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给出很多巧合，可也给人更多的警示。
1930年9月18日，东北军总司令少帅张学良发出“巧电”拥护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亲率10万精兵进驻平津，用以平息蒋介石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中原大战。
仅仅过去一年，1931年9月18日深夜10点20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日本关东军文官屯日军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在听到河本守末中尉埋在柳条湖南满铁路上的炸药爆炸声后，便迫不及待率兵直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于晚上11点钟到达营区西门，在重炮掩护下，向北大营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同样的9月18日，一个是派兵打内战，一个是外国军队打进了家门口，可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令人奇怪的是，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东北军并没通电全国，也没派兵出击，好像这事跟他们没啥关系一样。
驻守沈阳城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旅长的三个团共7000多人，由于旅长王以哲晚上参加地方一个会议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代理军务，见日军突然炮击，他一面与旅长联系，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准备还击，同时又直接打电话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敌情，并请示还击命令。
但让他意外的是，荣臻转达当局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但是，赵参谋长在请示报告时，已经向部队下达了进入阵地命令，他不愿意向部队下达不抵抗命令，确实也说不出口，只好硬着头皮又打通荣臻的电话，希望能改变主意。但荣臻坚决地回答说：“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取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
就这样，第七旅7000名官兵眼巴巴地看着日军炮击营区，烧毁营房，不少士兵和百姓死于炮火之中。见无人抵抗，日军更加猖狂，遂派兵冲入七旅各团营区内为所欲为，在此紧急情况下，赵参谋长三请荣臻，才得到“移动移动”的命令，可怜七旅官兵这时已经死伤不少，见日军已对七旅形成包围之势，如不还击，恐再无退路，于是，部分官兵奋起还击，且战且退，至19日凌晨撤出军营，已死伤335人，失踪生死不明者483人。
由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城挂满太阳旗。
关于这段历史，网络上有好多版本，不管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还是张学良下的，但日军占领沈阳之前还是有很多不正常举动和迹象，只是国民党当局和东北军将领们没有放在心上。（ps：在天涯论坛，网友们还展开了论战。直到辣个女人公开了KMT委座的书信笔记之后，大家便咬牙切齿的直接声讨起了空一格先总统了。）
首先，自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以后，日本关东军完全抛弃了幻想，以“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活跃分子，一直在策划把“满蒙”作为日本殖民地的阴谋，先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图谋东三省之心昭然若揭，但都没引起当局和东北军的重视。
其次，从1930年初开始，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国内也于3月份爆发了经济危机，到年底，日本失业人数达到了370多万，没粮吃的孩子达到了20多万。日本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执政当局把目光瞄向了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中国东三省，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找到了合适的借口。
第三，尽管日本关东军通过制造舆论和几次事件转嫁中国军民，但毕竟师出无名。于是，关东军命令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组成事变策划班子，负责制订占领东北的详细行动方案。早在事变前两年，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佐久间亮三人组成了一个5人的旅行团，以考察旅行为名到东北各地进行侦察地形，制订了袭击哈尔滨、齐齐哈尔和渡江作战等多个方案，并制订了“奉天城进攻要领。”
从1930年开始，日军大本营即着手研究如何占领东三省的计划，在舆论和阴谋策划妥当以后，于1931年春，日军开始向东北调动兵力，加紧军事部署，把原战斗力平平的部队和日本国内的精锐进行对调，并重新部署了驻朝日军以防万一。为了加强关东军的指挥，在事变前一个月，把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对东三省军政情况了如指掌的本庄繁调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所有这一切，东北军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可是还是没有引起重视。
第四，如果说以上三点是日本关东军以保护南满铁路线为名而做的掩护，那么接下来的一项举动，东北军应该引起重视吧？“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二十多天，日军还进行了以围攻北大营、兵工厂以及全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还在沈阳城大北门外公然架设机枪，进行攻城演习。这些实战演习，有几次直接贴近了东北军北大营围墙。这还不算，到了事变前十多天，日军又向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通知日本在东三省的军人会会员全部到关东军报到，并于事变前一天在沈阳南站举行宣誓仪式。包括南满铁路职员也都进行了装运货物的演习。所有这一切，已经暴露无遗地说明关东军要动手了。
可是，仍然没有引起国民党蒋介石和张少帅的重视。那他们在忙什么呢？
早在日军策划“中村事件”之后，东北军各级基层军官已经感觉到关东军刺刀已经磨亮，但蒋介石在回复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快，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吉林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第137页。）
蒋介石让张学良把民族利益放在当前，自己却干着违背民族利益的事。日军加紧备战之时，1931年7月，蒋介石却在调动3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事变发生当天，他正在江西主持围堵。得知事变发生后，他返回南京并于22日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影响下， 9月18日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19日下午5点多钟，长春陷落，至月底吉林陷落。仅十天时间不到，东北三省除黑龙江外遍插日军军旗。
民众盼望的东三省易帜，本以为国民党是棵大树，结果盼来的是等待国际公理来判断，可是一直到抗战结束，也没见国际公理是什么？想想东北军几十万精锐，加上沈阳城还有带枪警察一万五千多人，而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总共也不到两万人。不要说东北军基层官兵想不通，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仍然对蒋介石的这一做法深恶痛绝。
9月18日，关东军选择这一天进攻沈阳，是一次精心策划组织有预谋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不仅关东军从上到下知晓，而且日本国内也是了如指掌。在日本当权者认为，占领东北只是时间问题，选择9月18日这一天，只是事先埋藏炸药的几个下级军官没经请示，把行动提前了而已。当得知爆炸声后，本庄繁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迫不及待地向整个东北的关东军下达攻击命令，说明发动事变是整个关东军从上到下都早已熟知在心的事，可见这一天本庄繁盼了很长时间。
“九一八”事变，如其说是日本精心策划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对外实行投降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结果。其结果必然导致有识之士和爱国民众的奋起反抗。
9月20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共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喊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从此，东北抗联进入到14年的东北抗战年代。
向抗联的同志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