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私人史
徐小斌
一个北京女孩眼中的文革
© 徐小斌／文
1．停课闹革命
1966年是整个民族大灾难的肇始。
那时我在小学，马上就要毕业考了，老师找我谈话，说是全校准备保送两名学生，其中有我。我跟家里说了此事。当时北京的名牌中学除了男四中和师大女附中之外，还有101、清华附中、女一中什么的，与现在很不一样的，是北大附中与人大附中根本排不上号儿。二姐就是因为没有考好才上了第二志愿北大附中，还哭了一场。大姐倒是考上了101，值得提一下的是她的同班同学牛皖平，当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后来却当了联动司令（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此事后面再详述。
我当时的倾向是师大女附中，可爸爸和姐姐都希望我去101，爸爸还特意带我去了一趟101的少年湖，遮天莲叶映日荷花，果然美极！
正在为选学校纠结的时候，风云突变。
1966年6月1日晚，播音员极其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张大字报——那高亢的声音现在还回荡在我的耳畔。转瞬间，一切巨变！
小学“停课闹革命”的通知着实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兴奋了一阵。我骑着家里那辆飞鸽牌二八女车，到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一片白纸黑字，杂有血红的大×，真让人惊心动魄。小不点儿的我，还够不上自行车座、只能“钻档”式骑车，每天都要去一个大学，八大学院都在学院路那条街上，离我住的交大还挺远，但我受从小就有的强烈好奇心驱使，每天不厌其烦地奔跑于学院路和我家之间。
基本上是畅通无阻。只有一次在北航，把门儿的大爷把我叫住了问小孩儿你找谁？我灵机一动说我找我姐姐，他问你姐姐哪个系的？我答不出来，这时另外有个长相“凶残”的人要进门儿，大爷立即把目光转向他，我一溜烟儿就骑进去了。
一开始大字报都是一个调子：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把××揪出来！——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说实在的这些恶毒语言对于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儿来说，根本没啥感觉。倒是觉得每天都出事儿，非常新鲜，有时半夜里突然听见敲锣打鼓，大家都会兴奋地跳出被窝儿，到外面集合，目的是第一时间听到传达毛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清晨学校大院的喇叭还会照常响起，第一支歌照例是“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一位男高音，大家又像疯了似的起床，开始一天的“革命”。
有一位叫李劫夫的，把老毛所有的语录都谱成曲，有了“语录歌”，于是又有了“忠字舞”。学院的家属委员会都在号召学习忠字舞，我看过一眼，动作笨拙奇怪，简直惨不忍睹。
真的，那时的人们就像疯了似的，好像都是“肾上腺素增生”，只有父亲，回家便板着青灰色的脸，沉默无语。
看了几次斗人。一次是斗一位学生干部，叫马有昭，女的，梳两条辫子，我的位置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站在凳子上，微低了头，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她，有的甚至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那时是运动初期，实际还算文明。我就暗想这女的真够坚强的，这么多人骂她，她好像都毫不在乎，难道将来大人们的世界都是这样的吗？
第二次，家属委员会的头、老革命邵阿姨被批斗，就远没有这样文明了。邵阿姨站在一个石台上，有很多人在她身上泼墨汁，有个女工突然跳上去，声泪俱下地说：“邵海兰！！你也有今天！！……”然后就列举了她许多“罪行”，这时一个男的把一桶浆糊扣在邵阿姨的头上，她上身穿着个短袖衣裳，被浆糊都浇透了，胖胖的，在烈日之下一动不动，几乎没有表情。泼浆糊的时候我震惊了，悄悄离去。
第三次是全校游斗，揪了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每人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听说出了情况，一位许教授很倔强，一直痛骂不已，但是半路上裤子掉下来了，众人哄笑。母亲回来讲情况，似乎略带一点兴灾乐祸的神情，父亲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应当提及的是，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文革期间应当略好一点，因为两人很少见面，父亲常常深夜方归，母亲则被家属委员会叫去参加学习班，家里基本是姥姥掌家。
