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林，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史。E-mail:1368862109@qq.com
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 2024 ,46 (02)：55-70
摘要: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与奠基工程。回顾来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筚路蓝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砥砺前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创新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发展，已然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形成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历史性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想追求的目的性逻辑，高等教育现代化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协调性逻辑和高等教育中国“本土化”与西方“现代化”相融合的发展性逻辑。面向未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始终坚持“党”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基本服务宗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教育理论指导，始终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引领，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奋斗目标，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全球各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视野、新思路和新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逻辑特征政策分析史脉回溯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研究”（VAA220010）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源于救亡图存、民族危难与社会动荡之际，是近代中国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的有机组成与重要构成，担负着抵御外侮、促进复兴、实现强国的重要使命任务[1]。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与变革，成就了人民解放、政治变革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持续推进，我国开始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发展规划与奋斗目标进行统一部署，不仅明确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且突出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与核心使命。当前，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恒久目标，基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研究思路，笔者重新梳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脉络、经验积累与时代特征，有利于更好地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与新道路。
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特征
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缩影与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历经一个世纪的艰难实践、多方学习、自我创新与深入发展，逐渐迈向了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在这百年历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步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并逐渐探索形成了独有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筚路蓝缕（1927—1949年）
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发源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指导下坚定地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自鸦片战争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开启了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然而，民族经济发展落后、民族独立意识薄弱、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刚刚萌发等原因导致近代中国民生凋敝、国力贫弱、内忧外患，早期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也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约而举步维艰。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始终坚持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探索。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其党内成员都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在北京大学学习、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日常教学、发表演说、社会实践等积极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2]。到了建党与大革命时期，唐山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等逐渐在其内部成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不仅通过基层党组织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研究和学习，而且通过创办刊物、邀请著名教授开展讲座汇报等方式，引导大学内部老师和学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才算是迈开了独立自主的第一步。最典型的就是1921年8月由毛泽东同志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领导下所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无产阶级革命大学”[4]。虽然该学校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集体学习、宣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但其依旧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指导下积极探索符合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伟大创举。到了1936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具有“革命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培养学校，其职责与功能在于为我国抗日救国事业培养军政领导干部。
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过程中，同步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与党建工作制度，并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新模式[5]。1939年，毛泽东同志为“抗大”的办学、育人和治校提出了全面要求，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基本原则在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6]“抗大”、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各类大学相继创办，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论等，囊括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农业种植等[7]，完全根据当时革命救国事业的现实需求。同时，各大学内部的基层党建组织也开始积极尝试并配合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例如通过积极动员引导进步大学生主动参加“三一八”运动等，以此形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大革命。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论新阶段》，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全面地、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加具体化，使其在每一个地方都带有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即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运用它”[8]。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式掀开了历史新篇章，这也使得当时的陕北公学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政治领导中心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高等教育阵地。总的来说，早期的摸索与艰难前行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高等教育不仅成为了社会服务与革命救国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且充分发挥了智识优势，服务于革命战争事业的现实需求、促进了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进一步唤醒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高等教育活动的实施方式、活动内容、活动载体、活动机制、教学理念、教育方针、教学制度、教学体系等方面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历史财富。
（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砥砺前行（1949—1977年）
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有步骤地进行了整体性调整，始终坚持在全面贯彻党的领导下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工业化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局面异常复杂，既有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又有旧式大学，还有华侨办的大学，其在内容、形式与属性上都不相同。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逐渐开始接管旧教育、旧大学，并依次有序恢复和重建新大学[9]。与此同时，在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接管旧的高等教育、发展新的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整体性调整。1952年的全国性院校调整，使得一大批新型的普通高等院校逐渐得到重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践与探索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一方面，通过国家统一的宏观调整，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对全国高等教育布局进行优化改造与分配调整，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的系统化配置与结构性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规模在数量上得到适当均衡；另一方面，通过收归、接管和重建等方式，实现了将所有普通高等院校塑造为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办大学，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划，优化了结构设置，平衡了学科专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力量。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明确提出“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10]。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在一切高等学校，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1]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初具雏形，而且更加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此后，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主管部门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与育人等相关自主管理权的不断调整，逐步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高校中确立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领导。
