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三辑刊发了中国政法大学杜哲元副教授撰写的论文《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析论》。今日推送的是该文的缩略版。获取全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通过深入分析近代以来英国、苏联和美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可以发现，相对于“帝国坟墓”，“帝国陷阱”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帝国”受到诱惑进入、“帝国”损失增加与“帝国”被迫撤离。这三个阶段又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面对和应对阿富汗这样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邻国。中国应在明确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与中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对于阿富汗重建以外交协调为主，有限的经济参与为辅，避免直接安全介入。
【关键词】阿富汗问题；大国政治；“帝国坟墓”；“帝国陷阱”；中国周边外交
【作者简介】杜哲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在众多观察者看来，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的仓惶撤离意味着美国二十年阿富汗战争的失败，由此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观点似乎再次得到验证，同时，这一观点也得以进一步传播，更多的观察者将它视为是阿富汗大国政治的历史铁律和宿命。然而，阿富汗真的是“帝国坟墓”吗？“帝国坟墓”足以客观准确地概括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吗？通过对近代以来英国、苏联和美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将阿富汗视为“帝国陷阱”要比“帝国坟墓”更为恰当，“帝国陷阱”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而“帝国坟墓”这一带有文学夸张性的概念虽然有着较强的话语传播力和穿透力，但并不能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的实际效应。在“帝国坟墓”这一概念中，所谓“帝国”是指世界一流强国，不仅国力强大，而且有着巨大的国际权势，还奉行扩张性对外政策，积极谋求世界霸权；而“坟墓”一词则指向死亡和毁灭，“帝国坟墓”可以理解为“帝国必亡之地”，而这死亡和毁灭有三层含义，通过对这三层含义的分析，可以发现将阿富汗认为是“帝国坟墓”并不客观准确。第一层含义是指“帝国”在阿富汗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其损失之惨重犹如死亡和毁灭一样令“帝国”难以承受。英国、苏联和美国在武力进入阿富汗后确实损失惨重，比如英国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就耗费了1500万英镑，损失了大约4万条人命（军人和非军人的总数），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英国至少也损失率数千名士兵，苏联在近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耗费了600亿卢布，损失了大约1.4万名士兵，美国在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则耗费了2万亿美元，损失了2400余名士兵。这些损失不可谓不惨重，但是它们的惨重性应该相对来看，一方面，相对于阿富汗的损失而言，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阿富汗约100万人的伤亡，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则导致阿富汗死亡人数超17.6万。从这一点来看，“帝国坟墓”这一称呼多少有站在强权政治的角度为帝国扩张哀叹鸣屈之嫌。另一方面，“帝国”为了保证其安全或扩大其权势，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对外战争，尤其是那些体系性大战，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同样会遭遇惨重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远远大于它们在阿富汗的损失。比如近代英国和俄国曾多次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和俄国无论是付出的生命，还是耗费的财富，都远远大于两次英阿战争和苏阿战争，但不曾有人将欧洲大陆称为英国和俄国的“帝国坟墓”。再比如美国在“二战”期间与日本在太平洋上进行旷日持久的激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士兵人数远远高于阿富汗战争，但不曾有人将太平洋称为美国的“帝国坟墓”。就第二层含义而言，它是指“帝国”在阿富汗遭遇了完全而彻底的失败，不仅军事上失败，而且未能在阿富汗实现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然而，这一点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这两次英阿战争中，英国不仅快速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军事胜利，而且在中间遭遇挫败后，又能很快的实施军事报复。从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上看，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下的阿富汗与英国建立起的比较稳定的关系，阿富汗既没有再公开加强与俄国的战略联系，更没有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时对英国趁火打劫，可以说英国在这次英阿战争中实现了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第二次英阿战争结束后，阿卜杜·拉赫曼统治下的阿富汗不仅接受了《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及“杜兰线”，而且也没有再公开加强与俄国的战略联系，可以说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实现了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对于苏阿战争的结果，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实现了军事、政治和战略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指出的：“不是俄罗斯（苏联）输了阿富汗战争，俄罗斯（苏联）总的来说很顺利地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很大的数量，而且在喀布尔留下了一个政府，一个亲苏的政府。”俄罗斯国家杜马也曾提出：“苏联出兵阿富汗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避免了在我们国家南部出现新的战争，打击了这一地区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贸易。”对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而言，一方面，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美军在阿富汗基本上没有遭遇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而2020年2月签订的“美塔和平协议”也满足了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尽管这一点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至少在美军撤离的两年内，恐怖主义势力确实并没有再通过阿富汗对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由此来看，“帝国”并没有在阿富汗遭遇完全而彻底的失败，它们或多或少地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基本目标。就第三层含义而言，是指“帝国”由于武力进入阿富汗而导致其国家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其世界一流强国的实力和地位因为阿富汗战争而终结。但这一点同样与历史事实不符。英国虽然在两次阿富汗战争中损失较大，但这并未冲击到英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从1840年代直到19世纪末，正是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而英国真正走向衰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认为1838—1842年和1878—1881年的两次英阿战争导致了一百年后或一个甲子之后英国的衰落和帝国的解体，这种因果逻辑联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而且在地区权力结构上，两次英阿战也没有导致英国在亚洲权势的衰落，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就征服了信德和旁遮普这两块富庶而重要的区域，几乎一统印度次大陆。