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术论文的写作，第一次开始认真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读着读着，读到阎连科，才发现中国当代竟然有那么好的作家，如饥似渴地看完他所有的作品，个人以为，《日光流年》是他的巅峰之作。
这部小说的写作，对中国农村如此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解，完全可以让阎连科本人林立世界一流作家之列。
《日光流年》以追溯式的写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发生在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原大地的三姓村。
喉堵症是《日光流年》里飘荡在三姓村上空的索命瘟神。对于喉堵症的病理学症状，作者没有详细描绘，只有“喉咙里开始肿胀得如喉管里塞了一段红萝卜”“开始吐血了”等寥寥数语。但喉堵症给三姓村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日趋严重。“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又大都死于喉堵症，人的寿限从六十岁减至五十岁，又从五十岁减至四十岁，终于就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到了满世界不和三姓村通婚往来的境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调研人员来到耙耧山脉，但最终“他们只好惊叹而来，摇头而去……给三姓村留下的是莫名的摇头和不解”。
喉堵症与世代的封闭形成了三姓村与世隔绝的环境，这个村庄似乎在真实的世界中林立于中原农村，又魔幻地独立于整个世界之外，有它自己的权利体系、处事逻辑、认知方式。这样的写法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氛围，让那无比些残忍的故事在这种朦胧的叙述中呈现出一片魔幻的色彩。
为了对抗“活不过40岁的魔咒”，三姓村人在四任村长的带领下先后尝试了多生孩子、深翻土地、种植油菜、挖渠引水等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经济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刻，村长们都会要求村里的男人卖皮，女人卖肉来换取金钱。所谓“卖皮”，是指村民们将大腿上完好的皮肤割下来卖给医院，用给烧伤需要植皮的病人，报酬丰厚，类似于卖血。所谓“卖肉”，则是“卖淫”。
阎连科在小说里多处都细致地描述了“卖皮”与“卖肉”的经过。其中最令人深刻的是要修灵隐渠的时候，为了筹钱，村长司马蓝先号召大家卖皮：
“大家说吧，谁的爹没卖过皮？谁家的爷没卖过皮？”
“人是啥？人就和畜生一个样，人皮和树皮一个样，割掉一块它还能长出一块来。椿树、杨树、桐树、榆树、皂角树、老槐树，哪一种树不是割掉一块皮又长出一层皮？再一说，割的是大腿上的皮，就是长成了疤也还有裤子遮住呢”
“今儿我村长宣布了，一批一批卖人皮，是他妈男人谁也逃不了。明儿天我们弟兄三个去，下一次轮到你们还这样憋住不动，我派人捆也要把你们捆到教火院。惹急了我让你们的媳妇到省会、到九都去营生人肉哩，不当寡妇也要去做人肉生意呢！”
其后，第二十三章“大崩溃”里，阎连科用了三十多页的篇幅来写卖皮过程：村长与人讨价还价、卖皮之难、人物之焦灼以及卖皮后的疼苦。“蓝柳根进去了，杜狗狗出来了，一只手拿着一沓新钱，一只手撸着一条裤腿，露出了一段洁白的纱布大腿，脸上窗帘样挂了红亮的喜悦。”卖完皮后，有人疼哭了“司马蓝忽然手起手落，一个紫红色的耳光掴在了堂弟的脸上，说我腿上割了六寸见方，你还不到二寸你叫啥呀叫？”。
同样是为了修渠。三姓村只有村长司马蓝能组织修渠，但司马蓝重病。蓝四十为了帮司马蓝筹集治喉病的资金，她又不得不踏上进城卖肉的道路。而这，既不是三姓村的妇女第一次为了修渠卖淫，也不是蓝四十第一次为了村里“集体”的利益奉献自己的肉体。在去九都“卖肉”的过程中，司马蓝派大女儿司马藤陪同照顾，表示感激。但司马藤却唾弃司马蓝：藤忽然往蓝四十脸上喷了一口唾沫，说：“我先前把你当成我的姑，其实你真的是破鞋，真的是婊子，真的是肉王哩。”人性、利益、中国农村人的观念，乡土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些情节里交织，形成非常大的叙述张力。