新中国刚成立，经济凋敝、工业化生产匮乏、人民生活水平落后。面对当时十分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始终以培养工业化建设人才为重点，集中精力发展专门学院”的基本路线[12]。例如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院校的办学宗旨，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并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10]当时很多制度规定、办学举措、管理规范等遵循完全移植的苏联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办学规模和结构优化，但存在高校党委、校长与行政权力的监督匮乏问题，造成高校党组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疏离，不仅导致我国高校的党建工作出现松软，而且进一步导致党委、校务委员会、校长、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关系混乱与权责模糊[13]。乃至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的主要任务与根本宗旨在于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建设需要，并严格按照工业化生产部门的建设需要建立或设置相关的工业类专门学院，从而实现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生产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基本目标。总言之，立足于现实国情并有步骤地接管旧教育，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的整体性调整，始终坚持并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关键与基本前提，并坚定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砥砺前行的基本特征，其主要目的和根本宗旨在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赓续创新（1978—2011年）
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继续优化办学结构、深化高等教育的综合性改革并开始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进行战略部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进入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通过持续优化教育办学结构、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高等教育战略规划部署等一系列措施的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践与探索逐渐进入全新发展时期。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过去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停办的大学相继恢复办学。同时，国家和政府层面也积极通过创办新大学、合并旧大学、整改其他高校等方式，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向着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例如，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想赶上世界发展的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方面着手。”[14]同年在教育部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重点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工作。重点大学既是办高等教育的中心，又是做好科学研究的中心。”[15]
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渐确立，为了适应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体系，高等教育事业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因此，通过创建综合性大学、合并单科型院校等方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结构优化与体系创新成为新出路。例如，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促进科学文化技术的创新。”[16]199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指出：“我国高等院校要紧跟国际学术发展研究的前沿……，并努力成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的基地。”[17]可见，为了继续加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统一性与协同性，通过优化区域办学结构、设立专项基金、实施振兴计划等多样化方式，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性改革与整体性发展。
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重要的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变革逐渐提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进行统一性规划与战略性部署。例如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将“科教兴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18]。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素质能力，包括实践动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反思性批判能力等，以此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19]。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强调“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体系机制与结构布局的重新调整，加强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效率”[20]。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党中央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优化高等教育办学结构、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高等教育战略部署等一系列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为进一步执行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高水平人力资源支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全面发展（2012年—至今）
这个阶段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目标与彰显“中国特色”密码模式。
随着1995年的“211工程”重点大学计划与1998年的“985工程”计划的推进，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综合改革与统一性部署使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发展。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规模化与普及化发展促生了大众对“质量”问题的担忧，这使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再一次面临优化结构、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难题。为更好地回答我国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这一重大现实问题，2012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21]。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双一流”的建设方案，并颁布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22]。“双一流”建设方案不仅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提高水平、优化结构、改善质量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将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确立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道路，同时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着力点进行优化改善，并朝着高等教育“内涵式”深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逐步迈进。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要把培养高质量人才作为重中之重。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主力军作用……，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23]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世界科技强国的竞争，本质上比拼的就是国家科技水平力量……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24]高水平、创新型、复合型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使命和关键支撑。
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继续深化高等教育的内涵式改革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而且需要突出并彰显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密码。一方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必由之路[25]。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再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办学标准和固定模式，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26]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赋予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使命和新任务，而且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办学方向和行动路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7]换言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等伟大使命引领下，立足中国国情、社会矛盾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化建设。
因此，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办好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才能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保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从而为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式深化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加强高校党建工作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经探索、发展、改革与创新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证明与检验基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大命题。”[28]这不仅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成功之道，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更是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中创造的首要经验[29]。这不仅为我国各类高校党建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现实遵循，同时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向着立体式、全方位、系统化的方向推进奠定了基础。可见，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将教育事业提升到“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的战略高度，并通过继续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性改革与战略性部署，切实将高等教育放在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地位上[1]，不仅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与“高质量”发展目标，而且突出强调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彰显“中国特色”。
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逻辑蕴含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历程，既拥有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又具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自身的特殊意蕴，蕴含着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历史性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想追求的目的性逻辑、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协调性逻辑和对高等教育中国“本土化”与西方“现代化”相融合的发展性逻辑，是多维逻辑相互建构的过程。
