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处太行山、燕山和阴山山脉交汇处，是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交界之地，是连接蒙古高原地区与中原的唯一要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张家口这座城市重要的经济、军事、文化地位。翻开张家口这座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战争史，一处处声名远扬的昔日战场，一座座阅尽沧桑的要塞故垒，一段段气若长虹的长城古垣，诉说着从上古民族融合到解放战争最后决战期间50多场著名的战事，承载着历代前贤、爱国将领、仁人志士的丰功伟绩。笔者按公元纪年梳理了曾在张家口地区发生的重要战事以及相关内容，以飨读者。金灭辽一统了中国北方地区，同时蒙古各部族也在金的压迫下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了推翻金国统治的战争。今天笔者为大家带来的是 蒙金战争——野狐岭、浍河大战。欢迎您在文章后与我们互动留言。
北京以北的观景大道——草原天路建在野狐岭上，这是广义上的野狐岭，指张家口市区以北方圆几百公里山地。狭义上的野狐岭今指狼窝沟，也称黑风口，在海张高速公路与草原天路的交会处，这里的路牌上写着野狐岭，有野狐岭要塞旅游区和野狐岭隧道。草原天路以此为界分为东西两段，海张高速（海拉尔至张家口）由此北上进入蒙古高原，南下到张家口通向华北平原。野狐岭一战成名，121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在此击败金军，开启亚欧大陆上空前霸业。不少介绍称蒙金大战的野狐岭在狼窝沟，这不准确，大战发生在狼窝沟以西13公里的土边坝，那里是古代的野狐岭。狼窝沟一带旧称神威台坝，成为南北通道并被称为野狐岭是20世纪的事。狼窝沟再往东8公里有汉诺尔坝，是清代张库（张家口至库伦）大道经行地。野狐岭一带是蒙古高原南缘，苍茫高原至此以陡坎直壁结束，形成明显落差。北看茫茫大漠，南望重山叠嶂。这在今天看来是满眼风光，然而漫漫历史中，这风光曾包含未知、艰难、危险、残酷、死亡……元代文人郝经《北岭行》开头写道：“中原南北限两岭，野狐高出大庾顶。举头冠日尾插坤，横亘一脊缭绝境。”大庾指五岭之一的大庾岭，古人把五岭视为中原的南部边缘，郝经在此把野狐岭称为中原的北部边缘。这里海拔在1500米左右，从北到南十公里左右，地势陡然下降400到600米，北行如一道顶天立地的巨墙横在眼前。“缭”指用线斜着缝，小路如线般在绝境中盘绕而行。顾祖禹《读史方舆志略》中说，野狐岭“势极高峻，风力猛烈，雁飞遇风辄堕地”。或说因多野狐而得名，当地有狐狸出没，但它旧称扼胡岭，应是由之转来。清代以来常被称为坝，有坝上、坝下之分。有人以为坝是指其如水坝般高大，这是误解。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嘉淦奏称，张家口外的山绵亘千里，名叫大坝。大坝源自蒙语，指岭，音“达巴汉”。晚清要人宝鋆《过大坝之布尔噶苏台》云：“大巴汉岭高入云，我今跃马入云里。”“大巴汉”与“大坝”分用于诗名和诗中，表达同一个意思，后逐渐传为坝。通行野狐岭的道路是连接华北与蒙古高原的重要通道，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在《北平历史地理》中说：“南口位于北京湾的西北角，沿着这条通往西北方向的古道，可以到达张家口以北的山地的最北端，也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这条道路出现远早于野狐岭有岭或坝称呼之前，考古追溯到石器时代。据《张家口地区公路志》记述：“通过出土文物史料分布、发展顺序及其内涵之间的交触关系，说明‘北京人’及张家口坝上、坝下早已有人沿着桑干河、洋河河谷和坝上草原的人行山路，往来于今山西境和内蒙古草原。”野狐岭有文字可查的历史起自战国时期，《战国策》记载，赵襄子占据代国后，在北部边界建造无穷之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无穷之门标在张北南部，即野狐岭上，这也是诸多研究者的共识。当地文史工作者调查认为，无穷之门具体位置在今张北县春垦村南一公里处，即土边坝一带。《北岭行》接着写道：“五台南望如培楼，下视九州在深井。上有太古老死冰，沙埋土食光炯炯。盘磴滑硬草无根，枯石摩天堕生矿。南人上来不敢前，扑面欲倒风色猛。”郝经是太行山区的山西陵川人，曾遍访名山，《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中写山的不少，但少有写得像野狐岭这样回肠荡气。清末诗人延清曾奉命出使喀尔喀蒙古，两次经行野狐岭，去时作诗云：“坡陀碍道石头粗，野水潆洄野径纡。”返程又作一首：“老人履险若攀枝，山路崎岖倍昔时。我纵不盲骑瞎马，夜深胆落是临池。”自注说，去时过野狐岭天还没亮，没看清路的危险，回来经过时太阳没落山，道路下临深渊，低头一看心惊胆战，异常危险，不敢坐车，叫年轻力壮的仆人架着前行。