而最为可笑的是，“男人卖皮”、“女人卖肉”这样惨绝人寰的集体努力所基于的逻辑，竟然是由村里权利的主导者——村长“随心所欲”地制定的。
这种情况恰好福轲所说：“如果说触及和操纵罪犯的肉体对于法律来说依然是必要的，那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采用恰当的方式，遵循严格的规定，而且还要有更‘高尚’的目的。”
出于这个为世世代代“活过四十岁”的高尚目的，当权者们鼓动村民们为了高尚的目的卖皮卖肉、慷慨赴死。而真实的情况是，为了对权利——为了村长职位，每一届竞争者都打得头破血流。从杜桑（杜拐子）——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四代村长的更迭史就是权力角逐史。为什么大家都要当村长呢？因为村长在三姓村拥有绝对的领导权。
司马笑笑就曾说过“我是村长，我就是王法……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 得到了“王法”以后，村长们开始享受起自己的权益——打着让村人“活过四十岁”的旗号听自己的指令。杜桑当村长时使用的方法是让村里的女人不停地生育，生的比死的快。这一切的缘由是村长杜桑会接生，在不停的接生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权力欲望的满足。
第二任村长司马笑笑使用的延长生命的秘诀是种油菜，于是村民在人蝗大战时拼命保护油菜，而不保护庄稼，导致了三姓村的大饥荒，司马笑笑决定让各家献出残疾的孩子，送到西山梁下的沟中活活饿死，他们的死尸烂肉引来乌鸦停落捕食，人们便趁这时候打了乌鸦来吃，暴行惨绝人寰。但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暴政”提出抗议，甚至在最后分种子保命时，司马笑笑还不忘加上“明年还种油菜吗？”回答种的村民才给分粮食。
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一上台就施行他的新主张：“把地里的土翻换一遍”到了司马蓝当村长，又变为挖渠引来“灵隐水”，原因是灵隐河边的人能活一百多岁，而真实的情况是，三姓村“先后直接因修渠死 18 人，断臂少指类的伤残 21 人，凡参加过修灵隐者，无不流血或者骨碎。为修建灵隐渠凑资，三姓村人共去教火院卖人皮 197 次，907 平方寸，直接因买人皮死去 6人。女人到九都做人肉营生 30 余人次。最困难时，卖尽村中棺材和树木，卖尽女儿陪嫁和小伙子的迎娶家当，连村里的猪、鸡、羊都一头一只不剩，仅余下一对老牛做耕地之用……”
三姓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付出了无数精力、物力，历经 16 年，终于修通了灵隐渠，引来了灵隐水，然而他们引来的却是受到了工业化污染的一沟臭水。
如果说，余华笔下的“献血”与“卖血”是在政治“干预”下的个人无知或无奈下的主动之举，尽管受到了商品经济的诱导，但确实消费在了自己身上。那阎连科笔下的集体的“受虐”就显得那么愚蠢和扭曲。最悲惨的是，他们集体受虐而不自知，在所谓的权利带领下的“更高尚的目的”的，村民们爆发出强烈的个人生命力，做着“人定胜天”和牺牲小我、改变祖祖辈辈命运的愚蠢“美梦”。
而这愚蠢的来源，是乡村的独立秩序与权利体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三姓村的秩序是独立于外界而存在的。
如果我们仔细去探究其中的权力更替，我们发现《日光流年》中所塑造的反乌托邦世界的权利逻辑是依靠原始的宗法制和禅让制所维持的。村长的身份份是由上一任村长所授予，而村长拥有宗法制中大家长一样的权力与教化。《日光流年》里三姓村，实际上是将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理想模式下的乡土社会具象化了，三姓村是“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 在这里家国法律的规束并不能生效，更为有效的是村庄自古以来约定俗成的一套规约。（事实上这套逻辑也适用于我们之后讨论的那本《丁庄梦》）正如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它源自于人类先祖对于同一类型的事件的无限的重复。在阎连科笔下的村庄中，法律远不如过往的经验与村长的权力。村长将逃离村庄的村民抓回，并在村口惩罚示众；村长命令全村把不健全的孩子扔到山中自我消亡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大家长的权力与教化的职能，而村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便是遵循过往的经验，遵守这一早已被外界所遗弃的规则。
