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代亚太》2022年第2期刊发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尧题为《权力与偏见：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的文章。原文2.2万字，今日推送的是文章缩略版。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温尧
【内容提要】崛起国的治理知识是其发展经验和治理成果所凝聚的观念性物品，“讲好本国故事”、传播治理知识能否帮助崛起国解决“挨骂”问题？当前的国际结构倾向于给出悲观答案。一方面，当代崛起国成长于附着意识形态偏见的国际秩序中，有强烈动机展现自身治理知识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结构压力的增大，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增强。这两种动态相互强化，形成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这一机理可以延伸为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治理知识差异与权力结构压力互相调节对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正向影响，权力结构压力跨过“门槛值”则可能激活模式竞争威胁。因此，治理知识传播的时机影响其是否触发高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尽管中国在传播治理知识时回避意识形态对立，但意识形态二分和大国权力接近的结构性背景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居高不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新加坡各自不同的“挨骂”经历，进一步印证了意识形态责难的生成机制，并凸显当代中国所处时空背景的特殊性。“挨骂”难题是崛起过程的独特副产品，当代崛起国须对治理知识传播的效用有合理预期。【关键词】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治理知识；崛起国；“挨骂”问题
在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挨骂”问题仍未解决，其中，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责难是最核心的挑战。有观点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在讲述故事和传播经验时有意识地避免激化大国意识形态对立。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能否帮助中国解决“挨骂”问题？崛起国为何容易陷于意识形态责难之中？
本文将一国的治理知识定义为从该国治国理政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观念性物品，其中不仅包括根本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好，也包括具体的制度、政策和实践等。本文之所以聚焦于崛起国—守成国这一对关系，主要源于在大国权力结构紧张的背景下，大国关系极大地塑造（或限制）了崛起国在治理知识层面的处境及潜在的能动性空间。
治理知识是一种独特的观念性物品，它包含一个国家发展历程的自我总结，是对本国治理成果的肯定。冷战结束后，被视为“非民主”的国家一直处于较为强烈的民主化压力之下。出于维护地位和政体合法性的考虑，崛起国拒绝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展现自身治理知识的独特性和价值。为了配合国家利益需求，崛起国也倾向于更多地对外传播治理知识以建立基本的理解和认同。因此，当代崛起国在国家实力快速增长时，尤其具备强烈的动机和能力对外传播治理知识。面对存在治理知识差异的崛起国，守成国容易产生意识形态防范倾向，进而对崛起国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打压和责难。从守成国的角度而言，崛起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感主要来自两条路径——“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尤其是当崛起国与守成国权力日益接近时，这两条路径更易被激活。在意识形态二元区分、大国权力结构压力增大的特殊国际结构下，崛起国具有强烈动机积极传播治理知识，而守成国则显著地强化意识形态防范倾向。这两种动态的同时运行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或曰“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系统中，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虽然是对意识形态责难的反应，却可能反而刺激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进而激化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意识形态责难。这一机理可以延伸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均与国家间的治理知识差异及权力结构压力存在正向关系。给定权力结构压力，守成国认知中的治理知识差异越大，两个维度的责难越强烈；给定治理知识差异，守成国感受到的权力结构压力越大，两个维度的责难也会越强烈。权力结构压力是否越过“门槛值”决定意识形态责难是否上升到模式竞争层面，治理知识传播发生的时机影响其潜在效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意识形态的二元区隔既是中国作为崛起国传播治理知识的动力来源，也是美国加强意识形态防范的基础。随着权力的接近，美国在考量中美战略竞争时，日益关注中国治理知识的体系性意涵。“民主”与“威权”间的力量对比日益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议程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则常成为此类讨论引用的论据。中美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均有高度的结构性压力，两国关系的这一特殊阶段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烈度居高不下。
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利用各种外交政策工具和跨国联系传播治理经验，特别是宣扬及移植自身在维护国内稳定、发展经济、设计社会政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彼时美国并不是体系的单一霸权国，也不与德国构成针锋相对的权力竞争关系。受到大萧条重创的美国和西欧国家遭遇国家治理困顿，促使其政治和社会精英尝试借鉴新的治理知识。与共产主义思潮相比，法西斯主义虽然有违自由民主原则，但看似以更不激进的方式弥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虽然希特勒德国如今被视为试图颠覆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的典型案例，但当时德国无论在治理知识差异还是权力压力方面都不是体系内最大的挑战者，使其受到较低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
二战后，由美国主导设计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因为与美国长期存在经贸摩擦，且两国经济势头一升一降对比强烈，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成为美国从政客表态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对象。在权力结构压力下，美日间治理知识的差异开始凸显。特别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另类发展模式被视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威胁。尽管日本对美国造成的权力压力主要限于经济层面，且在其他时期都被视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伙伴，但权力结构压力在越过一定“门槛值”后，显著激活了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责难。（四）冷战结束后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被归入（竞争性）威权国家之列。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对新加坡人权状况的批评以及民主化压力都在增加。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关系中典型的小国，新加坡与美国毫无权力竞争可能。不但如此，新加坡一直保持着与美国密切的安全合作。冷战结束后，新加坡通过塑造国际舆论、培训外国官员等方法主动解释、传播自身的治理知识，其受众包括西方精英。尽管仍面临意识形态层面的质疑，但新加坡的治理知识传播一定程度上为其争取到了西方主流话语的承认和理解。总之，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中美围绕治理知识的互动有着其他案例都不具备的“极端取值”，特殊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国处于持续强化的意识形态责难压力之下。
本文的发现说明，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是中国亟需解决的“挨骂”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讲好故事”的努力可能难以显著地缓解这一状况，反而可能加重美国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这是当代中国所处国际结构塑造的一种特殊的、并不乐观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挨骂”是与“挨打”“挨饿”截然不同的问题。后两个问题的解决几乎单纯仰赖国家实力的发展，而“挨骂”问题则可能因为国家实力大增而激化、加剧。因此，崛起国需对自身治理知识的国际反响有合理预期，避免过于绝对地将消除意识形态责难设为解决问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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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温尧）
作者简介：温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2021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主要研究兴趣为大国政治、东南亚国际关系、观念和政策扩散。论文见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和The China Review等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