第二英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就发动了第三次英缅战争，征服了缅甸全境，它在亚洲的权势可谓是臻于极盛；苏联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两年后苏联解体，但这并不能证明是阿富汗战争决定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是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近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只是导致苏联衰落和解体诸多外因中的一个；虽然近年来盛行“美国衰落论”，但这一观点在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而即便美国真的走向衰落，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也难言是其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的衰落更多的是相对衰落，阿富汗战争显然不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而且美国与其他大的经济体相比，它的经济状况并不逊色。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是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但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将“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它的阿富汗战争是偏颇和片面的，它在阿富汗的挫败并不足以扭转它的国运，使其由胜而衰。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往往更像是“帝国陷阱”。这是因为，首先，对于“帝国”而言，它具有一定的诱惑性，这主要体现在它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上。阿富汗的地缘枢纽性对于那些意欲问鼎世界霸权的“帝国”而言，既有可能是其安全形势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有可能是其权势的倍增器，无论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安全，还是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阿富汗往往会令那些“帝国”垂涎欲滴，从而意欲谋求控制阿富汗，使其服务于自己的安全和战略利益。然而，阿富汗的这种地缘枢纽性更多的只是理论和地图上的，若要将其变为现实则困难重重。其次，“陷阱”一词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帝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决策失误。“陷阱”是客观存在的，但“陷阱”是否会损害到“帝国”的利益，则取决于“帝国”的战略决策。而“帝国”之所以在阿富汗问题上频频出现战略决策失误，既由于它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情报和知识的相对匮乏，又由于帝国的傲慢自负，同时，还由于它们夸大和误判了潜在威胁的严重性。在错误的战略认知和判断的误导下，“帝国”选择进入阿富汗“陷阱”。再次，对于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帝国”而言，它总会遭受到各种形式和程度不一的损失。一方面，不同于“坟墓”所意指的那种致命性的损失，“陷阱”中损失的严重性相对较小，这种损失既不足以严重削弱“帝国”的国力，又不足以动摇它们在全球和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尽管损失相对较小，但这种损失仍是超出了“帝国”的心理预期，使其认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损失大于收益，从而不愿意继续承受这种损失。最后，“帝国”并不能很轻易地就从阿富汗“陷阱”中跳出来，在时间上往往拖延较久。在近代以来的四次“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中，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时间持续最短，持续了近两年半的时间，第一次英阿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苏阿战争持续了近十年之久，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则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而更能说明这种久拖性的在于，这些“帝国”从准备撤出阿富汗，到它们真正撤离阿富汗也耗时较长。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反对此次战争的保守党于1841年9月上台，英国即决意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一年后，英国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第二次英阿战争中，反对此次战争的自由党于1880年4月上台，英国即决意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一年后，英国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在苏阿战争中，1985年1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尽快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三年后，苏联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中，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6月正式提出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但直到十年之后，美国才真正得以从阿富汗撤军。由此可见，尽管不像“坟墓”那样走不出来，“帝国”几乎不可能从阿富汗“陷阱”中轻松顺利地一跃而出，这个出来的过程将耗费“帝国”大量的时间与资源。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产生的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诱导“帝国”进入和陷入阿富汗“陷阱”的因素主要在安全和威望这两个方面，“帝国”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安全与国际威望而选择武力进入阿富汗。但它们对自身安全和国际威望都存在着一定的迷思，即过度夸大因阿富汗而产生的威胁的严重性，以及过度夸大国际威望受损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二，“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与阿富汗自身的内外政策有较大的关系。阿富汗内政中的消极方面外溢到了它的外事，以及它对外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招致“帝国”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阿富汗虽然相对弱小，但它的对外战略却不乏冒动冒险性。第三，在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之前，“帝国”决策层内部对该“陷阱”的风险和危险都有一定的认识，但却仍然无法阻止它们决意进入，而且这些先见之明在后来也难以改变“帝国”在阿富汗遭受严重损失的命运。第四，从“帝国”与阿富汗的互动角度来看，“帝国”在阿富汗受损首先是由阿富汗安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严重失衡导致的。对于“帝国”而言，阿富汗巨大的安全价值吸引着它们武力进入，但阿富汗较小的经济价值使“帝国”在阿富汗的行动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随着这种失衡的不断加剧，阿富汗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也都将严重下降，阿富汗的“陷阱”效应也愈加明显。第五，“帝国”能否做到及时止损是其减轻阿富汗“陷阱”所带来损失的关键，能否从阿富汗内部找到并信任能够控制阿富汗局势的人物或组织，是影响“帝国”能否及时止损的一项重要原因。而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时机和运气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帝国”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胸怀。阿富汗作为我国的一个西部邻国，对于我国而言，在我国推进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面对和应对它的大国政治效应。一方面，我国不应无故囿于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偏见中，而对于阿富汗问题无所作为；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不是谋求扩张和霸权的“帝国”，但我国在参与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仍需要对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有充分的认识。从阿富汗对我国的实际价值和我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出发，我国对于阿富汗重建应以外交协调为主，有限的经济参与为辅，避免直接安全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