（一）历史性逻辑：追求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聚焦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可以清晰洞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价值。与西欧中世纪大学起源于学者行会不同，中国近现代大学发源于民族危难之际，担负着抵御外侮、富国强兵、振兴国家的使命任务[30]。换言之，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过程，其本质上就是在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基础上不断进行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与根本目标在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因此，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并将大学及其相应的高等教育作为武装工人运动与服务革命战争事业的手段和工具[31]。由此，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等成为最初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旨归。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对高等教育之于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当时国家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为了适应国家革命形势与根据地建设的现实需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党积极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其目标定位培养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才，这不仅为我国早期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并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本体性、原创性与实践性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32]。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战略与规划部署逐渐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四位一体的全面布局”，更加强调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取向，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并突出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成为高等教育的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而且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也步入了新时代。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科技部等多部门共同颁布并出台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体系建设等全方面进行了调整、优化和布局[33]，这无疑使得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再一次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目的性逻辑：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不仅在于怀念过去的伟大成就，也不只在于适应当前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的现实，而是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一项长久规划，拥有长远谋划的眼光、系统融合的思维、开拓创新的勇气与善于贡献的担当。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始终秉持与时代同步伐、与历史共进步、与人民共发展的基本理念[34]，已经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的伟大成就，成为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事业命运与共、血脉相连的伟大工程。且在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发展、改革与创新始终与国家发展规划同向共行。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并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团结、文明进步等相统一、相融合的过程。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任务，我国高等教育既孕育着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大变革的现实挑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持续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后”普及化阶段，既有规模化发展的优势，也有内涵式深化的难题；既有“双一流”建设的大力支持，也有“地方性”转型的多重困境；同时还有公平发展与效率保障的矛盾、规模发展与结构优化的难题、高学历教育与市场化贬值的冲突、通识性教育与专业化学科建设的平衡问题等[35]。一直以来，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价值取向。因此，一方面，必须准确把握本土国情、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设计并制定出具有计划性、引领性与前瞻性的政策，同时提供整体性、完备性、系统性的实施策略和保障条件，为继续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创新发展提供方向、目标和实践路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事业必须持续、恒久、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足点、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彰显高等教育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优势与作用功能。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目的性逻辑，与社会发展同频率、与时代进步同节奏、与世界文明相统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生态文明的时代需求，在稳步发展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征程。
（三）协调性逻辑：高等教育现代化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与西方自然内生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在形式、内容与道路方面表现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在目的、价值与作用关系方面也突出了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特征[36]。究其本质，实现目的性与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与未来路向。
1. 以教育的客观“规律性”为基础才能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科学性
简单来说，对进化过程的客观描述不是规律，而包含因果链条的不变秩序的描述才是“规律”，也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规律[37]，在大部分情况下，规律是那些有关自然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最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陈述[38]。自然界的规律也可分为普遍性规律和概率性规律，“普遍性规律就是指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一类详细规定的条件发生，则毫不例外地也直接导致另一类条件发生，这种普遍形式的关系在不同的经验现象之间或一种经验现象的不同方面之间形成的一种稳定且一致性的联系就是规律”[39]。类似地，教育规律“既包括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外部关系规律，也包括教育与人的成长诸多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规律”[40]。“而且教育内部关系的运行与作用受制于外部关系的制约，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作用必须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形成统一才能发挥。”[41]总之，教育规律具象化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揭示教育现象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各种关系之间的可重复的、普遍性的联系[42]。
2. 明确高等教育现代化“目的性”才能作用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
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内生于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其主要职能在于促进文化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创造、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与效率等[43]。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与实践萌发于民族危亡之际，战争的爆发、资本的掠夺、主权的丧失与政治的动荡，面对多样化的现实困境与紧迫性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通过创办新型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文化知识、启发社会民众等方式，将人民解放、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而且逐渐演变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服务宗旨。为了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在起点与路径上与西方自然演进的现代化不同，而且在本质与内容上，也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催生下的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有别。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目标。一言蔽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过程。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的普遍性原则，也要照顾到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殊性差异。按照系统论的观点，高等教育是个大系统，现代化建设是个更大的大系统。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必须既遵循高等教育与人之间的诸多关系规律，也要遵循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规律。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它不仅会因为世界各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个性差异与作用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会因为各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与生态文明间相互作用大小而模式有别。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同样如此，不仅要遵循高等教育与人的成长之间的内部客观联系，也要掌握高等教育与我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外部作用关系。只有在坚持高等教育现代化普遍性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国情与社会需要，才能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旨归。概言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遵循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并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国情与伟大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特殊模式，同时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实现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只有实现了高等教育现代化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与统一，才能保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也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四）发展性逻辑：高等教育中国“本土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融合
为了持续优化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找到既符合自身发展特色又耦合国际优势路径的崛起之路。邬大光等人在梳理和比较“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现代化”两对关系范畴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和内容构成，一定程度上既具有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共性特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性），同时也是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并更具“本土化”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44]。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式”应该更具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与整体性，不仅要有“扎根中国大地”的本土化特色，而且要有谦逊于“学习国际经验”的融合性选择。
1.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转向
