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四辑刊发了复旦大学方炯升撰写的论文《失落的“蜜月”：结构性错误知觉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影响——以2016-2017年的中韩关系为例》。今日推送的是该文的缩略版。获取全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战略失稳对中国周边外交大局有深刻挑战，其中尤以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关系发展良好、预期不足背景下突发的战略失稳现象为甚。本文尝试论证，国家间不对称结构所带来的结构性错误知觉，是导致战略失稳在预期不足状况下爆发的重要原因。不对称结构中的大国与小国对彼此的关注程度不同，这种关注差距进而引发两国在面对双边关系变化时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最终导致小国出现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错误知觉。以中韩关系为案例的研究表明，韩国决策者在中韩“蜜月期”过度乐观，过于自信地看待中韩关系改善的影响，而又未能分辨出中国向韩国发出警告的核心信息，导致其采取有损中国利益的投机行为。而当中韩关系出现下降趋势时，韩国决策者又过度悲观地认为与中国的冲突将影响 本国自主权与人民安全，放大了中国对韩反制的力度认知，终致带来严重的战略失稳。保障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建构超越地缘政治思维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结构性错误知觉；战略失稳；周边外交；中韩关系
【作者简介】方炯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在中国周边外交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战略失稳现象仍在局部发生，为周边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与战略稳定相对，战略失稳是指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相对平稳的较高水平滑落，进入动荡不安乃至对抗冲突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仔细考察中国周边的战略失稳现象，可以发现一部分战略失稳事件并非由蓄意挑衅导致，而是在预期不足的状况下发生。厘清战略失稳在预期不足状况下的发生原因与作用机理，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认为，2016-2017年的中韩外交危机，是预期不足状况下产生战略失稳的典型案例。危机爆发前，中韩关系已经发展到建交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韩国政府决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中韩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中韩关系的下降程度为何会出乎事先预料，在极短的时间内销蚀过去十余年的互信积累，由“蜜月”下降到谷底？既有研究主要发展出了同盟体系论、“楔子战略”论、互信机制论、国内政治论四类研究范式，但尚未充分解释该问题。本文尝试论证，结构性错误知觉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在预期不足状况下发生战略失稳，导致失落的“蜜月”的重要原因。结构性错误知觉是指不对称结构下的关注差距所引发的国家间误解误判，其作用机理主要如下。第一，不对称结构导致关注差距，进而带来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如果在一组双边关系中，两国的国土面积、经济体量、国防能力与国际地位等都存在显著差距，则可认为这组双边关系形成了不对称结构，其中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在下文中称作“大国”，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称为“小国”。对大国而言，它在外交上总有更加重要的议程需要处理，因此大国决策者对于小国的关注是有限的，与小国相关的事务在它的外交决策中优先级较低。另一方面，如果小国与大国存在地缘上的临近或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则与大国有关的事务将在小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成为优先级极高的议题。因此，小国倾向于对大国的行动关注过度。关注差距也就由此产生。关注差距可以对决策者的情感波动程度以及信息处理方式两个关键变量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导致外交决策的风格发生改变。一方面，关注差距导致两国决策者的情感波动程度出现差距。外交决策者在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时，会产生情感的波动，这种情感的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决策的各个方面。然而，由于外交决策者的注意力是非常受限的，因此其只会对其最为重视的议题投入较多的情感，对相对不重要的议题投入有限的情感。在不对称结构中，大国外交决策者对双边关系的关注有限，因此双边关系的变化对大国决策者所造成的情感波动也有限，大国决策者相对而言会以更加平和的态度看待双边关系的变化。相反，小国外交决策者对双边关系的关注过度，赋予其较多的情感投入，因此双边关系的变化将为小国决策者带来明显的情绪波动，并将表征于其决策之中。另一方面，关注差距导致两国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存在差距。在不同的国家中，决策者接收与处理信息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大国决策者所面对的外交议题数量众多，情势复杂。鉴于与小国的双边关系在决策者的视野中重要性相对有限，大国决策者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时势必采取“抓大放小”的信息处理方式，只关注最为重要、最为利益攸关的关键信息。与之相对，由于在小国决策者的战略思考中，与大国的双边关系优先级极高，因此小国决策者势必会希望获得更加完备的信息，对相关领域的政策规划与学术研究投入更多资源。