛇身”的判断，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图腾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龙图腾起源和演变的重要线索。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山海经》中的“人首蛇身”形象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往往与自然现象、地理环境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人首”“蛇身”的结合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他们试图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对宇宙秩序和生命奥秘的探索。

其二，《山海经》中的“人首蛇身”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其形态和象征意义在不同的篇章中有所差异，体现了龙图腾在早期文化中的变异性与连续性，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的演变密切相关。

结合这两个特点，对《山海经》中的“人首蛇身”形象的研究，不仅可以判断“人首”“蛇身”“龙身”象征意义的核心价值，而且可以找到三位一体艺术表达的创作灵感。

二、“人首蛇身”与伏羲女娲

《山海经》的原文，并未把“人首蛇身”与伏羲、女娲直接联系起来，只是间接地注明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通过对汉代图像的研究，最先把“人首蛇身”与伏羲、女娲联系到一起了。汉代图像除了“人首蛇身”的单一像之外，还有一种“人首蛇身”的交尾像。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交尾像比较多，就画像的质地可分为两类：一是石刻砖刻类，二是绢画类。画像中的人物即伏羲、女娲夫妇二人。

图为四川合江张家沟二号汉墓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像

伏羲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被视为人类始祖的神话与传说，可能在原始社会早已有之，后来被通俗小说采纳引用，津津乐道，但在学界仍是将信将疑，直到人蛇相交的图像出现，才逐渐得到历史学者们的认可。伏羲女娲的结合，象征着阴阳的平衡与和谐，寓意着生命起源与繁衍的神秘力量。这种融合性正是中华民族标识的精髓所在，它超越了种族、地域的界限，将多元的信仰和文化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和精神纽带，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记载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人首”是智慧的象征。

相传伏羲是古代华夏部落的杰出首领，聪慧过人。是他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创造了八卦，揭示了自然界中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是他受蜘蛛结网的启示，发明了网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使捕鱼狩猎更加高效；是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用鹿皮为聘礼，结束了长期的原始群婚状态，促进了社会稳定；是他用刻划符号记事，取代了结绳记事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传递和历史记录的发展；是他发明了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丰富了文化内涵。这些功绩不仅展示了伏羲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后世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人首”象征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所以，伏羲女娲的形象，无论“蛇身”或“龙身”，都离不开“人首”。

（二）“蛇身”是蛇系氏族的象征。

在古代祭祀和巫术活动中，巫师们身着人首蛇面具，举行神秘的仪式，通过舞蹈和咒语，试图与神秘力量沟通，保佑农田的丰收、族群的繁衍。这种表演，不仅是一种信仰的实践，也是对“蛇身”象征意义的直观传递，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指出，伏羲出生于蛇系氏族，并且以蛇为尊。他身上穿的树叶或鹿皮，形如蛇之鳞身或花纹，正是蛇系氏的族徽或图腾标志。由此不难看出，“人首蛇身”的形象象征伏羲女娲出身于蛇系氏族。蛇无足，且长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视为生命与繁衍的象征，具有再生的能力，与人类对生命延续的渴望相呼应。在早期陶器上，“人首蛇身”的形象往往以粗犷的线条和强烈的色彩展现，透露出原始社会的质朴与野性。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人首蛇身”的形态更加精致，被赋予了更多神秘与神圣的意味，如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蛇身环绕，人首凝视，既有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又彰显了王权的威严。在艺术表达上，“人首蛇身”的形态多样，既有静态的石刻，也有动态的舞蹈，从壁画到陶瓷，从玉器到织锦，无处不彰显其深远影响力。在建筑与装饰艺术中，“人首蛇身”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它被雕刻在宫殿的石柱、石碑和壁画上，以守护者的姿态守护着皇权的尊严。在民间，这一符号也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家具、器物和服饰，成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在这些艺术形式中，“人首蛇身”的象征意义被进一步强化，不仅是自然与人类和谐的象征，也是生殖力、创造力的象征。

