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魏善玲，1974年生，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文章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 2024 (05)：134-143
摘要:
关键词: 抗战时期 高等教育 中外合作 留学生 奖学金 国民政府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留学报国：抗战时期的出国留学与教育反哺研究”(22FJKB010)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的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也随之减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反法西斯国家很快结成同盟，英美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在此背景下，中外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也渐趋活跃。目前学界对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对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张注洪主编《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一书，对中美两国间的学者互访、留学生资助与图书捐赠方面都有所涉猎[1];黄伟对全面抗战时期国内各种奖学金的设置进行了专门研究，但对国外奖学金的设置却很少涉及[2];另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某省及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进行了专门研究。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涉及层面较多，本文主要以国民政府为研究视角，从中外互设奖学金、互派教授、互赠图书几个方面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做一粗浅探索，以期对当时高等教育的研究有所禆益。
一、中外互设奖学金
全面抗战时期，为他国学生设置奖学金成为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表现为英国、美国为中国学生设置留学奖学金，中国和印度互派留学生，国民政府在外国高校中为汉学专业的外国学生设置奖学金。
(一)英美对华设置留学奖学金
全面抗战时期较早向中国提供留学奖学金的是英国文化协会和工业协会。1940年，英国的牛津、剑桥两大学各组织了一个中英文化协会，这两个协会几乎同时建议中英双方每年交换教授、学生数人，以便两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3]。同时，英国伦敦各大学的中国协会也函请国民政府派学者赴英报告战时中国的情况。于是国民政府派心理学专家郭任远赴英交流讲学，并就便与英国政府洽商两国的文化合作事宜。郭任远在英国的交流讲学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之一就是英国政府允诺，待交通恢复后将每年给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发放奖学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将此事提上日程。
1942年4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称“大英文化协会愿担任我国研究生十名生活费，期限一年，期满如经费情形许可，得考虑展期，如我国能遴派著名科学家或医师一人前往研究，尤为欢迎”。教育部在向行政院的呈文中分析说：“查我国抗建人才需要孔亟，英国方面既允我国派遣研究生，免费留学，我国自应予以接受，故已复电允派。”[4]882不久，教育部就专门制定了《考选留英研究生办法草案》,并于同年9月25—26日，在重庆、昆明、桂林、汉中同时举行考试，最终录取沈元、曹本熹、袁随善、孟庆元、林慰梓、陈汝铨、张自存、陆迪丽、方栖9名留英研究生[5]。
英国工业协会在全面抗战之前即有资助中国学生赴英国工厂实习的计划，后因中国全面抗战而暂行中止。1942年7月，“该会复允于本年内继续资送我国大学工科毕业生十二名入英国工厂实习，期限一年，如成绩优良，可酌予延长一年”。对此，教育部认为：“抗战时期，国家需才孔亟，技术专家需要尤殷，按前项研究生系侧重学术研究，与此项实习生之着重技术者性质有所不同。现英国工业协会既愿资助我国工科毕业生赴英实习，似应利用此机会选派适当人员前往，俾得为国储备技术人才。”不久，教育部就“通令设有工科之各大学及独立工学院，就土木、电机、机械各系毕业生中选拔，保送成绩最优学生二名，由本部组织该项学员派选委员会，会同英大使馆所派人员审查决定”[4]883。1943年初，英国工业协会又增加19个实习名额，这样按照此前规划的选送办法，最终在全国各校的土木专业录取13名、机械专业录取9名、电机专业录取9名，共31名[6]。此31名留英实习生与1942年选出的9名留英研究生，在周厚复教授的带领下，于1943年秋同时赴英。“该生等在英研究实习，研究成绩均甚佳良”[7]85,为以后英国政府及民间文化团体继续为我方提供留学奖学金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后，英国文化协会、工业协会向中国继续提供留学奖学金，其他企业、团体也纷纷效仿。受英国影响，美国政府、企业、高校也纷纷向中国学生提供留学奖学金。为此，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相关留学考试。奖学金之类别及名额如下：
(一)英国文化委员会赠各科奖学金研究生六十名，其详细各科名额由我国自行分配。所有研究生之旅费学费生活费及在研究期内一切费用，悉由该会负担。(二)英国AllanHan-bury Ltd.(阿兰汉伯里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设置药剂学奖学金五名，供给往返旅费及在英之生活费暨其他费用，为期两年。其中四人在伦敦大学药剂学会内研究，另一人则在Nottingham(诺丁汉)大学药剂专科内研究，被选之学生应为中国之大学药剂系毕业并经承认其学位，可以执行药剂师之业务者。(三)英国工业协会赠送理工科奖学金实习生六十九名，分赴各工厂公司实习，每周发给生活费二镑十先令或四镑，不足之数由中国政府补助。(四)美国麻省理工等五大学赠理工科奖学金研究生四十一名。(五)美国万国农具公司赠送农具学奖学金研究生二十名，旅费生活费及学费等俱由该公司供给。以上共计一九五名，赠于我国政府由教育部直接办理考试。此外尚有美国蚕丝学会及密西根大学等捐赠中华农学会奖学金十四名，由该会初选送请教育部复试[8]。