但也正是因为三姓村“在耙耧山脉的深皱里”，“地理位置为三县交界之地，然三县上千年的志史记载中，却均无三姓村之来源”，隔绝的地域与世代的喉病让村里人出不去、外界也不愿意进来外界，反而拼凑成了一个特殊的脆弱的反乌托邦世界。就如一个简易的生态瓶一样，它可以自我循环成一个有序的生态平衡。然而，在世代“隔绝”的封闭中，只要稍有一环出现问题，整个社会便会崩坏，形成了三姓村现在的模样。
在村长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体系下，我们看到了三姓村人为了能够世世代代活过40岁，在村长个人意志的误导下拼尽生命的全部去实现“这并不存在”的理想世界，尽管展示出了村民们强大地生命力，可作者呈现出的惨烈的图景，却仍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惨绝人寰。村民们看重的是生，事实上为了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又违背了这一命题，由此形成了生与死的悖论。
尽管处在独立的反乌托邦世界，三姓村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特定历史的干扰。三年自然灾害时，三姓村人出去逃荒，然而不过半月，就一户不少都回来了，原来饥荒不见边际，满世界都遭着灾难。大跃进时，司马蓝带着村人挨家挨户搜寻铁，把犁、铁钉、铁锅、铁环铁扣铁锁等铁物统统拿走，用十一担铁换回了一担粮食。“文化大革命”时，司马蓝带领杜桩等人去卖皮，卖了皮等着人来结账，结账人却“接过一捆包儿解开来，露出了两打红皮小书”。最终，他们没有要回卖皮钱，卖皮最多的杜桩上吊而死。在此主题上，我们甚至会疑惑，阎连科在对四任村长的更迭中所提出让三姓村的村民们活过40岁的办法——不停地生育、种油菜、翻土、修渠，得到的结果：死的人比生的人还多，大饥荒，累死人，工业废水，并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损失惨重，是否分别是在讽刺：中国的生育、大饥荒、土地改革和环境污染问题。
而小说之所以通过这样极限化的表达还原出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面目和内核，或许我们可以从阎连科的发言知道一些真相：“我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中原农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西那样的世外桃源。我家是农村的，从几岁开始，对村干部是什么、乡干部是什么、县干部是什么，都有直接的认识和领教。那时候，你的工分、口粮都控制在上边有权力的人手中，上边的人又控制在更上边的人手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权力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比别人过得好的砝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样的环境，自然就形成了普遍对权力的敬畏和恐惧。你说这是不是民间的心理个性？就我而言，现在虽然出来二十多年了，可是回到农村，见了村干部，仍然一样的毕恭毕敬。一方面是因为你年轻时代已经形成了那种心理烙印；另一方面，即便你自己出来了，老家里还有人在他们的管制下，你同样不敢得罪他们……这种对权力的敬畏与恐惧，一年一年，一辈一辈，便会扩展为你对无所不在的能够左右你的一切力量的恐惧、厌恶和敬畏。”
令我惊讶的是，这样好的一部作品，竟然没有英文版，只有法文版，无法在英文世界流通，让更多的人读到它。非常遗憾。不过就阎连科使用的语言和语境来看，对于没有那么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人来说，确实存在翻译上的难度。希望等我有钱有闲的时候，可以自己翻译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