（三）“蛇身”与“龙身”的演变。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看，蛇在中国人心中被视为小龙，龙可以被视为蛇的神话意象，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远古图腾大概在未合并以前，被称做“龙”的图腾，只是一种大蛇。后来以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才有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蛇图腾与龙图腾便由此合二为一了。

龙图腾的复杂性，使龙的形象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契合社会变迁和民众心理需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多样化的解读。在祭祀仪式和巫术活动中，“人首龙身”被用于祈求丰收、驱邪避灾和生殖繁衍，体现了人们对于生命、繁衍的渴望以及对自然秩序的尊重。这种符号的力量，源于它跨越时空的恒久象征性，它将个体的信仰与集体的记忆融为一体，强化了社会的凝聚力。在中国古代，龙与皇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皇帝被认为是“真龙天子”，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神圣的地位。这一观念在秦汉时期逐渐形成，随着历史的演变，龙图腾的地位不断被巩固，至明清时期，龙的图案更是被广泛应用于宫廷建筑、御用器物、服饰和官方印章，成为皇家权力的直接视觉象征。龙的威严与神秘，象征着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的集中。

《山海经》中“人面蛇身”的“燭龙”（亦为“燭阴”——原注），本是钟山山神，在《玄中记》书里，“燭龙”化为“石首”，“石首”化为“盘古”，所以开辟天地的盘古是龙的化身，有着龙的血脉。相传盘古死后，左脑化成了雷神，延续了龙的血脉。当一位公主踏入雷泽的大脚印后怀孕，生下了伏羲和女娲，兄妹俩因父亲的缘故也具有龙的血统。伏羲女娲是人类始祖，他们又把从父亲雷神延续的龙的血脉，传给了子子孙孙。这种传说强调了中华民族与龙之间的血脉联系和文化传承，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伏羲女娲的崇拜，以及将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的文化认同。因此，将伏羲与女娲的形象描绘为“人首龙身”，也不是没有原由的。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龙头印”（网络图片）

龙作为人祖伏羲女娲的化身，反映了早期人类对于生命、繁衍与自然力量的深刻认知，这种认知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得以传承下来，历经千年而不衰。这一原始的象征形式，不仅在古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对这一象征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以及图腾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持续生命力，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其象征意义在不断地被解读、被创造，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桥梁。在全球化的今天，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不仅激发了学术界对于古代神话和图腾文化的深入探索，也激发了当代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使龙的图腾以新颖的形式在当代文化中焕发新生。

龙的多变形态，象征着自然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神秘力量的崇拜。“人首”“蛇身”与“龙身”三者的演变，无论古代或现代，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蕴含着崇拜伏羲女娲的象征意义，为《人首蛇身古龙符》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艺术的坚实基础。

三、《人首蛇身古龙符》三位一体

伏羲女娲开启的人类盛世，迄今已经有了上万年的历史。古往今来，在超自然的神话、传说、绘画等文化艺术作品中，“人首蛇身”“人首龙身”形象的艺术表达，始终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盛世，身居庙堂之高的李淳风、袁天罡来到风水宝地阆中。师徒二人反复观察阆中的山川地貌，研究阆中的历史文化。在他们眼里，环绕阆中的山，具有“八卦”之象；嘉陵江左曲右绕，似龙又似蛇，在阆中平原画出了一个天然“太极图”，中间的两个大土堆，既是“太极之眼”，亦是伏羲与女娲的象征。伏羲与女娲既是人类始祖，“原初道教”的创始人，与阆中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阆中天然太极八卦的灵感，促使李淳风、袁天罡从道家的思想理念出发，悟出了“人首蛇身”即是“道”字的原型：上面两点加一横，下面是自我的“自”，象征伏羲女娲左右相交，融为一体，构成表现自我聪慧才智的“人首”，再用一个“走之”代表蛇和龙的游动之象，意趣横生。于是，他们以此意象，最先画出了一个简洁生动代表“人首”“蛇身”“龙身”三位一体的标识符。