1944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在全国分设7个考区举行留学考试，最终录取了195名学生，其中拟派往英国研究生65名、实习生69名，拟派往美国工科研究生41名、农科研究生20名；加之由中华农学会初选并经教育部复试的拟派留学生14名，合计共209名。录取学生于1945年3月在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接受集中受训，结业后办理出国手续，并于同年暑期陆续出国[7]85。
英美两国为我国留学生提供全部或绝大部分经费，到其高校、工厂或研究机构进一步研究、学习，如此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两国的优质师资、先进设备和科研成果，从而达到借异邦育才的目的。虽然这种奖学金的设置不是纯粹的两国间高校的合作行为，但其设置对象主要是我国高校学生，学习方式主要是课堂讲授、合作研究和观摩实习，从培养方式来看基本属于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英美两国为中国学生设置留学奖学金，意在帮助困境中的中国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用科技救国、文化互助的方式来反抗法西斯的暴行，客观上也确实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除了英美两国之外，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也曾为中国提供了4个名额的医科研究生奖学金，伊朗政府亦函请我国选派学生赴该国石油公司实习，但遗憾的是，最终均因交通困难未能选派。
(二)中国为外国学生设置奖学金
在盟国为中国学生设置留学奖学金的背景下，为显示对等合作的诚意，并鼓励外国青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国民政府自1944年开始，每年在国外设有中文课程的著名大学，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国际大学，设置中国文化奖学金，约每校资助5名，共72名，每名每年资助1500美元。申请者应为上述所列各校中非中国籍学生，“曾选习中国语文、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地理等任一科目一年以上，经肄业学校考核认为成绩优良者；或有关于前项所列任一科目之论著，经肄业学校审查认为确有价值者”。该奖学金由中国教育部汇寄中国驻外大使馆或专员公署转发各大学，给予审查合格之学生，且领取此奖学金者可再申请一次[4]876-877。据统计，“迄今(1946年)得此奖学金之学生，已有七十一人”[4]342。这种针对外国高校的外国学生设置中国文化奖学金的举措一直实施到1948年。
国民政府为外国学生设置的汉学奖学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研习，有利于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客观上促进了中外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不过，由于全面抗战时期我国经济困难，再加上当时我国在科技方面并不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外国对华设置的留学奖学金要远多于中国对外国学生设置的汉学奖学金。从学生流向来看，英美等发达国家表现为内流形式，而中国则表现为外流形式，这是由国情和留学活动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三)中印两国互派留学生
两国互派留学生，与互设留学奖学金相似，此前已有先例。全面抗战时期，同盟国之间为加强彼此联系，借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常有交换留学生培养的动议，不过付诸实施主要是在中印两国之间。
全面抗战时期，中印两国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为两国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铺平了道路。1939年8月，尼赫鲁冒险访华，他在《增进中印接触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发展中印关系的7条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也提出《中印合作措施纲要》,其中包括“交换教授讲学；交换留学生；交换出版物；交换新闻；互派调查、访问和旅游团”[9]163等内容。1940年11—12月，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印；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印，回国前蒋介石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强调“中印两国不仅利害攸关，实命运相同”[9]164。此后不久，“印度教育顾问沙金特来华访问，对我国战时教育钦佩异常，归国后即建议两国交换学生10名，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7]84。两国高层的友好互访，使中印双边的教育交流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43年3、4月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率教育文化代表团访印，双方商定，当年即互派10名研究生，两国学生出国旅费由派遣国政府负担，而留学期间学费、生活费等则由留学国家担负。印度派遣来华的10名交换生于同年11月底到达中国，这些学生均系大学毕业，并有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多被分配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学习科目主要是政治、哲学、历史和农学等[10]。