就这一逻辑而言，小国决策者反而可能在对大国开展外交决策时获取更加“面面俱到”的信息。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将导致大国与小国对当前局势做出全然不同的判断，错误理解对方通过信息所欲表达的意图。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同时影响外交决策，导致在同一组双边关系中大国与小国的决策风格产生差异。一方面，大国的决策风格趋向于平稳与连续。其原因在于，情感波动的有限性使大国决策较少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抓大放小”的信息处理方式使大国的决策较少受到信息的干扰，更多按照既定思路开展，而不是在接收外界刺激后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小国的决策风格呈现出波动反复的特征，在处理与大国的外交关系时常常显得“善变”。这种特征既受到情感波动程度大的影响，在小国的外交决策中带入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也受到“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决策大量受到外界刺激的冲击，难以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第二，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导致错误知觉的路径。对于任何决策者而言，准确判断自身所处的战略环境优劣程度，都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然而，关注差距所导致的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恰恰会引发决策者错误判断自身所处环境，因此具有较高的危害性。与不对称结构中的大国相比，错误知觉在小国的外交决策之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一方面，两国关系的改善导致小国外交决策过度乐观。在双边关系经过两国共同努力达到高峰阶段后，两国决策者都会倾向于形成一种对未来的乐观认识乃至“愿望思维”，相信两国关系会继续维持向好的趋势，两国之前过去存在的分歧可以得到化解。但这种乐观认识在两国的表现存在差异。大国在面对小国时的情感波动有限，同时大国仅会关注数量有限的核心信息，因此大国的乐观心态是相对适度的。然而，小国在面对大国时的情感波动剧烈，具有较强的自信感，所接收到的信息又“面面俱到”，容易产生一种两国关系已然取得全面突破的感受。这是一种典型的过高估计自我能力的错误知觉。在过度乐观心态的影响下，小国倾向于采取投机性政策，期待可以通过与大国的良好关系而获得大国的包容。即使大国对这种投机行为明确提出警告，也未必能够引起小国的重视。因此，错误知觉所带来的投机行为导致两国关系从高位下降，进入恶化通道。另一方面，在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后，错误知觉又导致小国的外交决策过度悲观。在自身要求未能得到大国满足，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后，小国的决策者无疑会产生一种失望的情绪。由于小国决策者对两国关系的关注过度，这种失望情绪将被进一步放大，带来强烈的失落感。而小国决策者“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方式会对悲观情绪起到自我证实与强化的作用。因在两国关系恶化阶段，小国决策者所接收到的信息基本都是带有负面倾向的，从而加剧小国决策者的失落感与对大国的怀疑。相较而言，尽管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会为大国的外交决策带来一定的情感波动，但这种情绪是相对有节制的，并且由于大国决策者的“抓大放小”，这种情绪不会因大量负面信息涌入而被强化，从而保证大国外交决策的相对稳定与连续，但也可能导致大国无法对小国的悲观情绪进行及时的安抚与正面疏导。第三，错误知觉导致战略失稳的路径。由上述推演可知，关注差距导致小国决策者错判形势，从而逆转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却反而会使得矛盾与冲突加剧。由于这种错误知觉内化于小国的外交决策思维方式之中，因此无论是小国内部执政派系的更迭还是两国之间互信机制的建立，都不足以完全消除错误知觉产生的基础。只要小国在双边关系取得发展时过度乐观而采取投机性的政策，错误知觉就会被诱发。由此可见，如果两国深刻陷入错误知觉，最终将导致失落的“蜜月”：发展良好的战略稳定态势被彻底翻转，在两国关系高峰期取得的成果消弭殆尽，徒留外交危机带来的棘手问题，成为两国修复关系的障碍。结构性错误知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有显著的体现。东亚国家中广泛存在不对称结构，同时又特别强调“关系”、情感与价值的作用，导致错误知觉的意义凸显。不对称结构是中韩关系的首要特征，也带来了中韩两国决策者的关注差距。中国倾向于将中韩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宏观视角下进行分析，而韩国倾向于将中韩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外交议题进行分析。关注差距的存在，意味着结构性错误知觉的隐患根植于中韩关系之中。在关注差距的影响下，韩国决策者在处理中韩关系时，呈现出在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两个极端之间波动的特征。一方面，韩国决策者在中韩关系“蜜月期”中过度乐观，认定中国应当且能够接受其采取的投机性政策。第一，韩国过度自信地看待中韩关系改善对朝核问题的影响效果。这点在2016年年初的中韩国防部热线通话事件上有显著体现。2015年12月31日，中韩国防部直通电话正式开通。韩国媒体普遍认为，韩方可以借助热线和中国就半岛局势进行战略协调与沟通，甚至乐观预测热线沟通可以起到牵制朝鲜的作用。然而，2016年1月6日朝鲜举行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国防部在第二天尝试与中方通话，却未能接通。1月8日，时任中韩外交部长进行了通话，但据韩媒报道，这次通话的时间也经过了两次推迟。在防务热线不通和外交沟通推迟后，韩国政府对中国表示“失望”，甚至认为在直接关系到韩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表现过于消极，不符合韩国对中韩关系的期待。韩国的激烈反应充分体现了关注差距对小国情感波动程度的影响。