和我二姐同龄的一个姐姐雷雷，自以为“根红苗正”，一夜之间穿上旧军装扎上皮带，把我们院儿这帮小鬼头组织起来，教我们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最后一句是“要是革命你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种歌词让我们这些平素规规矩矩的好学生真是太张不开嘴啦！然后她带我们去“抄家”，幸好抄的第一家便大败而归：去的是对门赵奶奶家，她先生赵爷爷是交大的一级教授，当然算学术权威，雷雷上去就撕了他家墙上挂的一幅画，嚷着“你们竟敢挂军阀的像！打倒军阀！”万没想到，那幅相正是当时灸手可热的林副主席穿元帅服的标准照。只见赵奶奶仪态万方地走出来，慢悠悠地说：“哟，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撕林副统帅的照片啊？”这一下子可不得了，众人立即做鸟兽散，雷雷逃得比谁都快——那时撕副帅的照片可是要进监狱的呀！！——这么着，她的战斗队刚成立一天就解散了。
父亲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阴沉，偶尔只有在去伯父家回来后，神色才略略有缓。我也和邻居小伙伴玲玲到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她爸爸的大字报贴了满墙，父亲却只有一张大字报，说的还算客气“徐某某教授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并没有人呼应。因为父亲真的是个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心为公、一心为他人的人，我想应当是我的父亲，真的不是偏爱——凡是和父亲有接触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的大学同学来北京，明明家里吃饱都困难，父亲却用仅存的白面为他全家包饺子炸油饼，引起家里的“埃洛大战”。父亲在十二指肠出血、大夫严令休息的时候，还坚持带学生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实习。每天不管回家多晚，都会有学生来问问题，父亲眼睛里充满着血丝，还一直耐心地讲解，学生走后还要继续写教案，深夜在咳嗽声中睡去，清早却又被“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所惊醒。投入一天疯狂的日子。
我很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真正的内心痛苦。
2．暗流涌动的变化
大专院校的大字报慢慢变味了。
突然有一天，我在院里看了一张大字报，名为“论斯大林晚年”，有一段这样写着：“斯大林晚年，暴虐多疑、滥杀无辜、清除功臣……以莫须有的罪名……”等等，接下来，竟然矛头直指毛，大字报的空隙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竟然有绝大多数人是持暗中赞同态度的，当然也有凶恶的驳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下午那张大字报就被撕掉了。
这里至少包含两个信息：一是人们觉悟得其实很早，并非是1966年12月联动诞生的时候，而是更早；二是并非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一看与“伟大领袖”有关并唱反调的文字便大惊失色，以我一个小学生的年纪，看到这等文字，不但不像那些写此类回忆文章的人统一的说辞：惊恐万分，反而与我内心深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我的想法真的很奇怪：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谁，我会莫名反感；而一要把谁斗倒斗臭，我却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怜悯。谢天谢地晚生了几年，不然是绝不会逃出被踏上一万只脚的命运的。
自那张大字报之后，我会专门挑选那些不同声音的大字报。十一月，林院出了大事情，署名“伊林、迪西”的出了一张大字报，指名攻击“林副统帅”，所有的红卫兵小报几乎都登载了这一消息，我赶紧骑车到林院，大字报早已不见，在我的心里，隐隐把这俩当成英雄。青少年阶段是一定会有偶像的——记得二姐的好友阿蓉的偶像便是鼎鼎大名的蒯大富，那时“清华井冈山”已经和“414”成了死对头——中学生的“革命热情”与青春欲望更高于大学生，阿蓉老早就搞了一套旧军装穿上了，肥大的衣裳也遮不住她极为美丽苗条的身段，脸蛋有点欧化，极大极亮的眼睛，白皮肤，翘鼻子，经常住我家，与老实木讷的二姐成为对比。有一天深夜，阿蓉突然闯了来，喧哗声吵醒全家，见她满身血迹，瘸了一条腿，众人大惊，她却如女英雄般从容不迫讲述——原来她参加清华武斗，被枪射中腿，却因为乱马军中，竟是“老蒯”（那时蒯大富崇拜者对他的昵称）亲自把她背将出来，她高度亢奋中竟然忘了疼痛！青春啊青春！她当时只是贴紧老蒯的颈子享受她的幸福，痛并快乐着！！
直到去医院听到大夫宣布，她将终生残疾，她才第一次哭了出来。
