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四辑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晓萍撰写的论文《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因素”与美印互动》。今日推送的是该文的缩略版。获取全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武装”印度，实现“印太” 地区的力量平衡。在对印度的战略定位上，美国游离于“摇摆性国家”和“领导性国家”之间，这使美印战略关系在本质上存在限度。就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馈而言，主要遵循在顾及“中国因素”的前提下，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反应型”策略，包括观望期对中美双领导的担忧，以及调试期的“谨慎积极”战略组合。美印战略互动具有强烈的“中国因素”驱动，遵循“美国主导、印度修正”的逻辑。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美国“印太战略”演进的方向，决定了美印战略合作的大框架；二是印度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机遇”的判断，将一定程度决定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作为实力弱的一方，印度试图在中美间实施“巧撬动”，从而使基于“中国因素”的美印互动具备了形成“中美印”闭环互动的潜质。
【关键词】“印太战略”；中国因素；美印互动；认知反馈；互动逻辑
【作者简介】杨晓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
一般认为，在基本时间轴上，美国的“印太战略”萌芽于奥巴马时期（特别是第二任期），成型于特朗普时期，并在拜登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文件的出台，更使“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了各国在评估战略环境时一个大的叙事背景，虽然各国对“印太”概念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中国因素”是促使美国提升印度战略重要性的重要驱动。就印度而言，“中国因素”的表现更为复杂。一方面，印度在争做“大国”和成为“领导性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是其重要参照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发展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而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产生的地缘影响，使印度在叙事上更趋向于将“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威胁”。随着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的加剧，“中美印”能否形成一个完整互动闭环，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虽有研究表明，从2013年始，印度就开始寻求一种“中美印”三边互动的范式，但当前学界主流意见并不认为“中美印”战略互动是一个完整的闭环。随着印度的崛起，学界更多从“中美印三边关系”或“战略三角”的角度，来探讨“中美印”之间存在的互动状态。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相互影响说；（2）不结盟、非对抗说；（3）特定国家改变说。这些研究成果较清楚地帮助我们还原了中美印互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并对当时的互动状态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具有重要的知识谱系积淀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并不涉及对中美印互动的逻辑起点、路径和逻辑的探讨，从而较难真正厘清三国间互动的关系。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型及发展，更多研究趋向于将“中国因素”视为一个常量。从这个意义讲，中美战略互动的形态及性质，是影响美印互动的根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对于美国“印太战略”下美印互动的演进逻辑，主要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美国决定论”的解释范式。另一种解释是对“美国决定论”的一种补充，试图从印度的威胁感知、合作动机等角度，来论证印度对美国的反向影响作用。但这种视角的研究目前在数量和影响力上均不占主流。大致而言，这两种解释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对美印战略互动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进行了区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较清晰地探寻了美印战略互动的驱动、非对称性及效果。然而，少有研究涉及讨论美印战略合作中的“中国因素”如何驱动美印战略互动向“中美印”战略互动演变。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美国战略设计遵循较为明显的“威胁导向”。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定位经历了从奥巴马时期“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特朗普时期“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反转。这是美国“印太战略”大背景下，美印战略互动的起点。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将美国对华战略内嵌于其地区战略中的一种设计，印度和中国同属于亚太纬度。对印度的定位也更趋向于地区强国，对印度主导作用的肯定也更集中于南亚地区。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在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直接将中国定位成“修正主义”国家，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拜登上台后，在2021年初发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同年4月，美国参议院又提出2021战略竞争法案。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继承和确认。简言之，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逻辑，就是要通过“武装”印度，来实现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这种对印度地缘战略价值的肯定，主要源于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在地理上印度恰恰位于连接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中心，这是与美国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战略聚集区域重合；二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及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上越来越感到自身在资源、能力甚至感召力上的限度。