书画家徐琪批注说，读到这他也很害怕。延清那趟来回两个多月，路上还捡了一大袋五光十色的石头，送给徐琪几十枚。徐琪作诗云：“我疑太古堕积霰，历久不化生肌肤……否则战场旧喋血，沉沙折戟相模糊。”怀疑多彩的石头与战争流血沉积有关，延清和诗认同“又疑蕃汉古战地，埋碧血花疑模糊”。作为中原与蒙古高原的边界，野狐岭在古代的危险，并不只是地形上的，还有来自中原王朝与草原势力的对峙与冲突。“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的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草原帝国》）赵武灵王多次率军通过无穷之门与东胡作战，还在此修建长城。在野狐岭建造长城抵御北来威胁，是多个中原政权的选择，当地文史工作者已在岭上发现赵、燕、秦、汉、北魏、明等时期的长城。在草原天路行走，长城遗址路边就有。有的几代长城并行，虽只余碎石残垣，但绵延痕迹仍很清晰。当地人曾寻得不少战争遗物，早的有战国时的青铜矛尖、红陶弹丸等。野狐岭要塞旅游区里，有张北军事文化体验馆，介绍远去的烽火往事。张北军事文化体验馆展示张北历史上重大军事事件，从公元前赵国与东胡的战争到1981年“802”军事演习，多与野狐岭有关，展出重点是蒙金大战。长城自古烽烟滚滚，但在长城区域发生的战役，从戏剧性、残酷性、重要性看，少有能与野狐岭蒙金大战并称的。此战是以弱胜强的典范，其中还包含欺凌、隐忍、复仇等因素。当时金统治中原也称霸草原，曾将不顺服的蒙古首领俺答汗钉死在木驴上，死前俺答汗要求后继者复仇，但慑于金的强大，铁木真开始也不得不表示臣服。金庸《射雕英雄传》写金使到大漠对铁木真颐指气使，是有依据的。铁木真统一蒙古后称成吉思汗，1208年，46岁的成吉思汗拒绝再向金使跪拜。其时金国人口四千多万，拥兵百万，蒙古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兵力十万左右。据《蒙鞑备录》中记录，金人对蒙古人说：“我国如大海，你们像一捧沙。”伐金前，成吉思汗在山上祈祷了三天，跪在“长生天”前，向神的守护者详细述说金人对几代部众的凌辱欺压。蒙古人聚集一起，忍饥挨饿等待祈祷的结果，不分昼夜地叨念古老的祈祷语“呼累、呼累、呼累”。（《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决心下得不容易，但他最终让这“一捧沙”埋葬了“大海”。奇迹从野狐岭开始，1211年8月，10万蒙军对阵40多万金军，在岭北獾儿嘴展开激战，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为前锋，“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元史》），自己领大军跟进，大破金军，从岭上追杀到岭下旷野，“杀了许多人，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气”（《史集》）。1221年，丘处机一行来到野狐岭，蔽野塞川的白骨触目惊心，他们发愿回来时设道场追荐亡魂。丘处机跋涉万里在中亚见到成吉思汗，以天道好生恶杀，劝其“止杀”。返程在德兴（今张家口涿鹿）龙阳观为野狐岭亡魂作了三天法事。40年后，郝经《北岭行》还写道：“坡陀白骨与山齐，惨淡万里沙气冷。岭北乾坤士马雄，雪满弓刀霜满颈。”野狐岭大战后，金一蹶不振，蒙古骑兵纵横天下。这一战是蒙兴金衰的转折点，也是蒙古军队走出草原的第一战，此战胜利，意味着这个新兴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崛起，“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流域到多瑙河流域，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东岸的所有一切。”（《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野狐岭上，成吉思汗迈出征服欧亚大陆关键的第一步。而今，狼窝沟“承继”了野狐岭的“遗产”。而在真正的古战场——土边坝，很难找到那场改变世界之战的痕迹。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历时24年的战争(1211-1234年)，其实在第一个回合就已决定性地分出了胜负。虽然就战前蒙金双方态势而言，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之条件，金均优于蒙古。先说经济，金自1115年立国，时已近百年。虽渐呈败像，但其毕竟是大国，控制着今俄境外兴安岭，南达淮河，东临大海，西至陕西的广大地区，治下人口达4400多万，可提供丰厚的物产和兵源。而蒙古则于1206年在斡难河源立国，虽显勃勃生机，但资源和兵力皆远逊于金。再说政治，在当时中国范围内，尚有南宋控制着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的东南及四川膏腴之地；西夏雄居西部，握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极萧关，北控大漠”的辽阔版图。