所有男孩女孩的怀春都化成了革命的冲动。当从主楼大字报区第一次看到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并登出血腥照片之后，我的心感到疼痛，觉得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慢慢毁掉。之后我专门看不同的声音，从大字报中我感悟到很多的东西，所有人都在斗争，所有人都受到伤害，只有一个人除外。有一天吃饭时我突然问爸爸：“为什么全国人都很瘦，只有毛主席一个人那么胖？”所有人都同时怔了几秒钟，大姐突然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反动！”
３．觉醒与混乱
毛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向北京，混乱之极，列车几乎挤爆，美其名曰串联，匪夷所思的是学生们一切都可以完全免费，第五次接见之后，学校实在住不下，就都分散在学校的家属院，我家也分了两批。第一批来自陕西，全身黑色老棉袄，半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们一个个敞胸露怀地捉虱子，告诉爸妈，都摇手让我不要说。第二批是福建来的，当时北京已经是冬天，他们冻得受不了，至今我仍记得他们回家就会捂着耳朵跳的样子：“冻死了冻死了！耳朵要冻掉了！！”
1966年12月，形势出现极大的变化。运动初期那些揪人的活跃的“老红卫兵”，基本都是高干子弟，他们的老子们一个个都被揪了出来，他们的立场也随之大变。当然，他们并非由于这一个原因改变初衷，而是——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学生确实有政治头脑，他们在直接接触上层之后，在慢慢地打破迷信——很多人对江青产生了质疑，因为江青的水平实在太Low，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都令人无法信服，连我这个十三岁的小孩子都在听她在北大附中的一次讲话录音之后对她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与鄙视，当时她当着数百学生的面突然讲起家庭矛盾，破口大骂邵华，说是她绝不承认这个儿媳妇，然后竟然呜呜咽咽地大哭起来，最后还是康生为她圆场擦屁股，但是她这类事实在太多了，很快让人觉得，原来第一夫人竟然如此没水平。这种事是找补不回来的。
很快我在北大附中看到彭小蒙给于华东写的一封信（大字报形式），信上直接了当地表示：她不信任江青。彭是文革初期的红人，高二学生，梳两条辫子，又黑又瘦兼有癫癇，讲到最激动处可以口吐白沫当场晕倒。她口才极佳，在中央文革赴北大附中的那一次演讲中，就是她创造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个词，她极具创造性的口才与无予伦比的激情当场征服了江青，是江青直接把她介绍给了毛，在八一八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接见了她，和她有个著名的谈话。而在那时，她便开始对江青心怀不满。
她给她当时的男友于华东的信后来被查获，里面结结实实地表达了对江青的不满——不能不承认，那时的中学生的政治头脑令人难以置信。
当时中学的学生领袖的知名度一点不弱于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领袖，北大附中有“牛彭宫”（牛皖平、彭小蒙、宫小吉）；清华附中有“王卜骆邝”（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邝梨生兄弟）；男四中有刘辉宣（后化名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师大女附中有宋彬彬等，后来有了四三、四四派，又有了李冬民等，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我曾经有很短的时间崇拜骆小海与宫小吉的文笔，认为他们是红卫兵的“文胆”，但是直到看到一份小报，看到宫小吉穿军衔制将校呢军装那张著名的抱着地球仪狂笑的照片后，立即对他失去了兴趣——不管哪个历史时段的女孩都会是“颜控”。
1966年12月12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诞生。地点在北京展览馆。翌日看到红卫兵小报，说是会上闹成一片，有人直接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等等口号。于是三司与四三派大骂联动是“反动组织”，从此成为死敌。有趣的是那时的一些对联：“想当初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现在血统高贵什么东西——一落千丈”，这是联动讽刺江青的；“浪迹江湖忆西纠，故人生死各千秋，散伙已在数日后，二爷忍做三司囚。”这是联动前身之一西城区纠查队写的。还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并非好汉，全靠抓人吃饭！”三司回骂：“公鸡不会下蛋，三司就是好汉，怀揣宝书四卷，全靠造反吃饭！”西纠又骂：“满天炮轰满天愁，三司本是拉物猴，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好笑的是这类的“诗”都是仿《革命烈士诗抄》的韵律，三司，就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司令姓蒯，当时最受中央文革、也最受江青宠爱的。
4．《末日的阳光》