图为李淳风袁天罡画《人首蛇身古龙符》原形

《人道蛇身古龙符》只是李淳风、袁天罡的作品之一。他们在道符、桃符方面的深厚造诣，受唐朝“一代名相”魏徵的影响颇深。魏徵早年入道擅画符，入朝之后主持编纂《隋书》，第一次把延续原始符号的道符写进了正史，对后世影响深远。魏徵后人代代相传，擅画道符或桃符者众多，曾经作为“白莲教”成员的魏宗汉，因参加“义和团”起义反清被通辑追捕，只身逃往武当山藏匿，后入长江三峡当“桡夫子”，传道画符，其技艺传承五代，是为笔者先祖。笔者自幼跟随长辈学习画符，后因工作需要，又专门进行研究，创立“中国符法艺术”，并以祖传袁李《人首蛇身古龙符》为基础，采用现代艺术手法，绘出了不同凡响的《人首蛇身古龙符》，并由四川雅符民俗艺术博物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注册为“中国符法艺术”标识。

图为四川雅符民俗艺术博物馆注册标识

“中国符法艺术”之所以选中《人首蛇身古龙符》作为标识符，是由“中国符法艺术”的自身需要决定的，也是由《人首蛇身古龙符》的高品质艺术形式决定的。

首先，“中国符法艺术”（简称“中国符”），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以《道德经》最高艺术精神为理论依据，以符号为主要内容，以点线组合表达一定心理意象，守素抱朴，具有“神韵”特征的原生态创新型艺术形式。所谓符号，是指既非文字，又非图象的原始符号、民俗桃符和道藏符文；所谓“符法”，即画符、持符、观符、用符的方法技巧和法术效力。画符必须按照规定程序，遵守“八忌十戒”，用咒结煞，聚精凝神，运气转笔，一意归中，一气呵成，一笔扫就，做到符头、符腹、符脚完整，首尾呼应，祝词贴切。符法艺术的用途：一是悬挂赏析；二是张贴辟邪；三是佩戴护身；四是安放镇宅；五是养生治病。用符的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静心定神，摒弃杂念，眼随符转，引符入心，明摹暗画，默念祝词，可以起到其他艺术品起不到的作用。因此，“中国符法艺术”的创立，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灵性符号作为标识（LOGO）。

其次，《人首蛇身古龙符》，或称“中华古龙符”，是“中国符法艺术”中以点线组合表达一定心理意象，抱朴守真，具有神韵特征的原生态创新型艺术形式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这个一气哈成、一笔扫就的简单符号，以“点”为“人首”，连线蜲蜿为“蛇身”，转而为龙，象征伏羲女娲，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符号点线功夫的艺术魅力，并且与图腾文化、原始信仰、神话传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丰富而深䆳的文化内涵。《人首蛇身古龙符》人、蛇、龙三位一体的艺术表达，深含伏羲女娲的象征意义，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记录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繁衍、自然力量的理解与敬畏，以及对和谐共生理想的追求。通过对其艺术表达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追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也能在古今对话中发现这一符号的持续生命力。

其后，简洁明快的线条，集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人首龙身”于一体，勾画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比美的艺术造型，传递出中华民族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这种艺术表达方式，不仅仅是对伏羲女娲神话的视觉化，更是对原始社会宇宙观和生命观的诗意诠释，深刻揭示了龙图腾在历史长河中能够持久繁衍、不断变异的演变与升华，以及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正所谓：

人首蛇身古龙符，

华夏大地起宏图。

伏羲女娲开盛世，

千秋万代帝业殊！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30、438、456页。

[2]龚鹏程、魏明生：论“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林曦：中国龙图腾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0年第S1期。

[4]黄松涛：论中国龙图腾之美[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曾广春:浅析彝族服饰中的龙图腾纹样[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许昭宾：中国人的龙图腾崇拜及其无意识心理原型分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7]李翠娟：浅析中西方龙图腾文化异同及翻译策略[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8]徐春燕.论龙与中华文化——从伏羲时代龙图腾谈起[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9]张国清：龙图腾崇拜与中华民族的融合[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0]赵爱华.龙图腾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艺术百家》,2012年第A01期。

[11]魏明生：原始符号的产生传承与中国符法艺术的定位[M]。《魏峡文集》下卷，中国文化出版社，2023，第8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