首先，从时间意义上来看，无论是“现代化”还是“未来化”，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都是更加高级的形态，且蕴藏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性与国家性、主体指向性与价值选择性。我国现如今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的教学理念，还是从高等教育的制度建设，乃至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等，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遗迹”中找到原型与关键。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对于现代化“通识教育”“个性化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导师制”有传承关系；赓续几千年的“科举制”考试至今对“高考”“学业考试”“入学机会公平”等制度性改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传统化”还是“过去式”，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来说都是不可磨灭的印记，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底色，也是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和必经之路。因此，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文化，调适其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相适应，有助于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体系中，实现对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增强人们对其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文化认同感、情感凝聚力与社会参与感，强化人们对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认同感、理想信念感与文化自豪感，从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思想智慧、情感品性与精神品格，继而在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2.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守
首先，“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通常对标“西方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固有模式，以此观照自身并嫁接移植其发展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道路的百年历程，同样存在对西方现代化“舶来品”的多方学习与全面借鉴，例如从课程设置、知识体系、学科结构、院系组织等都深深烙印西方模式的印记[45]。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研究模式、课程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大量学习了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例如学分制、选课制、绩点制、住宿制、院系制、行政化等[46]，但从历史性的文化内核来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念、制度与体系建设影响一直未断离或消失。
其次，从内在机理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更加强调或注重整体高等教育体系与本国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社会需要等各方面现代化的耦合性与统一性，即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不是单一出现的，一定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发展的进步程度而共同构建。换言之，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具有统一的目标指向性、导向一致性与社会同构性。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其他方面的“多样性”现代化，也是进一步保障并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配套性机制。回顾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我国始终坚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等现实情况，满足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实际需求，形成一个不断改造、螺旋上升、逐渐优化的本土化模式，并深深嵌入在我国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全局和整体过程。
实践证明，尽管西方式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结构”“体系”等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共识，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模式、优秀理念和制度体系，能够跨越式地推进并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但值得警醒的是，一味地模仿、移植或嫁接别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和经验而忽视本土化的文化基因、民族精神与社会品格，永远无法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超越，也难以真正实现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因此，为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必须立足并遵循“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路径，我们既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优秀经验，更需要“扎根中国大地”，通过“本土化”道路经验的改造与“国际性”优秀模式的借鉴，持续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
三、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对高等教育原则、理念、逻辑与路径等多方面的凝练，是高等教育事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其根本属性，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现代化不断契合、适应、调整的过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未来进路，就在于始终坚持“党”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基本服务宗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教育理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引领，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奋斗目标，这不仅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与核心要旨，推动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顺利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再向普及化发展的目标。
（一）基本前提：始终坚持“党”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
高等教育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也从根本属性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地位与领导核心[47]。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探索与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形成了具有鲜明历史特征、强大制度优势、深厚理论基础和持续发展动力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4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在高等院校内部建立了基层组织和党的领导，同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例如陕北公学创办之初，学校的最高领导就是学校党组，并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党总支在党组领导下专管内部各项党务工作[49]。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也融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将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底。1961年，中共中央更是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明确提出高校统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50]。这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国家举办的高校要实行中国共产党高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5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领导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同时也逐渐推动我国高校的党建工作逐渐完善。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重新修订并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高校党委的地位、职能和作用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关键核心。”[52]这不仅对高校党委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更完整、更全面、更高层的概括，而且对党的领导职责、现实职能和具体作用进行了更加清晰、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说明，为高校切实执行和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路线图。
总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保证[53]，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内涵式深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还是助力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办好让人民满意的、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关键保障。
（二）现实基础：始终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基本服务宗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54]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教育的现代化本质意义上就是“人”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基本环节，本质上依然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过程，其根本目的也在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与服务意识[55]，并将“以人民发展为中心”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落在实处，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提出，要“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32]。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引领下的教育方针，是劳苦群众、工农子弟、男女老少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和现时义务。”[56]可见，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人民群众接受教育作为革命任务和奋斗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57]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让中西部地区和贫困边远地区的孩子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科技部等联合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指示通知、专项计划与扶持手段，例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等。尤其是201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贫困边远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进一步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5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54]这不仅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也进一步推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普及化实现，使得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其真正价值。”[59]建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放在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的重要位置。这不仅确立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的基本属性，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导向，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奠定了现实基础。始终坚持“以人民发展为中心”、让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惠及广大人民，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底色。
（三）核心动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教育理论指导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为指导。这一理论不仅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而且为我国高等院校的办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制度体系构建等提供了经验启示，并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再一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体系完善。