外面越来越乱。姐姐们都在上中学大人管不了，父亲只对我和弟弟说，不要到外面去了。为了稳住我，爸爸允许我读家里的藏书（谢天谢地我家没被抄），大量的文学经典，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就是那时候看的，外面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高音喇叭震天价响，我却为安娜·卡列尼娜惨烈的死、为牛虻悲壮的死、为高老头憋屈的死、为英沙罗夫与爱伦娜高贵的爱情泪流满面；为拉赫美托夫的洒脱、为葛朗台的吝啬、为玛丝洛娃的生命力、为贝姨的怪异、为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无望的爱情、为列文的纠结与聂赫留朵夫的悔恨，而心生震颤。渐渐地，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变得虚无了——那真是一种吊诡的感觉，因为反差过于强烈，青春的心变得无处安放，后来的中篇小说《末日的阳光》就是写的这样一个时段的心理幻境。
看了一部电影《清宫秘史》。那时有句话叫做“毒草可以肥田”，为了《清宫秘史》差点出了人命，蜂拥而入的人群把一收票的大学生踩在了脚下。可是看过之后也不免失望——不过是普通的黑白片，对白依然像30年代的片子那样咿咿呀呀的尖声，周璇看不出有多么漂亮，将就着看完了，只记得光绪皇帝的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上层渐失人心，尤其是中央文革。终于，第一夫人发飚了！发飚的结果便是联动被抓，十六七、十八九的中学生，现在想起来不过是一帮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夜之间进了监狱。好笑的是受党教育长大的
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满脑子都是想当烈士的愿望。每天两个窝头一份烂菜汤，也绝不会消磨他们的革命意志。直到1967年2月，毛发了话，他们才被放出来。从此，“老红卫兵”分化了，一派继续革命，另一派成了“颓废派”，他们其实已经看透了政治的丑恶，开始学琴学画悄悄恢复学业，而若干年后高考制度恢复之后，首先考取的便是他们。
5．复课闹革命
小学生于1968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全部就近上学，上名校的愿望破灭，我和邻居小伙伴一起都上了“铁道学院附中”——此学校当时非常一般，却在若干年后成为炙手可热的名校。在那样的氛围下，上学自然也是形同虚设。所有老师在开课时都要拿着语录本摇晃着祝毛万寿无疆，尤其英语老师说出“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him”的时候，简直怪异无比。老师在上面讲，同学在下面讲，在乱成一锅粥的环境中，我竟然旁若无人地翻看姐姐们过去的数理化方面的书，觉得十分有趣。有一次数学老师刚讲到一元一次方程的时候，我便在下面自己解二元一次方程，被她发现，以后她屡屡站在我的身后，眼神里满是鼓励，偶尔，她会说出一两句特别中肯的意见。
在她的暗中鼓励下我对数理化的兴趣日益高涨，把姐姐们买的趣味物理趣味数学都搜了出来，开始做各种小实验，交大的孩子们被这些小实验所吸引，都跟着我玩。记得特别清楚的有一次，做一个物理小实验“纸盒烧水”，到对门儿男孩杨光家做，杨光的姥爷便是前面提到的一级教授赵爷爷，虽是学的铁路经济，可能对数理化也不甚了了，要不，也不至于一听说“纸盒烧水”便劈头打了外孙子一个耳光：“混蛋！没听说过纸盒能烧开水的！”——其实，错的还真是这位赵教授，纸盒烧水是个简单的物理小实验，可以说明热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当然平时温文尔雅的他，突然劈面给外孙子一记耳光，也一定是内心积郁太多无从发泄之故。
最极端的一次，是我们上化学课之后学会了爆炸，为了做实验，我们竟然把一个自制的炸药瓶悬在教室门口，幸亏老师那天迟到了，不然，真的要出事儿了，炸药瓶如期爆炸，倒把我们自己吓了一大跳！
但是回想起来，也许正是由于当年对数理化的兴趣，才使我在高考制度改革后能够考上大学，且是经济类的大学——后来还有幸在高等数学考试中得了高分。
全国的战火越烧越烈，到处都在武斗，又在闹什么“祖国山河一片红”，到了68年底，毛的关于知青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下达，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我的两个姐姐都去了三线工厂，军代表特意到我家来说，我可以留在北京，可我那时脱离家庭、出去看世界的想法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学校刚刚宣布去兵团的消息，我便独自跑到派出所去销了比金子还贵的北京户口。
1969年9月，我们这些才十六岁的“小六九”一下子被轰到黑龙江兵团、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真正的连锅儿端，只剩下一点儿刷锅水儿留在了北京工厂。
本文选自《任性的尘埃》，徐小斌著，海峡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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