与此同时，我国被选派去印度留学的10名交换生也各自领取了留学证书。“我国选派赴印之十名交换生为胡汝楫、王汉中、魏珪孙、欧阳中庸、卢浩然、汤迪宝、池际咸、赵硕欣、甘其绶、沈錡，由印度政府分发至该国各大学研究或工厂实习。”[7]8410名留印学生中，6人就读于大学，4人学习实业与工程，以工科居多。此次互派学生原定期限一年，至1944年我国留印学生返国者5人，印度留学生回印者6人，其余经双方政府核准继续留学一年至一年半。
中印两国交换留学生培养的计划，主要是在两国高层互访、建议和敦促下得以实施的，而不是由两国高校之间磋商达成的，其初衷是加强战时两国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交换留学生培养的做法，体现了对等的合作与交流，既有利于将本国特色文化发扬光大，又能达到学习他国长处的目的，所以中印交换培养留学生的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推动了两国互派教授、互派留学生计划的后续实施，而且也为两国民间留学生的往来打下了良好基础。受其影响，战时土耳其、法国都曾向国民政府提出过交换培养留学生的计划。战后，中印两国沿着前期足迹继续交换派遣留学生，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互派留学生也成为战后高等教育跨境育人的常见模式。
二、中外互派教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互派教授交流讲学渐趋频繁。与中国互派教授较多的为英、美、印等国，其他国家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如1941年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徐贤恭就作为中缅交流教授被派往缅甸仰光大学讲学[4]343。
(一)中英互派教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积极倡导同盟国之间互派教授交流讲学，以促进战时科技文化的发展。1942年初，英国议员访华团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此举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同情，两国政府遂决定每年交换6位教授交流讲学。同年春，牛津大学拟先派羑卡伦与休士两位教授来华，后因战事而中止。不过同年4月，英国技术教育权威萨金特教授来华。休士教授则于1943年获得勒尔霍研究奖学金(Lererhue Research Fellowship)资助，得遂其东来之志，到中国研究哲学。同年，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陶德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尼德汉(Dr. Joseph Needham, 也即著名的李约瑟)携英国皇家学院、大英协会、大英科学协进会等学术团体函件来华访问，并商讨加强中英文化合作事宜。1945 年，英国文化协会特派地理学著名教授罗士培(Roxby)为驻华代表，中央大学即聘其为名誉教授，讲授文化地理[4]342,显示出中英文化事业之联系日密。此外，还有一些应中国高校函请来华讲学的教授，例如1943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请英国贾慧宜女士来校交流讲学，1944年又邀请英国都伦大学雷威克教授来校交流讲学[11]。
中国方面，继1940年郭任远赴英交流讲学之后，应英国文化协会要求，1943年，国民政府选派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周厚复作为40名留英研究生和实习生的领队老师前往英国讲学和研究。1944年春，英国文化协会又邀请我国教授赴英交流讲学，教育部遂选派出范存忠、方重、殷宏章、张树功、张汇文诸教授赴英。同年，英国考赛无线电公司建议我国派遣教授一二人赴该公司研究，后经教育部会同航空委员会商定，选派浙江大学教授胡刚复及重庆大学教授周肇西前往英国[7]84。而在中英双方合作下，1943年2月，李约瑟等人在重庆设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进一步推动中英之间的合作交流，该馆竭力向英国文化协会推荐中国研究人员和留学生赴英交流学习。据统计，1944—1945年间，有赴英访问教授2人、访问研究员3人，以及教育部推荐的留学生10人；1945—1946年间，有访问教授3人、教育部推荐的留学生57人。此外，中英科学合作馆还协助或资助了另外12名教授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客人，前往英国作短期考察[12]。
中英互派教授访问、讲学，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而且对战时的科技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李约瑟主持设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不仅将英美等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传入中国，还将中国出版的科学论著、自制科学仪器及标本送往伦敦，供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10周年展览会展出[13],从而将战时中国的科研成果传播到国际范围；而且该馆还将中国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推荐至英美等国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这无疑对科技、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美互派教授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对华文化援助的重要性。美国驻华大使馆负责对华文化项目的外交官斯图尔特·格鲁门(Stuart E. Grummon)说：“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对华的文化援助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这不仅是继续保持中国的抗日问题，也成为我们抗日的促进因素。”