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说一，在武庙十哲中，大家都记得谁？
（捞一下屠龙术：灵活游击本土派与教条主义亲苏派）
笔者左思右想发现自己对于早期的一位名将的记忆，竟然依旧到了聊胜于无的窘境，也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们究竟是不是也一样。按理讲，作为武德充沛的华夏民族武将名人堂最高名誉榜单，常年高居十哲的一份子，他的名字却不怎么被人们口口相传。
他便是——司马穰苴 ！
司马穰苴，他不姓司马；有些人已经猜到了，其实司马是他的官职-大司马。田穰苴他生活在春秋末期、是齐国人田完（陈完）的后代，齐田氏家族的支庶。因官拜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
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於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 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憟。
选自《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上面这段的意思是什么呢？请看下文分解：
却说这齐景公17年，晋国出兵攻打齐国东阿和甄城，燕国同时出兵攻打齐国黄河南岸，面对两面夹击的窘境，齐国军队节节败退。军事上的失利，使齐景公深为忧虑。为了扭转败局，急需选拔和任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当时担任相国的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司马穰苴。晏婴说：“穰苴系田氏远族子孙，其人很有才能，长于谋划，且熟知兵法，文能服众，武能威敌，如以他为将，必能改变目前的形势。”齐景公听了晏婴的介绍，立即召见司马穰苴，请他谈了有关治军、用兵的方略和法则。
马穰苴在军事上的杰出见解，赢得了齐景公的赞赏；田穰苴临危受命为大将，他坦承自己人微权轻，向齐景公要一样东西——他宠爱的一名大臣来监军。于是，一个叫庄贾的龙套登场，并将用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报效祖国。田穰苴和监军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会齐。
庄贾此人虽说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龙套；但是，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齐景公宠臣，位高权重，根本没有把初出茅庐的司马穰苴当回事。两人约定次日午时左右在军中会面，司马穰苴早先到达军营，并放置好沙漏，等待庄贾的到来，可庄贾根本就没把司马穰苴放在眼里，在家办起了临别宴，与亲友畅饮，直至天黑才到达军营。
田穰苴问他：“为什么约定了时刻还迟到？”庄贾道歉：“朋友亲戚送行，所以耽搁。”田穰苴说：“身为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来到军队宣布规定号令后，就应忘掉私人的交情；擂鼓进军，战况紧急时，就应当忘掉自己的生命。如今敌人侵略已经深入国境，国内骚乱不安，战士们已在前线战场暴露，无所隐蔽，国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全国百姓的生命都维系在你身上，还谈何送行！”
于是把军法官叫来，问道：“军法上，对约定时刻迟到的人是怎么说的？”回答说：“当斩。”庄贾恐惧，派人飞马报告齐景公，请他搭救。报信的人去后不久，还没来得及返回，田穰苴就把庄贾斩首，向三军巡行示众，全军将士震惊害怕。
许久，齐景公派使者才拿着节符赶来赦免庄贾，车马飞奔直入军营。田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问军法官：“驾着车马在军营里奔驰，军法如何规定？”军法官说：“当斩。”使者大惧。田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斩首。”斩使者仆从，砍断左边夹车木，杀死左边驾车的马，向三军巡行示众。又让使者回去向齐景公报告，然后出发。
这种做法效果立竿见影，士兵们看到司马穰苴连君王身边的宠臣都敢杀，真正做到了铁面无私，军令如山，无不敢效死力。与此同时，晋军和燕军听闻司马穰苴治军有方，都被其所震慑，导致军心涣散，司马穰苴趁势收复失地，大败晋燕联军。再往后些许，那个“孙武杀吴王宠姬”实际上就是“司马穰苴杀宠臣立威”的翻版。
司马穰苴的杰作：
《司马法》认为“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孙子兵法》则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都强调“慎战”的重要意义，都提倡战前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才可开启战事。不同于《孙子兵法》侧重用兵之法，《司马法》更注重探究治军之道，具有很浓厚的贵族色彩，这也跟春秋时期作战讲究礼法，作战方式比较固化的大背景有关，如宋襄公泓水惨败就典型的春秋时期的作战思维。
为什么司马穰苴在武庙比白起地位高：
事实上，在我国战国以后的史书中会对战绩有更为详细地记载，比如“斩首XX”，那是因为从战国开始实施了按军功实施奖赏的制度，尤其是商鞅变法下的秦国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使之成为了后世的军功制度的标准。这种军功制度的好处在于可以量化，然而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引导人们把所谓的“战绩”看得太过重要，而这其实并不符合中华文化中对“武”的真正理解。
楚庄王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其手下劝他用晋军的尸骨铸成京观，以彰显他的赫赫武功。对此，楚庄王这样评价道：
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戡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而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左传 宣公十二年》
简单地说，就是所谓“武”，是为了消弭战乱，让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楚庄王列举了武德的七个方面，其中并没有一点是大家心目中所谓的“战绩”。唐宋之时设立武庙，所真正看重的，其实是武德，而不是所谓的战绩。
也就是说，在兵家眼里，真正最厉害的战绩就是连仗都不用打，就让敌人屈服了，而像武安君长平之战这样惊世骇俗的军事大手笔，相比之下反而落入下乘了。由此视角出发，再去看看太史公对于田穰苴的记载，就不会奇怪他有什么战绩了。在记载中，田穰苴就指挥了一场对抗晋、燕联军的战役，结果是这样的：
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
《史记 司马穰苴列传》
所谓“望风而逃”大概就是对此最好的描述吧。田穰苴只是整顿了一下部队，不折损双方的一兵一卒，就赢得了胜利，做到的保境安民。在那之后，田穰苴也没有机会打仗，因为别人不会傻到来打他，而这才是“武”的最高境界。一定意义上说，这类似于今天的核威慑。
在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所谓战争其实是贵族之间的一场事关荣誉的游戏。统帅一定是贵族，即使不是国君，也是卿大夫之类。统帅的威严其实来自于身份，也就是血统的高贵。但在春秋末期，随着第一代兵家田穰苴、孙武等人的出现，战争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像田穰苴是田氏的庶子，他统率部队靠的不再是血统给予的身份，而是军法。法律的成型和推广是春秋战国时期改变社会形态的一个重点，而军法的推出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田穰苴和孙武都在通过军法尝试说明一点，战争是一件关于国家与人民命运的大事，需要被严肃地对待，不能被视为儿戏。也许在今人看来，这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与先进的。
田穰苴庶子的身份让他在治军时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也因为愿意为他效死命。这也成为了后世兵家的楷模。同样，这也是在后世看来很常识的事情，但是对于春秋时统领部队的国君和卿大夫们来说，这种跨越阶级的同甘共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是一个阶级社会，那是一个礼乐还没有完全崩坏的社会。但田穰苴和孙武在说，我们这样才是真正地打仗。他们的统兵之道可以被后人所学习，因为那是基于制度，而不是血统的。（基于血统的没法学，因为不是每个统兵之人都血统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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