鉴于印度在整个印太地区的体量和潜在增长实力，将是最有潜力帮助美国一起制衡中国，维持美国霸权的国家。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印度是处于中美“战略竞争”中，涉及“制衡均势”的一方。虽然美国对印度的言语表述已经多次落实为文字上的“领导性国家”，这或是出于对印度给予“口惠”之便，但从关系逻辑上，美并未排除对印度作为“摇摆性国家”的内在认知。这或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内在限度的最大根源所在。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馈而言，主要遵循在顾及“中国因素”的前提下，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反应型”策略。主要包括观望期对G2的担忧，以及调试期“审慎积极”战略组合，其终极目标是服务于印度成为“领导性”国家的身份诉求。在印度战略界，对“印太”概念和倡议的关注大致开始于21世纪初。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开始逐渐接受了“印太”概念。对“印太”概念的接受与印度谋求成为“独特的”领导型国家的定位有关。印度不仅在南亚实行“邻国第一”政策，而且以联通和重新开发印度东北部为契机，谋求将“东看政策” 升级为“东向行动” ，但印度在进行“向东行动”的战略设计时，仍“有意”保持了该战略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莫迪上台后，也开始以民主为抓手，逐渐强化与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战略和安全联系，开始加重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还没有出台成型的“印太战略”的萌芽期，印度更多是对“中国共治”的担忧，而选择同时与中国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学术表述上，一般认为，在观望期，“对冲”是成本-收益最高的策略选择。对于特朗普时期美国出台的“印太战略”，印度形成了以“谨慎的积极”为主要特点的战略行为。在“谨慎积极”指导思想下，印度的战略组合主要包括：（1）对冲；（2）制衡；（3）有限冲突和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对印度来说，特朗普总统本人或是美国“印太战略”推进的最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印度通过选择多重战略组合，来应对成型期的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战略，使莫迪执政以来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从不结盟向多向结盟的转变”，也使新时期的中印互动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美国印太战略的根本逻辑是“借印制华”。以此为出发点，对美印互动路径的探寻，离不开对“美国主导性作用”的探讨。美国在“印太战略”及美印战略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就印度的作用而言，印度自身对“领导性大国地位”的追求、在“战略追随”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摇摆、美印双方对“印太”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上的偏差、以及印度自身根据国家利益权衡而在地区热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如伊朗和俄罗斯），则使印度的认知及策略选择，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形成一种修正和反馈，并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因而，我们可以将美印战略互动的逻辑概括为“美国主导、印度修正”的互动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未来美国“印太战略”演进的方向，将决定了美印战略合作的大框架；而印度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机遇”的判断，将一定程度决定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美国语境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实质是一种“拒优”战略，即不能容忍中美比美国更强。这首先涉及的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在经济领域造成的威胁，其次才是由经济实力、行为范式而带来的对领导地位和地区秩序的挑战。在具体操作上，拜登政府将这两种威胁，通过“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统一打包至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并以此为旗号，需求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及伙伴间的合作。理论上讲，美国面对中国在经济秩序上所形成的挑战，一般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考虑到自身内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在自身实力无法在短时期获得“质”的提升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一种“以打压对手为主”的战略。这种策略不考虑是否一定程度对自身利益造成伤害，只需要对方损失比自己大，就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战略。第二种路径是“以我为主”的战略，即夯实美国自身实力，包括继续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保持绝对领先。如果拜登时期美国印太战略将遵循“以夯实自身实力”为主的原则。那么中美或可在一些具有共同利益（如气候变化和环保）领域尝试性进行合作。在所谓的“中美印”三边互动，印度其实更容易受中美关系“微弱回调”的影响。美国印太战略下的印度，对所谓的“中国因素”，面临一个近乎矛盾的处境。一方面，印度对华战略疑虑的加深，促使印度对美国战略依赖加重。另一方面，即使印度战略上向美靠拢，仍无法“人为地”阻断或放弃中国为印度成长和发展带来的机遇。在未来，美国的议程偏好仍是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进行战略合作的主导性因素，而印度自身基于成长为“领导性国家”的一些核心国家利益需求，包括能源、经济发展、防务、甚至网络等基础设施，将成为影响美国“印太战略”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作为实力弱的一方，印度试图在中美间实施“巧撬动”，从而使基于“中国因素”的美印互动，具备了形成“中美印”闭环互动的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