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现实问题”[60]。正是因为延安干部学校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正规化办学方式，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丰富历史经验。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步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指导，通过学习、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在高等院校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高等教育办学、治校、育人的全过程中，极大地促进并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步伐[5]。
此外，无论是陕北公学，还是延安干部学校，都通过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传播给背景不同、职业各异、水平有别的优秀青年学子，为他们主动、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树立了伟大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的理想信念。例如，在陕北工学，不仅开设了“社会主义科学概论”等政治理论课程，而且积极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党的建设工作”等大范围的研讨课，切实把促进人民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觉悟落实在高等教育实处。与此同时，各高校还积极学习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为学员做的汇报或专题讲座，并在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积极开展研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著作、报告和批示等活动，这不仅使得青年大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深刻的领会。
改革开放后直到党的十八大，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核心，以中国具体实际情况为现实基础，并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化实践，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事业培育了一大批坚定拥护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践行者，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向、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新型高等教育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根本保障：始终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属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引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奋进、不断寻求自身主动与现实适应发展、不断寻求适切内涵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履行自身发展使命、不断调整教育目标转向的理论实践与奋斗史[61]。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发展与创新等，始终坚持立足现实国情，从高站位、谋长远、促发展的角度全面推动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种形式、多种类型、多种属性的高等院校是中国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民智、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依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高等教育更是立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通过整体性的大规模调整，以服务于工业化生产为基本原则，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巩固新生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设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学习还是深入反思，抑或是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始终秉持“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必须立足于国内，自主地进行科学技术开发，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提供基础条件。”[62]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发凸显，国家通过统一性的大规模扩招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建设逐渐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支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添薪蓄力。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的百年历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不仅顺利走上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道路、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阶段，而且明确回答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办什么”“为谁办”“怎么办”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深刻认识与未来展望。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自诞生以来就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命运紧密相连，并在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实践、建设与发展的各个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同频共振、同向共行。
（五）关键支撑：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奋斗目标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知识革新与产业变革中，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科学研究水平已经成为我国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这也使得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功能越发凸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政府部门确立了“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63]，这不仅推动了我国新时代各类人才培养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赋予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以重要的任务使命。
首先，从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数千年中华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篇章，也是数亿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所系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想遂愿[6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成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并恪守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换言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从探索历程伊始，就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身使命和终极理想。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65]这不仅使得我国将人才培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突出位置，而且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功能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的根本使命。
其次，从我国当前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来看，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从国内发展格局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关键在教育。”[66]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不仅是汇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保障，而且是国家科技创新人才力量、技术水平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托。从国际发展环境来看，自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各国就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基本表征。换言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应对全球化国际竞争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理性选择。高等教育不仅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等任务，而且与其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创新及生态文明等密切相关。二战之后，美国开始大兴研究型大学，不仅将研究型大学的创办纳入国家战时体制，还大力发挥研究型大学服务于战时战争的军事能力、科技创新与武器装备，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得到快速发展。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际竞争面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再一次成为全球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手段和重要凭借。高等教育现代化有培养高质量拔尖人才、攻坚高水平科技突破、优化高效率产业变革的重要功能，高等教育、科技创新、社会发展与国家综合实力的跨界融通与加速融合，推动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结构调整与整体布局。历史已经证明，谁能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抓住机遇、占得先机、实现突破，谁就能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获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变革中抓住机遇、赢得主动，并将其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生态环境安全等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标志，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不仅担负着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与社会实践服务的现实职能，而且在创新知识生产、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步伐逐渐加快，人才培养的质量全面升级，科学研究的水平大幅提高、社会服务的能力愈发厚重，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全面深刻地回顾过去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而且要明晰未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
因此，准确理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全面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强大领导作用，并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目标与宗旨等放置于国际化、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和宽宏体系之中，进一步体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与世界意义，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全球高等教育现代化新格局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才能为世界各国、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蓝图，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全球各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视野、新思路和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张应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部署和新使命[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11(1):1-8.
[2]张军锋.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回忆和文献重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过程[J].北京党史, 2020(2):37-42.
[3]姜子玮,陈森亮.在高校中成立的中共早期组织[N].中国教育报, 2021-09-02(5).
[4]袁利平,林琳.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J].学术探索, 2022(5):132-141.
[5]张晓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探索[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5):120-12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539.
