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源华：我和韩国研究30年（下）

我和韩国研究30年

石源华

三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留下了不少值得记载的故事。中心成立时，以复旦大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学科的相关研究人员为主，聘请上海及全国著名学者为兼任研究员，壮大了研究阵营。2000年，学校以美国、日本、韩国三个中心为主体，成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挂靠政治学科，兼具国家智库功能。韩国研究中心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我指导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改归政治学科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在我参与和主持工作的20年间，先后进入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有朴昌根、洪军、方秀玉、蔡建、汪伟民、郑继永、邢丽菊，担任中心行政和图书管理的工作人员有王明根、章红、李花玉、李顺女、朱芹。先后担任中心副主任的同事有金光耀、洪军、方秀玉、蔡建。

中心主办了学术集刊《韩国研究论丛》，是综合性的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刊物，在我任职内共出版了26辑，庄锡昌教授任主编，我任常务副主编。论丛先后经历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不断转换出版社的原因与经费筹集相关。集刊也经历了经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评定为CSSCI集刊，又被取消，再重新进入的过程。现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集刊。我离任后，由郑继永继任主编，经过他的努力，刊物稳定年出版两集，始终保持在CSSCI行列，成为同行专家后进争相投稿的刊物。中韩建交20周年之时，我和中心副主任蔡建合作，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杨群的鼎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韩国研究二十年》，分别为经济、文化、外交、政治、历史各卷，精选汇编了《韩国研究论丛》已经发表的精品论文，成为庆贺中韩建交20年和检阅中心研究成果的重量级学术成果。

中心主编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共29种。庄锡昌教授任主编，我任常务副主编。出版丛书的最大困难也是经费筹集，我曾千方百计从各种渠道筹集经费，丛书的出版社并不固定，甚至海内外都有。丛书图书可分为几类：特约书稿，如李元淳著《朝鲜西学史》（中文版）、魏嵩山著《三千里江山回顾——朝鲜王朝政区建置沿革》、王新民著《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史考》等；中心成员的研究著作，如朴昌根等著《韩国产业政策研究》、洪军著《李栗谷哲学研究》、方秀玉著《中国外交政策与中韩关系》以及我所著韩国独立运动研究的几部著作；中心举办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如石源华主编《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石源华、方秀玉主编《缓和与合作：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石源华主编《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探索》、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洪军主编《宗教文化与东亚社会》、方秀玉主编《第十届中国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等；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如李春虎著《战后朝鲜的抉择（1945—1995）》、任晓著《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郭定平著《韩国政治转型》、王明星著《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王春来著 《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传播及文化教育活动》、仇发华著《西欧与东北亚安全比较研究》等；《韩国研究二十年》（5卷）也在丛书系列出版。

中心主办或合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合作单位有相当层级，规模宏大，议题高端，影响广泛。重要的会议有：与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合办“纪念中韩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研讨会（1995年8月）、与东方历史学会、韩国韩战史研究会合办“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国际研讨会（2000年10月）、与韩国商工所合办“面向21世纪中韩经济协作”国际研讨会（2002年3月）、与韩国放送学会合办“韩流与汉潮”国际研讨会（2002年7月）、与韩国统一部合办“朝鲜核问题新动向与东北亚安全”研讨会（2007年6月）、与韩国SK财团合办“中国的政治环境变化与CSR对策”国际研讨会（2007年11月）、与国际高丽学会等合办“第九届国际高丽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8月）、与联合国粮食署朝鲜办事处合办“朝鲜粮食与经济现状”和“最新朝鲜粮食情况评估”研讨会（2010年4月、2011年4月）、与东北亚历史财团合办“东亚共同体建设与和平构筑”国际研讨会（2010年9月）、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合办“东亚一体化与中日韩关系”国际研讨会（2010年11月）、与香港亚太21 世纪学会合办“第13届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国际研讨会（2010年11月）、与韩国驻沪总领事馆合办“中韩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2011年11月）、与韩国国际海洋法协会等合办“第一届中韩海洋合作”国际研讨会（2012年10月）、与韩国统一研究院合办“大国关系与东北亚秩序”研讨会（2013年12月）等，共42届次国际研讨会，对中国韩国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心的所有成员或合作，或单独为举办这些会议作出了贡献。

中心还根据中国外交面临新课题和朝鲜半岛热点问题，主办或合办各种国内会议。重要的有：与复旦发展研究院合办“韩国在沪企业家”高级研讨班（1994年12 月）、与长春韩国研究所合办“南北元首会谈后朝鲜的政策走向”（2000年10月）、与香港珠海书院、台北韩国学研究会合办“两岸三地东北亚国际关系”研讨会（2000年12月）、与华东师大国际冷战研究中心合办“周边看中国”研讨会（2007年3月）、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中国教育工作者韩国学研修班（2010年7月）、与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合办“2012年年会和第九届会员大会”等。中心还不定期举办“韩国研究前沿课题”研讨会，就各种热点主题和国家急需课题，如“金大中政府的内外政策”“布什新政府与朝鲜半岛局势”“朝鲜经济改革一周年”“朝鲜核问题与东北亚前景”“后朝核时代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走向与中国的对策”“李明博政府内外政策与中韩关系”“奥巴马的对朝政策”“纪念中朝建交60周年”“朝鲜政局与中美应对策略”“朝鲜权力层变动与中国对朝政策”“最新朝鲜半岛局势评估”等。中心举办公开或内部研讨会，参与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宣介和评论，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据不完全统计，共举办近40次研讨会，使中心成为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朝鲜半岛问题机构。

