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源华：我和韩国研究30年（上）

我和韩国研究30年

石源华

中国的韩国学研究是伴随着中韩关系的发展同步展开的。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中韩互相敌视时代，研究数量极少，内容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韩对彼此国家的历史性巨变知之寥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两国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缓和、各自国情变化开始升温。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从中国改革开放借鉴韩国“汉江奇迹”经验入手，逐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更广阔的领域，奠定了中国韩国学发展的基础。1992年中韩建交，两国关系由“敌对关系”转为“睦邻友好关系”，双边关系在所有的周边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提升幅度最大。中国的韩国学随着中韩经济合作的地域不断拓展而迅速发展，中国的韩国学研究机构也呈现了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发展趋势，取得了很大发展。30年间，中国韩国学取得的研究成果，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远胜于百年来其他域外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我有幸经历了这个大发展的时代，回忆记录个人的一些经历，或将有助于中国的韩国学学术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一

我关注韩国问题研究始于结识两位著名的韩国教授。1988年，我与访问复旦大学的韩国著名学者朴永锡教授相识，他时任韩国史学会会长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是研究韩国独立运动史的韩国学界领袖。当时作为韩国参加亚洲体育代表团“成员”来到上海，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闯”复旦大学，为中韩学术交流探路。与他同行的还有时任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后来成为大韩民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郑锺旭教授。当他知道我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者时，便建议我关注中韩两国联合抗日的那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并很快把我“逼”上了马。1989年12月，他邀请我赴韩出席韩国史学会主办的第14届韩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虽然当时中韩尚未建交，赴韩需要经由第三国无法成行，但却促使我撰写了第一篇相关论文《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南北政府》。该论文在韩国发表后，首尔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我至今保存着厚厚一本当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寄送我的剪报专集。我提出的中、美、苏三大国分别支持不同的韩国独立运动派别及其战后遭遇不同结局的论点，受到韩国学者的重视。

1990年，我赴日本立教大学访学，朴教授赴日工作访问，相约在东京再次见面，比较具体地讨论了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上海的重要课题，他还介绍我结识了日本学界研究本课题的著名学者。自此，我长期兼任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海外研究员。我对于该课题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深感该项研究不仅为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所必需，而且对于推动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和影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上海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诞生和存在13年的重要地方，是韩国独立运动的发源地，作为上海学者显然更有责任从事这方面研究。在日近2年间，我先后赴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日本防卫研究所、首尔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等收集相关资料，为本项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8年，我还有机会结识了前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教授。金教授及其家族与复旦大学、上海、中国有着悠长的历史关系，他本人和他的长辈不少都是韩国独立运动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夫人闵泳珠于1923年出生于上海市法租界福熙路爱仁（现为延安东路爱民里）57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是在上海长大的，可以算是“上海人”。其岳父闵弼镐15岁流亡上海，毕生献身于韩国反日独立事业，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办公室主任兼外务部副部长，战后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团长，继续在上海活动。其岳母申浩明是著名韩国独立运动领袖申圭植的独生女。申圭植1911年流亡上海，参加过中国的辛亥革命，资助过中国同盟会，加入过“南社”，与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交往甚密，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建立时期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申圭植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也有密切关系。当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主编《新青年》杂志时，申圭植正在陈家隔壁主编韩国独立运动史上著名的《震坛》杂志，两家是紧靠一起的邻居，站在阳台上，近在咫尺，饭后茶余，常常对话聊天。1921年，申圭植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法务总长从上海出发去广州拜访孙中山，促成了广东护法军政府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互相承认，签订合作协定，在近代中韩关系史上写下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一笔。1922年，年仅43岁的申圭植在上海逝世，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1993年，在金俊烨教授努力下，经中国外交部批准，申圭植等5位韩国先烈的遗骸由韩国政府派遣专机从上海移葬韩国首尔国立公墓。我有幸参加这次庄严的移葬仪式，再次与朴永锡教授和金俊烨教授会面叙旧。

1945年9月14日，金俊烨教授首次来到上海，他当时担任韩国光复军国内挺进军总司令李范奭将军（后任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副官。日本投降后，他作为韩国光复军先遣人员首批回到汉城，却被登陆朝鲜半岛的美军拒绝入境，只能回到上海待命。最让金教授难忘的是，战后在上海的短暂停留，使他决定了一生所走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投降，他该如何为独立后的韩国效力呢？有两条道路可供他选择：一条是随金九主席回国，投身政界和官界；另一条是留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继续完成他所喜爱的中国史学业，以后服务于学术教育界。他选择了后者，据他本人回忆，促使他下决心的重要因素，是他在上海的70多天里，曾多次访问复旦大学等学校，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和启示。后来他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有韩国总统有意聘请他担任韩国政府国务总理，但他热心教育事业，毅然放弃当官机会，热衷于担任高丽大学校长，长期关注中韩文化交流。早在1957年，他就创办了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后又参与创建了韩国中国学会，这两个机构为推动中国学在韩国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韩关系出现解冻趋势，金俊烨教授大感振奋，激流勇进，他是韩国方面最早来中国访问的友好使者，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学者之一。