[7]曾丙健,郭文杰.中国共产党创建公学:历史实践、精神价值与时代启示:以陕北公学、西藏公学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23(1):169-180.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33-534.
[9]姜澄,郑刚.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历史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22(2):68-82.
[10]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EB/OL].(1950-07-28)[2023-12-29]. http://www.gd.gov.cn/zwgk/gongbao/1950/4/content/post_3352068.html.
[11]关保英.教育行政法典汇编:1949—1965[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323.
[12]朱娅琴,孙迎光.中国共产党时代新人观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发展[J].学术探索, 2022(11):135-142.
[13]顾海良,罗永宽.高校党的领导体制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25.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45.
[15]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65.
[16]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A/OL].(1985-05-27)[2023-12-23].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14/t20070614_11750610.shtml.
[17]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EB/OL].(1999-01-13)[2023-02-23]. http://www.gd.gov.cn/zwgk/gongbao/1999/13/contet/post_3359580.html.
[18]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A/OL].(1995-09-20)[2023-02-23]. https://www.most.gov.cn/ztzl/jqzzcx/zzcxcxzzo/zzcxcxzz/zzcxgncxzz/200512/t20051230_27321.html.
[19]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A/OL].(1999-06-13)[2023-02-23].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2478. html.
[20]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12号[A/OL].(2001-03-15)[2023-02-2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699.htm.
[2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A/OL].(2012–03-12)[2023-02-23].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199085.htm.
[22]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A/OL].(2015-10-24)[2023-12-29].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23]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EB/OL].(2021-12-15)[2023-02-23]. https://m.gmw.cn/baijia/2021-12/15/35383281. html.
[24]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EB/OL].(2022-04-30)[2023-02-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2-04/30/c_1128611928.htm.
[25]武建鑫,王嘉琳.世界一流学科之“中国特色”何以可能:以测绘学科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23(1):17-37.
[26]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EB/OL].(2022-04-25)[2023-02-23].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27]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2016-12-08)[2023-02-23].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1209/c117092-28936962. html.
[2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N].人民日报, 2014-10-09(002).
[29]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 2018-01-12(1).
[30]张应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和时代使命[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 43(4):1-10.
[3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47.
[32]袁玉芝,赵伽诺.培养干部为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建设服务:土地革命后期至中共“七大”的教育方针政策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22(4):23-36.
[33]国务院.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EB/OL].(2021-04-22)[2023-12-17].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4/22/content_5601428.htm.
[34]卢克平.中西部高等教育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22(12):11-17.
[35]张炜.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就与路径: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进[J].中国高教研究,2023(10):1-8.
[36]张应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12):16-23.
[37]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85-86.
[38]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M].张华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55.
[39]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M].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46.
[40]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J].上海高教研究, 1997, 17(2):3-9.
[41]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J].江苏教育研究, 2009(4):3-6.
[42]彭虹斌.科学哲学视野下的教育规律:内涵、困境及替代性策略[J].教育科学研究, 2021(6):5-11.
[43]张应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法论创新[J].教育研究, 2023, 44(9):108-126.
[44]邬大光,胡艳婷.本土化: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基[J].中国高教研究, 2023(6):1-11.
[45]别敦荣,李家新.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J].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12):9-17.
[46]周洪宇,窦海元,赵婧.我国现代学制百年演进历程与改革前瞻[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 45(1):20-30.
[47]陶昌学,李增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要义及路径选择[J].学术探索, 2023(8):141-148.
[48]刘国瑞,李姝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特征与任务[J].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11):13-24.
[49]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21.
[50]高军峰.“教育大革命”与《高教六十条》[J].文史精华, 2011(4):22-28.
[51]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EB/OL].(1998-08-29)[2023-12-23].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257.html.
[52]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负责人就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答记者问[N].人民日报, 2021-04-23(4).
[53]吴岩.中国式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 2022(11):21-29.
[54]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8)[2023-02-23].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5.html.
[55]刘训华,代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概念、意蕴与战略基点[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45(2):19-26.
[56]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20.
[57]郝维谦,龙正中,张晋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70.
[58]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A/OL].(2014-10-27)[2023-02-2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4-09/04/content_9065.htm.
[59]齐鹏飞.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80年办学经验总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392.
[60]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0.
[61]刘齐,张睦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J].重庆高教研究, 2021, 9(1):12-24.
[6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2288.
[63]薄贵利,程志勇.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国家强盛的第一战略[J].行政管理改革, 2017(10):56-59.
[6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21-07-02(2).
[65]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J].中国高等教育,2014(18):4-7.
[6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 2022-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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