而先此于1141年宋金间已有和议，夏也已依附于金。这些既可使金避免同时几面作战之威胁，又成联合宋夏，全力对抗蒙古之势。此一政治格局无疑有利于金而不利于蒙古。再看军事，当时金已据有西北方与蒙古交界处的抚州这一战略重地。抚州，隶属金西路大同府，辖柔远(今河北张北)、集宁(今内蒙古集宁东)、丰利(今河北沽源西)、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四县，经辽代，特别是金章宗时期已在抚州北筑有所谓金长城之堑壕坚固军事防线。抚州南则有野狐岭天然险要隘口。蒙古军如欲南攻大都(今北京)，必先突破抚州北防线，夺取抚州，进而越野狐岭南下，这谈何容易！正因有如上所言政治军事格局，成吉思汗立国后才未敢对金轻易用兵。而抚州之得失，则事关蒙金战争之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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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有利态势，由于金在军事战略上绝夏，攻宋，抗蒙等一次次的重大失误，反使蒙古一步步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金大安三年 (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亲自率军大举伐金。此前，蒙古为了伐金时剪其羽翼，自泰和五年 (1205年)始三次进攻西夏，大安元年 (1209年)时更是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逼得西夏签下臣服纳贡的城下之盟。对蒙古人而言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金廷臣中多人提出助夏联合抗蒙之主张，均遭即位未久的金卫绍王严辞拒绝，蒙古铁骑长驱直入西夏中兴府，迫使西夏降服纳贡，终至金夏联盟破裂，完成了对金的包围。在宋金关系上，南宋小朝廷本偏安江左，不思进取，而金则采取弃北图南战略，企图获利于宋，以补对蒙之失，竟与宋结怨，挑衅既开，金便处于北、西、南三面受敌的窘境。《金史》云：“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实为切中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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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女真人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中原王朝式的消极防守一“修长城”，进一步加固前些年开始修建的金界壕，打算依托界壕边堡在中都西北和蒙古军打一场筑垒防御战，全无当年金军吞辽灭宋时“骑兵驰突，四通八达”的野战主义风采。
1211年 (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二月，元太祖亲率蒙古大军从漠北出发，三月，兵临金西北抚州境，伺机突破金防线，夺取抚州。值此时金如梦方醒，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 (千家奴)、参知政事完颜承裕 (胡沙)将兵进驻抚州。
独吉思忠入抚后，即组织军兵加固西北部长城界壕，乌沙堡 (今河北张北西北)即为当时所筑之重要边堡。当时，独吉、完颜对此还算是卖力的，虽显仓促，最终还是完成了边堡、抚州、野狐岭三线据险设防的部署。但独吉思忠等在着力完成部署同时，又犯了过分相信和依赖边堡之防御能力和过低估计蒙古军进攻能力，骄傲轻敌的错误，竟致“不设备”。是年七月，元太祖遣先锋哲别率军突然对乌沙堡发起攻击，金 “乌沙堡之役，不为备，失利”。接着，“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 (今山西大同东北，内蒙兴和附近)。思忠不能守，乃退兵”。金连失乌沙堡、乌月营二险要之地，卫绍王永济乃 “独坐 (解除)思忠，诏承裕主兵事”。八月，“千家奴，胡沙，自抚州退军，驻于宣平 (今张家口市西南)”。(《金史》卷十三 《卫绍王传》)蒙古军遂进占抚州，稍事休整，旋即发兵野狐岭。