1988年，金俊烨教授在上海著名历史学家姚楠教授以及袁传伟教授陪同下，战后首次重访复旦大学，与历史系领导、亚洲史研究专家座谈交流，并就合作研究初步交换意见。随后，金教授每年访问中国，必到上海和复旦大学，与我校领导及相关专家进一步就中韩交流合作事宜进行商讨，每次都有所收获和进展。1992年10月，在中韩建交后不久，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挂靠在历史学系，开展韩国学研究，这和金教授多年的斡旋和推动是分不开的。1993年，金俊烨教授应聘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并始终把帮助复旦大学的韩国学研究视为己任，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94年，在金教授推动下，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一行访问韩国，复旦大学与高丽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同年，金俊烨教授推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理事长孙柱焕先生访问复旦大学，财团决定资助我校韩国学研究，并设立韩国学研究奖学金，资助学习和研究韩国学问题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金俊烨教授的推动和亲自参与下，我校韩国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外国语言文化大学6校的韩国学研究机构每年举行负责人会议，以后又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延边大学等越来越多学校的韩国学研究机构加入，成为全国性的韩国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各校商议决定从1995年起举办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后改名为中国韩国学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各校韩国学研究机构轮流主办，坚持至今。第四届和第十届会议由复旦大学举办。这个系列会议的举行和坚持，金俊烨教授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多年频繁交往的过程中，金俊烨教授和我逐渐熟悉起来，他成为我尊敬的长辈和老师，给予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我们曾合作举办了 “申圭植与中韩关系” 国际学术会议，共同主编 《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文集》(首尔：罗南出版社，2003年)，在海内外发行。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此书在韩国出版时，他在安排编者排序时将我的姓名放在他的前面，足见金教授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他亲笔签名赠我五卷本回忆录 《长征》和《我与中国》，后书还收录我的一篇短文，成为我永久的珍藏和纪念。

二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是历史系主任黄美真教授，他精心筹划、内外协调、上下奔走为中心的创建做了很多工作，1992年10月，在学校的支持下，韩国研究中心终于成立。不久，他调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担任领导工作。学校任命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文博学院院长庄锡昌教授兼任中心主任。1993年5月，我以历史系副主任兼任中心副主任，协助主持日常工作。2000年，庄先生退休，由我主持中心工作，次年接任中心主任，2014年5月离任，前后达20年，这是我学术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

在我参与和主持工作时期，韩国独立运动一直是中心的重点研究项目。1995年起，我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举行7次韩国独立运动的国内外学术会议：中心与韩国韩民族运动史研究会合办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5月）、“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99年4月）、“纪念朝鲜义勇军创建85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2008年9月）、“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2009 年4 月）、“金九与中韩关系——纪念金九先生诞辰120年”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纪念尹奉吉义举80周年”学术会议（2012年4月）等，对于推动中韩合作研究韩国独立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十分注重在华韩国独立运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将其列为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1996年底，我促成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新任委员长李元淳教授访问上海市档案馆，双方商定合作整理馆藏韩国独立运动与韩国在沪侨民团体史料。1999年2月和12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中国地域韩人团体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档案史料》两卷。1999年，我作为台北首任中正文教基金会奖励研究员，赴台北访问研究，遍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台湾“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档案馆、台北“外交部”档案馆等，收集以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为主题的档案史料，收获颇丰，成为我开展本项目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我对于近代上海报刊资料有关韩国独立运动的记载也抱有浓厚兴趣。2000年初，我和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合作，选编出版了《〈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 （1910—1949）》（本书署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编，主编：石源华，副主编沈民和、贝民强，编写：陈莉菲、石建国、张明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金俊烨先生应邀作序，肯定此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我还先后赴重庆、贵州、洛阳、南京、镇江、杭州、海盐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或其领导人曾经有重要活动的地方走访考察，收集相关资料。2002年，中心资料室王明根、李花玉编纂了《20世纪韩国独立运动论著目录》（中国篇），由韩国国家报勋处刊印发行，成为研究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工具书。

1995年，我编著出版了《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7年，又出版了其姐妹篇《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后陆续出版了《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金若山将军传》（首尔：韩国高句丽出版社，1998年）、《朝鲜义勇队李元大烈士生涯及独立精神》（李辅温、石源华合著，首尔：韩国高句丽出版社，2000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等专著，主编出版了《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韩国独立运动党派与社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李廷江、石源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文集，这些研究成果提升了中国学术界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高度和整体水平。

2007年，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延边大学联合授予本人首届 “卧龙学术奖”（面向全国韩国学研究的学术奖项），表彰本人在该领域研究中作出的贡献。非常感谢延边大学的朋友们对本人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厚爱。

此后，我对20年来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我的创新观点之一，是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正确定位韩国独立复国运动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论述韩国独立运动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殖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观点之二，是努力突破原有研究框架，全面客观反映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在中国三大方面（东北沦陷区、敌后根据地和国统区）开展反日复国斗争的全貌，客观记录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也推动了韩国学者对于朝鲜革命者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研究。创新观点之三，是针对中韩之间发生的若干历史问题争议、两国民间出现的文化冲突，强调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近代中韩两国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经历及用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将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资源和政治动力。创新观点之四，是综合收集和运用各个方面的资料开展研究，包括韩方编纂出版的重要资料集、中方编纂的相关资料、中韩学者重要研究性著作、近代中韩各类报刊、中国大陆和台湾各级档案馆收藏的相关档案资料以及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解密档案等。

2009年，我完成并出版了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论集》（两卷），将本人撰写的有关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40多篇论文精选修订成书，约65万字。2011年，我对长期积累的史料和研究心得进行系统整理，在我的学生蒋建忠协助下，完成并出版了《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三卷），约188万字，既是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较为全面的资料长编，又是本人的研究心得结晶。以上两部著作成为姐妹篇，是我对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总结，出版后获得好评。2010、2012年，两部著作分别获上海市第10、1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