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三辑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撰写的论文《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今日推送的是该文的缩略版。获取全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中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中亚各国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电子政务能力不断提升，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中亚各国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数字人才缺乏、网络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等挑战。新冠疫情暴发后，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发展潜力巨大。中国在数字经济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并同中亚国家存在合作基础，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可助力中亚国家提升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促进“一带一路”合作。中国可与中亚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电子商务、数字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合作，因国施策，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合作
【作者简介】王海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副院长、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中亚国家恢复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方向。近年来，中亚国家普遍将数字经济作为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数字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具潜力的新领域。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外合作还是个全新的课题。本文将分析比较中亚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侧重点，通过例举法分析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色与差异，研究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探讨中亚国家为应对挑战与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开展合作的主要领域和路径。近年来为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顺应世界经济数字化发展潮流，中亚各国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催生数字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侧重点各有不同。哈萨克斯坦于2017年12月通过了“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规划，2019年 12月20日又出台了关于该规划的修改和补充决议。该规划实施期限为2018—2022年，拟实施十七项任务，拟向五个主要方向发展。乌兹别克斯坦2018年7月公布《关于采取措施发展数字经济的总统 令》；2019年11月底提交《数字乌兹别克斯坦2030国家战略构想》草案讨论稿与实施路线图，在2020年10月1日之前制定并向总统办公厅提交2030年国家数字战略，确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优先项目，以及2030年之前的数字发展目标，确定乌数字发展的目的和主要任务。2020年，《数字乌兹别克斯坦2030》国家战略构想获得批准。土库曼斯坦总统2018年11月底批准了《土库曼斯坦2019—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构想》，将分2019年、2020—2023年、2024—2025年三个阶段实施。该构想提出数字经济的主要目的、任务、发展方向和目标。吉尔吉斯斯坦2018年12月通过《2019—2023年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化转型构想》决议，并于2019年2月出台实施路线图。该构想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的和发展方向。塔吉克斯坦政府于2019年1月底通过《关于塔吉克斯坦201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和2019年任务》决议，要求经济发展部制定数字经济构想并在社会经济部门引入数字技术；2月，根据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关于编制塔吉克斯坦数字经济构想成立管理和技术工作组》命令，成立管理和技术工作组；12月30日总统批准《塔吉克斯坦数字经济构想》的No.642政府决议。该构想提出数字经济三步走分阶段实施战略和发展方向。一是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中亚国家纷纷出台有关电子商务的政策，中亚国家开始注重物流平台建设。二是中亚各国电子政务不断发展，中亚各国电子政务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使中亚各国电子政务水平不断提高。据联合国关于所有成员国电子政务发展状况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报告，中亚各国电子政务能力水平呈持续上升的积极趋势，进步较大。三是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数字经济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次之，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发展最慢。一是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中亚国家和亚欧区域网络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中亚国家数字金融等基础设施软件发展缓慢，影响电子商务发展。二是中亚区域数字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中亚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同，国家间数字治理和监管水平的差距较大，需要协商，以共同发展；中亚区域数字规则尚未建立和统一，网络安全的隐患较大。三是中亚各国数字人才严重不足。中亚国家数字人才严重缺乏，更缺乏既懂技术又精通外语，能够对外畅通交流与合作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制约中亚国家对外数字合作的瓶颈；中亚国家民众数字识字率不够高会影响中亚国家对外数字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四是投资环境复杂。中亚地区一直存在安全问题，该地区面临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挑战，尤其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等对地区安全的挑战；中亚国家营商环境排名大都处于中后位，仍需改善；中亚各国都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亚有些国家近年来民族主义或地区主义抬头，在数字经济相关项目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中亚国家会多方平衡，可能会优先选择本国企业或其他国家的企业。这些可能提高外国对中亚数字项目投资的成本和不确定风险，影响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力。由于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刚刚起步，各国国力、推进的力度与合作伙伴的选择存在差异，中亚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数字鸿沟差异巨大，普遍存在实施宏伟战略和严峻现实之间的差距，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困难重重。中亚国家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正在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硬件设施、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人才培养等领域已取得一些进展。数字硬件设施领域，从中国上海到德国途经中亚等20多个国家的亚欧陆地光缆开通，面向中亚、西亚的乌鲁木齐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成立，中国电信、联通和移动参与建设的中国与哈、吉、塔等国家的中国–中亚光缆对接。这些都大幅提高了中国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数据通信能力和速度，改善了我国电信国际通信出入口的分布格局，有效提升了中国与中亚国家跨境通信网络质量与网络安全。网络建设方面，华为、中兴等企业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数字经济的中介和参与者以及重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已与中亚国家开展了多项合作。跨境电子商务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势头迅猛。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已跨境互建多个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基地，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跨境、第三方电子商务合作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跨国、跨机构、跨领域的电商布局扩展到亚欧广阔的区域。首先，政府推动电子商务合作；其次，企业间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大型电商企业几乎都与中亚国家开展了多领域多种模式的合作；最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合作的模式不断创新。数字人才培养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了多渠道合作。教辅设施方面，在中亚国家的中石油、中石化、华为、中兴及其他企业越来越注意所在国的需求，对中亚五国的一些中小学或大学赠送或援助计算机等教辅设施，为中亚国家提升全民“数字化”“智能化”能力与素质作出了一定贡献。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对庞大数字人才的培养有着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多种模式和丰富的经验，并与中亚国家展开了长期合作。在中亚国家的中国企业不断为所在国培养专门的数字人才。一是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联互通。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数字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合作；开展数字基础设施软件建设合作。二是共同进行数字治理，营造公平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中国与中亚国家积极参与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共同体构架；共同构建规范有序、开放安全的数字世界，建立中亚区域数字合作分机构或定期讨论机制，共同设立中亚数字经济治理网，分享数字治理经验，探讨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使用原则，并共同制定相关的治理规则、协调政策、竞争政策、跨境数据交流政策、跨境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等。推动各国在数字经济中提高创造和捕获价值的能力，消除数字壁垒，维护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发展权、治理权。三是大力开展电子商务合作，共创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开拓彼此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不断创新中国与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合作的模式；是共同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跨境电商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区域贸易便利化。四是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数字人才培养合作，为合作提供人才保障。对中亚国家全民数字基础能力的培养重点在于提供计算机等数字培训设施和从中小学开始的学校基础教育，提高民众的数字应用能力；采取多渠道多模式对专业人员进行培养，提高中亚国家从业人员的数字专业能力。此外，随着中亚国家数字能力的提升，中国还可与中亚国家在数字医疗、数字教育等人文领域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综上所述，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各国自身的技术水平有限且发展差异较大，急需借助外力发展本国的数字经济。为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弯道超车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中亚各国已制定了侧重点各有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但实现这些战略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因其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是中亚国家目前和今后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和选择之一，双方可通过数字经济合作共同恢复疫情后的经济，共创繁荣，未来合作前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