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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作者: Heiner Mikosch, Christopher Roth, Samad Sarferaz, Johannes Wohlfart
题目: Uncertainty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Firms and Households
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时间:2024年6月
链接:https://doi.org/10.1257/mac.20220047
编者荐语
本文从企业和家庭层面出发,通过研究不确定性和信息获取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关于信息摩擦的研究,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信息处理成本评估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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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在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与未来市场条件、政策环境、技术变化等多方面的变化有关,是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应对不确定性时,经济主体往往需要获取更多信息以做出更合理的决策。也就是说,缺乏足够的信息可能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包括市场趋势、竞争对手动向和政策变化等,以调整生产、投资和营销策略,最大化收益并降低风险;对家庭而言,则需要掌握经济状况、就业前景、通货膨胀率等信息,以优化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保障财务安全和生活质量。
主流的内生信息获取模型认为,如果某一变量对收益函数有更重要的影响,那么经济主体也会对该变量有更高的信息需求。然而,由于经济主体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需要权衡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成本与收益(即信息摩擦),因此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实际信息获取的减少。了解信息摩擦和信息获取行为对于制定更有效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在实际中,企业和家庭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反应会影响其决策,进而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然而,关于如何量化信息摩擦以及信息摩擦对经济主体信息需求的影响,学界仍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即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信息摩擦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以小型开放经济体瑞士作为试验场地,探讨了宏观经济模型中内生信息获取的基本假设。利用企业和家庭的调查数据,作者研究了信息摩擦对企业和家庭宏观经济预期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现有内生信息获取模型与信息获取与风险暴露程度、信息成本与信息获取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与信息需求相关的多个核心预测,并为宏观经济学中的信息摩擦建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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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实证研究的调查数据包括瑞士的企业样本和家庭样本。其中,企业样本基于一项针对瑞士企业的季度调查。该调查涵盖不同规模和行业的企业,主题包括商业信心和投资。本文重点关注企业对汇率波动风险的感知及其信息获取行为。同时,作者与在线面板提供商Dynata合作得到疫情前后两批家庭数据,内容包含家庭对宏观经济状况(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的预期及其信息需求。
基于描述性证据,本文发现:第一,在汇率变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种宏观经济变量中,汇率变动是收益函数中的最关键不确定性。第二,相较家庭,企业的散点图中信息获取水平更高且离散度更低,即企业感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敞口。另外,企业和家庭的信息获取随汇率风险敞口变大而增多。第三,感知到更高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的家庭的信息需求显著减少。
2.2 研究设计与实验证据
本文设计了一种两阶段的非欺骗性实验,以区分实验对象在不同不确定性下对信息需求的先验和后验分布。随机分配实验对象到两组,并为其提供不同信息来区分不确定性环境的高低:高不确定性组被告知未来一年汇率在1.04至1.08之间的概率为30%,而低不确定性组被告知该概率为90%。通过比较高不确定性和低不确定性环境的实验对象对信息的需求,在考虑了遗漏变量、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获得了感知不确定性在驱动信息需求作用的因果证据。
表1和表2分别展示了企业和家庭的感知不确定性对信息获取影响的实证证据。Panel A展示了不确定性对汇率感知预期的影响,OLS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Posterior表示后验预期汇率的均值或标准差,HighUncertainty区分被分配到高或低不确定性组的样本,X是控制变量。企业组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对欧元区出口获得的收入份额、汇率的感知重要性、企业对汇率的先验预期,以及企业对专业预测报告的信心;家庭组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的雇主通过对欧元区的出口获得的收入份额、家庭对汇率的感知重要性、家庭对汇率的先验预期、家庭对专业预测报告的信心、就业虚拟变量和股票所有权虚拟变量。
表1:不确定性对企业汇率感知预期的影响
表2:不确定性对家庭汇率感知预期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相较于低不确定性组,高不确定性组的企业和家庭的汇率感知不确定性都显著增加。同时,企业和家庭样本中不确定性都没有对预期汇率水平(均值)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实验产生了预期效果:显著改变了汇率感知的第二矩(方差),而保持了其第一矩(均值)不变。
其中,InfoDemand是区分选择汇率信息/通胀信息/失业率信息/非汇率信息/不选择信息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与上一OLS模型一致,HighUncertainty区分被分配到高或低不确定性组的样本,X为控制变量。
表3和表4展示了企业和家庭的汇率感知不确定性对信息获取影响的进一步实证证据。Panel B的结果表明,在高不确定性情形下,企业经理对汇率信息的需求增加了8.3%,而无信息需求的比例降低了6.7%。与企业的反应不同,家庭面对不确定性情况对不同的信息需求更加缺乏弹性。
Panel C借助工具变量观察了实验对象处于高汇率不确定性区间这一事件对其信息需求的影响——企业的感知汇率处于高汇率不确定性区间的可能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其对汇率报告的信息获取倾向就会减少43%的标准差。相比而言,在家庭样本中这种效应的经济量级很小。
Panel D补充了因果估计值与关于汇率不确定性的后验信念和信息需求之间的非实验相关性比较证据。结果展示了Panel C中IV估计结果的OLS对应值。在家庭和公司样本中,估计效应与Panel C的实验估计结果方向一致,但回归值较小。企业样本中的实验估计值与非实验估计值之间的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和后验信念的测量误差导致的 OLS 估计值偏差。以上结果证实,企业对汇率的信息需求在高感知汇率不确定性中增加,但家庭对此具有非弹性。
表3:企业感知不确定性对信息获取影响的实证证据
表4:家庭感知不确定性对信息获取影响的实证证据
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在改变控制变量组合、控制样本时期后,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同时,本文还排除了汇率对其他家庭信息需求变量的内生影响对结果的干扰,以及诸如实验对象预期不同、外部有效性等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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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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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林安岚,厦门大学硕士毕业生
本期责编:董涵敏,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 (CityU-HUST联培项目)
本期主编:陈立东,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 (CityU-UCAS联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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