[14]28此后，美国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1942年1月，美国国务院在对外文化关系司下专门设立了对华关系处，全面负责战时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在其制定的工作计划中，科技文化专家交流(Exchange of Technical and Cultural Leaders)成为重要的项目之一。但考虑到战时中国政府的迫切需求及权衡本国的相关利益，美国最终将所派专家设定在农业、工业、新闻、医学等领域。“到1942年底，美国派遣来华的各领域专家有6名，1943年16名，1944年4名，1945年2名，1946年2名。”[14]57他们基本都是应国民政府各部门的要求，前来帮助中国同行解决实际技术难题的。“为加强中美文化联系起见，美方特任费正清博士为国务院文化事务局驻华代表，1943年又任命葛利石教授继费氏工作。”[4]342
考虑到当时中国不可能派遣同样的技术专家前往美国从而实现对等交换，美方于是决定邀请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基础研究的教授去美国交流讲学。从1942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代表美国国务院，正式向中国6所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到1945年春，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共派出18位教授[14]217-218。此外，“直接应美国大学之聘赴美讲学或研究者有陶孟和、华罗庚、邱椿、莫泮芹、陈梦家等教授”[7]84;“各机关工作人员暨各大学教授，1945年赴美考察教育、农业、交通、经济等部门者共二百人”[4]343。
美国积极派员来华和邀请中国教授前去交流讲学，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仅从客观效果而言，不仅有助于双方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抗战建国也意义非凡。比如，来华访学的美国教授卜朗“返美后曾与美国各著名大学洽商为中国工科学生设置研究助理奖学金，嗣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等校尤设置是项奖学金四十余名”[7]84;在费正清的努力下，1943年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国赴美的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美国其他学术团体也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而中国学者到美国后，也利用交流讲学的机会，竭力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以期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如金岳霖教授在美讲学期间，就不仅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以争取友邦援助，而且还积极为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募捐[15]。
(三)中印互派教授
中印互派教授与互派留学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43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致函印度驻华专员梅农：
关于印度学生十名来华研究一事，敝部业已筹备就绪，至盼能早日到渝，俾晤面后即可分送各校入学。达鲁华拉、罗业、卡锡亚卜三教授来华任教事并已接洽妥当，中央政治学校允聘达鲁华拉为正式教授，罗业及卡锡亚卜则将应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之聘，来华旅费由各该校担负，在校待遇均与中国教授相同，每月每人薪津约共三千元，当可维持生活。此外，并为罗、卡两教授按月各汇一百卢比，助彼等在印家庭费用。现各校均盼彼等早日来华，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予以旅行便利。至台端前函，顾次长谈及印度著名学者赖门及白得那加等来华讲学事，本国政府决定敦聘赖门及白得那加二先生前来，正式聘请函不久即可寄印，请先饬致吾人欢迎之忱。兹随函奉上印度研究生名单一份，希查收为荷[16]。
从这个便函中可以看出，中国将聘请印籍教授5人来华讲学。而对于来华讲学的印度教授，国民政府不仅提供良好的膳宿安排，且在生活费用上也给予良好的待遇。此外，教育部还专门派员陪同来华讲学者赴各文化中心、各大学演讲，并参观有关机关，可谓关怀备至。1944年，国民政府又邀请印度班瑞斯大学副校长罗达克西兰来华访问；1945年，邀请加尔各答大学美术部主任甘歌尼来华讲述佛教艺术，甘歌尼曾在重庆、成都等地大学讲学[7]84。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赴印度交流讲学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著名画家徐悲鸿，其于1939年底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客座教授；吴晓铃，1942年11月，“吴晓铃先生偕夫人石真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17]。此外还有金克木(1941年)、徐梵澄(1942年)、陈翰笙(1944年)、常任侠(1945年)、陈洪进(1945年)等人[9]169,他们回国后都成为研究印度学的著名学者。再者，1945年官派赴印的还有费曼尔和陈瑜两位音乐专家，也都进入印度国际大学从事相关研究[18]。