金完颜承裕主军事退守宣平后，以“金兵号四十万，阵野狐岭北”。八月，成吉思汗麾兵野狐岭，大战遂开。野狐岭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蒙古军左万户木华黎曰：“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第一天伤亡惨重，第二天组成敢死队冲人阵中，成吉思汗指挥大军接应，越战越勇。在日落天昏之时，金国40万大军，敌我难辨，自相残杀，自相践踏。金兵溃逃，元兵紧迫，杀得“伏尸遍野”。秋风乍起，战马悲鸣。刀光剑影，凶险惨烈。金兵损失殆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金将完颜承裕退至今南忻屯附近之会河堡（《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会合堡），再次被元军围歼。蒙古大军破城后，烧杀抢掠，废宫为墟，鸡犬勿留，会河堡也被付之一炬。沿河堡寨禾田被毁，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这场战争除完颜承裕脱身逃至宣德（今宣化）外，金兵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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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简单的军事逻辑是，无论金军处于何等的兵力优势，耗散在三百公里长的防线上就等于处处薄弱，只要成吉思汗集中数万兵力攻其一点，防线焉有不破之理。更何况，金军的金界壕防线还是临时抱佛脚，几十万民工暴露在蒙古军的刀锋下，一打起仗来就是雪崩式的溃逃，又如何组织有秩序的防御呢?
《金史》云：“会 (浍)河堡之役，独吉思忠•承(裕)沮丧不可复振，金之亡国兆于此焉”。事实上此役实自野狐岭之战始，至浍河堡已为战役之余波。但它却一语道出了此役对蒙金战争的巨大影响。
成吉思汗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宣德州（今宣化），并立即派前锋哲别统兵去夺居庸关，不几日攻占。金国德兴府（今涿鹿县）、弘州（今阳原县）无不残破。于是，成吉思汗挥戈直指金中都（今北京）。中都被围后，金卫绍王允济接受主战派的死守建议。蒙古军屡攻不下，既而又转攻辽东，大掠而去。野狐岭、浍河一役，金兵精锐尽失，为成吉思汗灭亡金国、建立横跨亚欧两大洲的蒙古大汗国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北防线瓦解，金帝国当时的统治者完颜永济(卫绍王)解除了独吉思忠的兵权，改任在金宋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完颜承裕为统帅。但完颜承裕干脆连据城打防御战的勇气都没有，将桓、昌、抚三州拱手相让于蒙古军(另一说为野狐岭之战后)，径直退往野狐岭(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一线，似乎只有依靠险要的山势才能让金军有一战的信心。三个坚城的失守让蒙古军在进行野狐岭之战时没了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是金帝国养马的牧监重地，失守对业已衰落的金军骑兵造成了致命一击，不过这是后话，稍后再作讨论。
元太祖成吉思汗七年（1212年），成吉思汗再次向金国发动进攻，攻下抚州，乘胜攻金西京，未下，退回阴山。元太祖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成吉思汗循旧路，先后攻下宣德州，进至怀来。当时，防守在这里的是难虎高琪，被成吉思汗打得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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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善于发挥骑兵之长，使蒙古骑兵疾如飙至、劲如山压，有“蒙古旋风”之称。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率军10万歼灭西夏军主力（次年西夏灭亡）。正当成吉思汗欲集中全力攻金之时，不幸于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年66岁。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半个世纪，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骑兵优势，施展雄才大略，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
公元1230-1234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与托雷分兵攻金，蒙古军经过三个阶段长期的征战，终于在元太宗六年（1234年），将金国灭亡。
本文参考书籍：《金史》、《草原帝国》、《蒙鞑备录》、《蒙古秘史》、《元史》、《史集》、《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张北县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