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的研究分享是来自《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的一篇文章,由喻筱珺博士整理。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承担环境责任方面满足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已成为企业治理中的关键战略选择。本文探讨了政府作为市场客户,如何影响其供应商的环境责任表现。作者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拥有政府客户的企业,其环境责任得分平均高出15%。此外, 政府采购在供应商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每增加10%,供应商的企业环境责任得分最高可增加6%。研究表明,供应链中的相对谈判优势在政府客户对其供应商再环境责任提升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中运营、规模较小以及具有高贸易信用的企业中,政府客户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指出商业关系作为推动企业环境责任的新动力。此外,研究结果还建议,地方政府在与供应商进行业务交易时,应重新审视如何利用其有利地位,推动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
Yu, X., Li, Q., & Zhang, L. (2024). Major government customer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83, 114853–114853.
作者:
喻筱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李强 香港城市大学
张林 香港城市大学
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24.114853
研究背景
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企业环境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商业战略,正受到管理者、投资者、研究人员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政府在企业环保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法律角度看,政府可以通过施加法规来强制企业采取环保措施。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性补贴加速企业的“绿色”转型。最新的文献指出,政府甚至可以通过政商关系影响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程度。然而,较少有研究探讨政府是否能够通过商业渠道影响企业的环保决策。
事实上,政府经常在市场中扮演客户的角色。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4年的数据,政府支出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以上。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政府客户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资本结构调整、审计和创新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鉴于环境可持续性已成为多数政府的长期战略目标,此研究旨在探讨政府作为市场中特殊客户,是否会影响其供应商承担环境责任的程度。
研究框架
与其他企业客户相比,政府客户具有特殊性。首先,大多数政府机构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非完全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客户对质量的敏感度通常高于对价格的敏感度,因此不会因价格变动而频繁更换供应商,也很少出现违约拖欠支付等问题。其次,政府作为客户可以为供应商带来许多潜在好处。例如,获得政府订单能够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声誉,帮助供应商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潜在宣传和融资成本。第三,政府订单通常规模和金额较大,往往可以直接影响供应商的营业绩效。当供应商的财务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有利可图的长期政府采购订单时,供应商有强烈动机去满足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
综上所述,作者期望政府客户会诱导其供应商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因为政府作为特定客户在商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政府对供应商的强大议价能力可能会受到供应商特征中嵌入的相对议价谈判地位的调节。一般来说,企业的规模、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运营风险都会影响其在商业谈判中的交涉能力。当供应商处于谈判弱势时,则更有可能去承担更多环境责任以满足政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研究设计与内容
作者构建了一个企业层面的数据集来衡量政府客户供应商环境责任的影响。研究样本包含在2009-2019年期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表的企业,数据来源为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和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样本过滤之后,我们的最终样本包含5672个2009年至2019年的公司年观测值。
根据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EPA)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则》,作者遵循Fonseka et al.(2019)和Zhang(2017)的方法,基于10个主要组成部分文本分析指标来衡量目标中国企业的CER效率(见表1)。
200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准则》(2007年第2版),规定了前五大客户的信息披露义务。因此作者采用了两种既定的测量方法:a)构造了一个指标变量(GC)来表示存在一个主要的政府客户。如果前五大客户中有一个属于政府(地方或中央政府),则等于1,否则等于0;b)关注主要政府客户的集中度,这是根据与政府客户相关的销售收入占供应商总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份额来计算的。本文其他变量详细设定见表2。
作者首先以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估计了政府客户与企业CER绩效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可检验假设是政府客户提高了CER得分水平。为了检验前两个假设,我们构建了以下基准模型(Eq.1):
其中,因变量CERi,t衡量公司i在t时期披露的公司环境责任努力。关键解释变量是政府客户(GCi,t和GC%i,t). GCi,t为虚拟变量,衡量企业前五大客户中是否有政府客户,GC%i,t为政府客户订单占供应企业总订单的比例,衡量政府客户的议价能力。
基于基准模型(Eq.1),下表(见表3)显示了政府客户对其供应商企业环境责任(CER)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客户与企业的环境责任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拥有政府客户的企业,其环境责任得分平均高出15%。此外,具有议价优势的政府客户可以诱导其供应商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当政府采购在供应商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每增加10%,供应商的环境责任得分最高可增加6%。因此,拥有政府客户的供应商企业普遍承担了更多的环境责任,且越依赖政府订单的供应商越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
在研究可能影响政府客户与企业CER绩效之间关系的企业因素时,作者构建扩展模型如下:
其中,Newi,t为新构建的供给企业议价能力指标。Newi,t指标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我们利用企业经营规模来反映企业的议价能力。Chipty(1995)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因素,因为小企业通常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自由现金流来应对不可预测的风险。在商业谈判中,大企业往往会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因为它们对当地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比小企业大。正如预期的那样(见表4的面板A),较大的公司有能力承担环境责任。然而,我们发现系数β3为负,这意味着企业经营规模越大的企业在客户-供应商关系中具有议价优势,因此不太可能承担政府客户额外要求的环境责任。相反,议价能力较弱的小企业虽然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却在面对政府客户时被迫承担更多。其次,我们采用工业市场竞争水平来衡量供应商-客户的议价能力。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中,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较低,因为其竞争对手很容易取代它。因此,竞争市场中的供应商必须通过牺牲其经营利益来维持其主要客户订单。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中,客户将更有优势向供应商提出更多要求,例如环境保护。结果表明(见表4的面板B),与政府客户签订合同的供应企业倾向于更多地投资于与政府客户相关的活动,因为政府客户的公共采购订单长期且高利润,对供应企业具有吸引力。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中,供应商必须承担更多环境责任来维持与主要政府客户的业务往来。第三,我们使用贸易信贷来衡量供应企业的经营风险。结果如表4的面板C所示。由于较高的贸易信用意味着议价劣势,企业更有动机服从政府的环境偏好,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以维持政府客户的采购订单。
本文也采用Assortative match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见表5)。
再进一步分析中, 作者考虑了:
a)非商业政企因素;
b)其他种类客户对企业CER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论
此研究探讨了政府客户如何推动供应企业自愿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者发现政府客户对供应企业的企业责任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当供应企业具有较高的贸易信贷比率、较小的公司规模或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中运营时,主要政府客户对供应企业环境责任(CER)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证实,政府作为消费者可以通过对供应商施加严格的环境要求来“绿色”供应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通常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除非它们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并试图通过保留政府采购订单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政府客户可以在其政府采购招标公告中列出更具体的“绿色”财政支持,以消除供应商在承担更多环境责任时面临的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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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喻筱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本期编辑:李强,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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