中印互派教授交流讲学，既加强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双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比如印度教授达鲁华拉在准备来华讲学时，还“筹募款项以备将来购买西书赠我国大学之用”[10],这对于战火中遭受巨大破坏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外互派专家学者交流讲学，从派遣机构来看，高校居于次要地位，政府则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时局密切相关的；从经费来看，应邀出国者，其川资及生活费基本由聘请国担负。中外互派专家学者的主要目的是学术交流，课堂讲学、集会演讲则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不过，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交流讲学往往与抗战宣传交织在一起，许多学者无形中肩负起了外交宣传的使命。比如，1943年8月，第一批到美国交流讲学的6位教授到芝加哥大学参加题为“不可征服的中国”的论坛，他们分别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向听众讲述中国的抗战情况，并与参加论坛的40多位美国学者及很多学生展开了讨论。
三、中外互赠图书
图书是高校师生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媒介，但全面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和图书馆成为日寇轰炸的重要目标，图书资料毁损严重。为此，国民政府主动向外国求援，得到了英美等国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向一些急需图书的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美国对华图书捐赠
全面抗战之初，中华图书馆协会就曾积极向国外请援。1937年11—1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袁同礼两次致函美国图书馆协会，陈述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在战火中遭受重创的情况，并吁请其代为征集图书。1938年前后，袁同礼也曾将同样的吁请函寄至英、法、德等许多国家。各国图书馆协会及一些大学图书馆对我国的请援十分重视，其中以美国的回应最为积极。
1938年9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向全国发出351件募捐图书的信函。同年10月，袁同礼就收到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复函：“兹有敝馆书籍小册多种，共计五百册，分装三箱，业于昨日送交华盛顿国际交换处转寄贵会。”[19]全美募捐图书运动效果十分显著，第一个月便收到图书5000余册。可以说，美国各界对中国图书文献的请援活动非常热心，捐赠形式除了书刊之外也有钱款和缩微胶卷等，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抗战时期美国各界对华图书等方面的捐助简况[20]
美国各界捐赠的图书、期刊等都是当时我国高校师生急需而严重缺乏的，所以多数都分配到高校图书馆使用。如当时位于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于1942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及该校教授的赠书共2000册[21]。
全面抗战时期中美两国在图书事业方面开展了许多合作。七七事变后，袁同礼为保存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善本秘籍，决定“将善本中之最精者推选2720种包装102箱，启运美国，全部寄存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策安全”[22]。194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征得中方同意，将上述全部善本摄成缩微胶片，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以在海外传播。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外，当时哈佛大学收藏中国书籍也较多，“共藏有中国书籍163275册”[23]。而自1943年至1945年10月底，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国内各院校在美采购图书仪器共计995箱，其中1945 年武汉大学获得的由教育部代购之美国图书仪器就有17箱[24]。此外，中美高校图书馆之间也互通有无，如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夏威夷大学东方文库都与岭南大学图书馆有较多的合作。
(二)英法对华图书捐赠
相比于美国方面，至1939年4月，英国图书馆协会才致函袁同礼，表明他们愿援助中国图书馆事业，并在英国图书馆协会会刊上登出了捐书援华启事。从该启事内容可以看出，英国人本想等到战事结束再给中国捐赠书刊，“但此种见解，现显已被美国团协会代中华团协会征募图书所获之美满结果而打破，故吾人不得不急起直追，立予进行，开始征募”[25]。此后，英国图书馆协会积极呼吁各会员、学术团体捐书援华，并通知凡捐助之图书直接送至伦敦中国学院或牛津大学注册处，以便集中运往中国。但不久欧战爆发，交通严重受阻，该项活动也大受影响。
英国各高校于1939年初发起的对华图书捐赠活动，主要倡导者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Oxford)院长及史博鼎(H. N. Spdlding)教授。先是，牛津大学布朗教授受中华图书馆协会委托，于1939年1月3日在伦敦《泰晤士报》刊文介绍了中国各大学图书馆遭受日军炮火袭击后的惨状，以及其内迁后严重缺乏图书仪器的情况。史博鼎教授得知后即慨然捐助2000英镑，用于购置图书仪器赠送中国各大学[26];而史博鼎夫妇捐赠的数千册西文书籍，于1940年5月运抵昆明，并于西南联合大学进行专门陈列展示[27]。受其影响，牛津大学专门成立了征募图书捐赠中国委员会，后该委员会赠给中国各大学与公共图书馆价值1万英镑的图书，其中西南联合大学约得到1/5[28]146;又，从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共计收到牛津大学捐赠的图书74箱。此外，1944年5月，英国大使馆也赠送给中央图书馆英文图书1000册、各专科以上学校英文图书各50册[28]246。