尽管中国政府未对中韩国防部热线事件做出正面回应，但从中国的外交风格与决策体制出发，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暂时无法回应韩国通话请求的原因在于，中国需要考量其回应对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大局可能造成的影响，难以迅速做出具有倾向性的表态。而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发展程度显然赋予了过于自信的期待，认为中国可以在朝核问题上快速做出决断。因此当中国未能满足韩国的通话请求时，韩国决策者的自信感遭遇严重挫败。部署“萨德”以确保本国获得安全保障，也就成为了一种具有诱惑力，似乎有利于挽回尊严的选择。第二，韩国“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方式导致其低估中国的反制决心。2016年初韩国政府宣布将考虑部署“萨德”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国防等渠道向韩国提出反对意见，希望韩国做出慎重考虑，通过对话协商化解朝核问题的挑战。中韩两国领导人也曾利用多边会议场合，就此问题进行直接沟通，传递了明确信息。然而，韩国决策者始终被过度乐观的心态所笼罩，认为部署“萨德”是一项“纯粹的防御性政策”，并且“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因此中国应当承认与理解韩国的决策。韩国决策者在中国提出明确警告的背景下仍不考虑改变自身立场，与其信息处理方式有密切关联。韩国政要并未准确地在各种信息中辨识与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诉求，反将中国政府释放的善意视作中国对韩政策的主流，并由此得出中国不会对韩国实行强烈反制的错误结论。例如，时任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曾于韩国政府公布“萨德”部署决定前夕访华，应当最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诉求。然而，他却在接受议会质询时表示，中韩关系处于很高水平，因此中国不会轻易对韩国进行反制。时任韩国外长尹炳世在同一场质询中也表示，不认为中国会对韩采取反制措施。这些韩国政府对华决策圈中核心人物的表态，显然都只看到了中国维护中韩关系大局的一面，而严重低估了中国对“萨德”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中国在反导问题上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从而损害了韩国决策的准确性与客观性。另一方面，韩国决策者在中韩关系出现下行趋势后过度悲观，放大了中国的警告与反制措施所带来的恐惧。第一，韩国政府在失落感的支配下，认定中国反对“萨德”部署是侵犯韩国自主权的行为。在韩国正式公布“萨德”部署决定后，中国立刻表示坚决反对，导致韩国决策者的过度乐观心态因与现实不符而落空。在此之后，韩国决策者开始非理性地将“萨德”部署与韩国的自主权和人民生命安全相联结，以悲情叙事凌驾于现实政治之上。带有悲情色彩的叙事贯穿经历“萨德”事务的三任韩国政府。朴槿惠率先将“萨德”与韩国自主权绑定，将“萨德”部署称为“攸关国民生命的问题”，因此不能成为争议的对象。代行总统职权的黄教安延续了这种悲情叙事，认为“萨德”是“维护韩国国民生命与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必须进行部署。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后，韩国政府决策中强烈的感情色彩曾有所弱化。然而，在朝鲜举行第六次核试验后，文在寅的态度明显趋于强硬，指出为保护国民生命和安全，不能再推迟“萨德”的临时部署。这些悲情叙事实际上限制了韩国决策的空间，将“萨德”部署这一策略性的举措与极为敏感的韩国自主权与安全问题强行绑定，导致决策脱离现实，缺乏灵活性。第二，韩国受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指称中国大规模限制两国经贸往来。在中韩外交危机期间，韩国政府与媒体多次指责中国对韩国企业施加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对此始终平淡回应，指出中国一贯支持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但这需要一定的民意基础和舆论氛围。相较而言，韩方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要激烈得多，展现出了极强的敏感性与高度的重视。事实上，韩国决策者做出了许多误解误判。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2017年现代汽车在中国销量大幅下降一事。韩国政府与舆论界多将其视作中国对韩国的反制举措。然而，若仔细考察现代汽车在华的销量变化，可以发现早在2015年中韩关系尚处于“蜜月期”时，现代汽车就已经因中国国产自主品牌的激烈竞争出现销量下降的现象。而2017年的销量波动之所以较为剧烈，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汽车因资金周转问题无法支付在华供应商的货款而导致断供。由于韩国政府对中国的高度关注，倾向于将其可获得的大量市场波动信息均视作中国对本国的限制措施，其中难免有夸大与过度解读之处，由此导致韩国对中国的怀疑与畏惧进一步加深。综上所述，在中韩外交危机之中，结构性错误知觉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受关注差距的影响，韩国的对华决策具有强烈的情感波动与“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风格，导致决策者在采取投机行动后，在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的错误知觉之间大起大落。韩国决策者对中国的疑虑由此不断加深，最终导致战略失稳。2020年，中韩两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挑战，达成十项共识，重建高水平合作。这更加显示出，中韩外交危机是在双方所不欲的情况下发生，本应尽快完成的妥协却在战略失稳木已成舟后方才实现，具有极强的悲剧性。展望未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控制结构性错误知觉的负面效应，是避免失落的“蜜月”重现，维护亚洲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