中心积极参与韩国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活动。比较重要的有作为发起单位与北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12校韩国研究机构共同组建世界著名高校韩国研究机构联盟会议，每年举办机构负责人会议和世界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本人任职期间分别在日本福冈、加拿大温哥华、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国北京、韩国首尔、英国伦敦等地举行会议，中心组织成员和优秀博士生代表参加。1996年起，中心还与韩国长老会神学大学联合举办“中韩基督教比较研究系列会议”，由庄锡昌主任和徐正运校长签署合作协议，分别在上海和首尔以“基督教与近代中韩社会”“基督教与近代中人的思想”“基督教与中韩现代化进程”“21世纪东亚变化与基督教作用”“东亚社会发展与宗教”“基督教与民族觉醒”“基督教与教育”“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基督教与东亚未来”“基督教与东北亚国际关系”“中韩关于尊重生命思想”等为主题，共举行19次学术研讨会。这个项目坚持至今。

中心十分重视韩国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从2005年开始，中心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共同举办“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每年一次，共举办9届，对于培养中国自己的韩国学博士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中国韩国学的‘黄埔军校’”。论坛规模和出席对象都不断扩大，广受好评。本人指导的博士后研究员、访问学者、博士研究生、硕士生中有39位从事相关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人才。

2000年后，中心还根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功能定位，积极鼓励和组织中心所有成员开展朝鲜半岛现实问题的研究，撰写论文、提交内部咨询报告、在国内外媒体积极发声，传递中国的声音。本人任职期间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相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国际时事评论（含专访），据不完全统计有300多篇。

感到比较遗憾的是，当年我曾和中心副主任洪军博士积极筹划创办“中国南方韩国学研究资料中心”，为此，我们曾聘用历史系资料室老主任、学校图书馆副馆长王明根老师退休后来中心工作5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校图书馆也十分支持，将韩国相关机构寄赠学校的全部韩文书籍慷慨送给韩国研究中心收藏。中心收藏韩国学图书已达15000册，部分图书质量较高，影响逐渐增大，吸引了不少博士生和教师来资料室阅读。可惜的是，由于学校藏书房屋无法解决，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申请的专项经费也没有获批，这个资料中心未能建立起来。

四

2012年开始，由于配合筹建武汉大学领衔建设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我的工作重点移向中国周边外交研究。2013年，学校任命本人为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兼任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创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分中心主任。同年5月，卸任韩国研究中心主任，2019 年5月，我办理退休手续。我离开韩国研究中心工作岗位已有8年之久。由于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面，以及我与韩国学界的广泛联系，我以一个“单兵”身份依然关心朝鲜半岛研究，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2019年是韩国“三一运动”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是年本人应邀4次赴韩参加各种纪念活动，重要的有韩国国会图书馆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主旨演说“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与‘五次改宪’”。韩国檀国大学东洋研究院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主旨演讲“韩国独立运动评价与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等。我还参加了由中心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主旨演讲“韩国独立运动与中韩关系的百年回顾与总结”等。我还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武汉大学边海研究院等邀请演讲“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等。我先后接受军委某部、外交部某司、中联部某室、水利部某研究中心、上海市某办等委托，从事朝鲜半岛问题的专题研究，提交了各类研究咨询报告近20份，其中有些报告获有关方面的重视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我从中国周边外交的视角不断关注朝鲜半岛的热点问题，我在《世界知识》开设的“周边外交新视点”专栏上发表相关朝鲜半岛问题的评论，提出一些新问题和新观点。例如，“倡议‘中朝韩经济走廊’，实现周边合作全覆盖”“推动韩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国家”“为‘韩国模式’点赞”“‘9·19共识’依然是解决朝核问题最佳方案”“建设东北亚经济走廊势在必行”“萨德入韩与韩国的国家主权”“‘冬奥外交’取决于‘双暂停’”“朝鲜半岛和平之路与‘中国方案’的历史定位”等，提出和宣传朝鲜半岛问题的个性观点和主张，引导公共舆论，宣传中国国策。

我从百年未遇大变局和中美战略对峙新态势的大背景，立足中国周边外交的更广视域关注朝鲜半岛问题。近几年来，应国内外各方邀请参会或演讲，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观察和观点，如“朝鲜弃核须解决四大问题”（2018，上海）、“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应对”（2019，上海、长春、杭州）、“后旧金山体系与中美朝鲜半岛战略互动”（2020，首尔）、“中国周边学与中国北部国家区域合作战略研究”（2021，呼和浩特、北京）、“中国周边学视阈下的中国朝鲜半岛战略调整”（2021，济南）、“中美关系新框架与中韩、中朝关系新动向 “（2021，首尔、延吉）等，提出了鲜明的个性观点，如“实现中朝和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共存，应成为中美关系新框架时代中国朝鲜半岛战略新调整方向”“朝鲜应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和中国反制美国的重要助力，‘联朝制美’应成为中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步推进深化中韩战略伙伴关系，争取韩国在中美对抗中采取中立态度，成为东北亚和平的有力伙伴”“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措施，是劝说各方重返六方会谈”“吸取北约东扩的历史教训，坚决反对和阻止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陆基中程导弹防御体系”“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应从建设东北亚经济走廊做起，中韩可起关键作用”等。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中韩两国经过30年的努力，双边关系已经打下友好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中国迅速崛起与美国疯狂打压中国，构成了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制约和影响中韩关系的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韩国尚非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韩国能否顶住美国的制衡和控制，仍然是中韩关系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继续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