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各大学图书馆或遭兵毁，或迁内地，只有震旦大学图书馆幸免于难。但时值非常时期，该馆经费非常困难，1939年1月，法国政府遂对其伸出援助之手：“近闻法国政府外交部为辅助中法教育，特捐赠该校图书馆及博物馆法文图书一批，计值六万八千法郎，折合国币一万余元，多数皆系精选之名著，尤以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及法政、医学、文史等类为最。现已分装十大箱，运抵沪上。由该校图点收竣事，加紧编目，俾供该校师生参考。”[29]这是抗战时期不多见的一次法国援助中国图书活动。
(三)中国对外图书捐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在向外国请援的同时，也力所能及地向外国赠送图书。如国立中央图书馆“奉令印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分赠英、美、法、苏等国图书馆若干部，借以宣扬吾国文化，今春(1941年)复呈准教育部，四库珍本初集十四部，赠英国四部，美国七部，苏联三部，现在多已运达目的地”[30]。对上述国家图书的赠送也是对其赠我书刊的回馈。
此外，中国也向一些急需图书援助的国家伸出了友爱之手。1939年，为加强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教育部曾要求中华图书馆协会征集图书寄赠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对此，协会会员都予以了积极响应[31]。1944年，国民政府还捐赠一批书籍给秘鲁国立图书馆。因其遭遇火灾，图书毁损严重，彼时国民政府驻秘鲁外交人员致函中华图书馆协会，称各国都已积极捐赠，为促进彼邦人士对我国的认知，拟请协会选赠足以代表我国文化之书籍若干。中华图书馆协会认为，此举能增进邦交友好，有裨益于侨胞，促进两国图书馆界的合作，因此积极响应此事[32]。中华图书馆协会于是函请各地会员积极捐赠，共收到书籍专刊百余册，经协会送交外交部转寄秘鲁，此后则还有许多捐赠的书籍，也同样寄达秘鲁[33]。
全面抗战时期中外图书的互赠与相关文化合作，多是通过各国的图书馆协会来进行的，政府参与较多，高校之间的图书互赠则相对较少。各国对华所赠图书，对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重建、教师的科研、学生的求知都无异于雪中送炭；而我国对他国所赠图书，都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必然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外图书的互赠与相关文化合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获取国外图书难、成本高的状况，无形中增进了各国间的友谊；各国图书的互通有无，不特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裨益良多，而且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学术交流。如英美两国按月将上百种有关科学技术的新刊物制成缩微胶卷运抵重庆，然后分发各大学阅览；中英科学合作馆也曾将大量科学新书籍送到中国科学家手中，同时还推荐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四、中外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时代特征及历史意义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各同盟国同仇敌忾，开展多项合作，其中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其一，抗战时期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主要在中英、中美、中印之间开展，合作形式主要是师生互派与图书互赠。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交流虽然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抗战前期中法庚款留学生的选派、1941年武汉大学教授徐贤恭作为中缅交流教授被派赴缅甸仰光大学讲学[4]343、法国对震旦大学图书的捐赠以及我国对苏联、秘鲁等国图书的捐赠等，都是明显例证。作为高校的主体和软实力的体现，师生互派、图书互赠是当时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主要形式，其他诸如教学实验器材的捐赠和引进、教学方式和高校管理模式的切磋等也或多或少存在，但明显相对次要。
其二，当时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表现为外国积极主动而中国被动响应的特点。从英美等国主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奖学金，到主动邀请中国教授前往交流讲学，中国作为受益者往往都是被动响应，甚至有些国家如加拿大、土耳其要与我国互换留学生培养，国民政府最终则以战事为借口将其事搁置。中国在抗战初期因图书损失严重而主动请求外援，抗战时期也曾对外国捐赠图书，但比较而言，中国接受外援要远多于自身的付出。中国之所以多处于被动响应的一方，也是由自身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抗战期间国家各项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文化科技并不发达，与欧美强国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师生互换方面，流出的较多而流入的较少，这也是由留学的内在动因决定的。而英美等国之所以对中国积极施援，一方面因其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遭到日寇的严重侵犯，而中国作为他们的盟邦，是东亚地区抗日的重要力量，帮助中国就等于帮助其自己。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在中国争夺文化市场以扩大本国在华影响的因素。
其三，在当时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过程中，政府层面干预较多、政治色彩浓厚，纯粹的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显得较为薄弱。美国的对华文化项目是由美国国务院主导的，英国的议员访华团和皇家协会也对中英教育交流干预较多，中印的高校师生互派更是在两国政府首脑的过问下进行的。特别是国民政府，对留学生的派遣、教授的出国讲学控制得更严，包括选派多少、如何选派等项；更有甚者，所有外出留学或交流讲学者，都必须参加中央训练团的培训，进行思想管控，不合格者不准出国。上述做法甚至一度引起美国许多大学教授的反感和质疑[34],危及两国的文化合作与交流项目。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有着很大影响，且在战争时期，政府往往实行统制政策，故而有上述之举。
其四，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往往与抗战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那个特殊时期，教育交流往往成为政治外交的一部分，许多学者无形中就肩负着外交宣传的使命。比如物理学家严济慈在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就强烈谴责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平。北平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35]再如前文已提及的，1943年8月，第一批到美国交流讲学的6位教授，受邀到芝加哥大学参加题为“不可征服的中国”的论坛，他们分别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向听众讲述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并与参加论坛的40多位美国学者及很多学生展开了讨论。
抗战时期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也自有其历史意义。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抗战建国急需各种专门人才，而国民政府为撙节外汇实行严格限制留学的政策，使得高端人才严重缺乏。但外国政府、高校等对我国留学生实施奖学金助学办法，则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我国政府在外国高校针对外国学生设置奖学金，不仅有利于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体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的对等性特征。
其二，抗战时期中外教授的交换互派，不仅推动了各国间的科学文化交流，而且加强了各国间的了解和团结，也有助于战争的尽早结束。互派教授交流讲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高校师生开阔视野、了解学术动态、掌握科学前沿，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对当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三，抗战时期各国对我国高校图书的捐赠，对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重建、高校教师的科研、高校学生的求知都无异于雪中送炭；而我国对他国图书的捐赠，也有利于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外图书的互赠与相关文化合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获取国外图书难、成本高的状况，无形中增进了各国间的友好往来；各国图书的互通有无，尤其是科技领域成果的交换和展示，不特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而且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学术交流。
结 语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为达到互利互助、克敌制胜的目的，同盟国之间必然要开展多项合作事宜；而高等教育作为科技、军事、经济、文化的强力后盾，必然成为合作事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时期，中外高等教育开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互设奖学金、互派教授、互赠图书等方面，客观上推动了各国间的科技、文化、学术交流，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从合作过程可以看出，外国积极主动而中国则多是被动响应：从英美等国主动为我国设置留学奖学金，到积极邀请我国教授出国交流讲学，中国作为受益者都是被动响应而不是主动策划；在交换培养留学生方面，中国除了与印度互派留学生之外，对于加拿大、伊朗、土耳其等国的请求都未给予积极配合；从捐赠图书来看，中国接受外援也远多于自身的国际贡献。英美等国之所以对我国积极施援，除了自身的实力雄厚之外，也与中国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有关；而当时中国自身的落后状况则决定了在中外合作过程中以输入为主，以输出为辅。另外，在当时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过程中，政治色彩浓厚，纯粹的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中方的对外合作项目完全是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战争时期，政府为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往往会实行统制政策，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也使得政府必然要加强对其进行管控，故有上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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