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健，男，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史。E-mail:chenjian8014@163.com。李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 2024 ,46 (05) ：27-34
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留美教育家张彭春先后受聘于南开、清华等学校，完成了两校的中学改制大学的工作。他立足南开创校传统，秉持“公能”理念，以“学问人格”的多元教育理念培养现代大学精神，以“文理商”三科构筑了南开大学的发展基石；受聘主持清华教务期间，他秉持“预备中国应用人才”的理念，通过设立“真才实学”的新人标准，造就中国新式“领袖人才”；他倾心擘画创办研究院，倡行独立专门研究，竭力促成清华改制发展。张彭春的教育理念与贡献，在于他以面向世界的眼光解决教育弊端，回答了在祖国大地上创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对当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仍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张彭春 留美教育家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教育改革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一般课题“清末民初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档案整理与研究”（19BZS086）
张彭春（1892—1957年），字仲述，我国教育家、话剧活动家、外交家。他一生传奇，在诸多领域均有杰出贡献与影响。张彭春生逢新旧教育的过渡转型期，1908年张彭春作为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进入保定高等学堂继续深造。2年后毕业，恰逢“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张彭春考入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哲学专业，用3年时间提前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教育学家杜威攻读硕士学位并顺利毕业。留学期间丰富的辩论、演讲经验，训练了张彭春娴熟的英文表达能力，为他之后开展教育实践、戏剧艺术、国际文化交流、国民人权外交以及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的辩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7。
学成归国的张彭春，以教育学家身份先后受聘于南开、清华，擘画主持两校改制大学，厥功至伟。他早年择定教育事业，以“诚意为青年，产出新国家、新文化”[2]180为使命，晚年总结一生，认为自己“都有一个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3]。这样一位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有关其教育思想活动的研究并不丰富①，令人有沧海遗珠之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出史料，探究张彭春20世纪20年代前后主持改办南开、清华两所学校的主要理念，总结他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留下的宝贵思想和启示。
一、以“公能”理念改办南开大学
1916年，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张彭春结束留美生活，回到南开中学，担任专门部主任。除日常授课外，他通过频繁的校内外演说，向学生传播最新教育理念，推行其改办南开大学的设想。简言之，此时张彭春的教育理想是通过创办大学，培养识高德厚之新青年，养成良美之新国民。今日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校训，实亦离不开张彭春这段时期的教育改革实践。
（一）以“学问人格”培养现代大学精神
张彭春对现代大学精神的理解是学问与人格并重，总结来说：舍学问无从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格；无优美人格，则造就不出有志向、眼光、魄力和公心的良善国民。这是他在国外大学学习的所感所悟，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现代阐释，同时也是对南开创办人严修制定“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的践行与发展。
在张彭春看来，“盖以欲挽社会，非有一般知识高超道德纯厚之新少年，其眼光、其魄力，均足以促进其事业，徒志不足有为，识高方见经济”[4]3。这样的教育目标，只能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实现。为此，张彭春详细规划出预科半年、本科两年半的学制和分科。在开学典礼上，张彭春大声疾呼：“教育为救国之大本，而教育所以能养成良美之国民者，要非使学生知识优美、道德高尚、身体强健不为功。是以大学之设，为吾校刻不容缓之图。”[4]3-4随后，他邀集南开专门部师生开讨论会，推进落实创办南开大学的具体规划与目标，并寄希望于南开学子：“纵不能发明新理为世界学问之先导，亦决不令瞠乎欧美开源之大后，而必与之并驾齐驱。”[4]4综上，张彭春改办南开大学的理念为：大学，当以学问为先导，造就优美之人格，继而在一国之内造就良美之国民；以教育为救国之大本，继而在世界竞争大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以“文理商”科支撑南开大学改办
“教育救国”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秉持和追求的社会改造方案，他们希冀通过创办各级各类新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推动中国走向文明富强之路，尤其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各界对“认识中国现状、服务中国需求”达成共识。对此，张彭春认为南开大学的改办原则既要符合中国实际状况，亦当从西方教育现代化中吸取经验，最终他择取“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决定先把文、理、商基础学科办好。1919年初，张彭春被任命为大学部筹备课主任，正式拉开了南开中学改办大学的序幕。他全方位主持筹备工作，负责规划校舍、拟定校章、募集资金。在创办过程中，他多次与南开创办人严修、张伯苓及学校管理者华午晴、马千里等商议筹备事宜，主持起草《南开大学计划书》，并以此作为筹建南开大学的依据。当时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筹备工作的指导思想，拟议中的设科规模、经费编制都颇为节俭。如在设科上，几经讨论并征求天津各界人士意见，张彭春最后决定设文、理、商三科。在教育同仁的努力下，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举行了第一届学生开学典礼，黎元洪、严修、卢木斋、孙子文及直隶省长代表、教育厅厅长王章祜等莅会。10月17日南开学校15周年纪念日召开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大会[5]86-87，南开中学完成了改办大学的历史跨越，张彭春也实现了留美归国后的第一项志业。
南开大学成立后，张彭春选择功成身退，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此后三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博士阶段的研究，并最终完成了以中学课程改革为题的毕业论文，于1922年7月回国。途中受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委托，历时半年，他先后访问了英、法、德、苏联、波兰、丹麦等国，考察了各国中等教育现状，充实了对世界教育的看法，回到南开后第一时间与学子分享了最新心得。《南开周刊》报道：“张先生以英杰之资，抱教育救国之志，留学外邦数载，于兹今学成归国，必能大展经纶，为学术界增光，为教育前途加色。”[6]14张彭春原本已接受母校大学部厚聘，拟任南开大学教育学科教授。然而，此时清华学校正处于教育改革的风口，需才孔亟。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张彭春担任清华教务主任，肩负起新的使命——改办中国式的清华大学，就此开启了影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进程的一场重要改革。
二、以“预备中国应用人才”理念改办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的游美肄业馆，接收预备留美学生，正式开学即改名清华学堂，民国后更名清华学校，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或与美国人接受同等教育的人才为目标。因此，早期的清华“系专为预备学生留美而设”[7]667。随着民国教育的发展，社会对学术独立、教育自主的呼声日高，清华面临“中国式”的教育改革趋向。1916年，周诒春校长将清华扩充为大学一事就已提上议事日程；1919年张煜全校长又向外交部呈文“陈报筹设大学事”，并附有筹办大学的大纲[8]278。但到1924年5月曹云祥接任校长期间，仍无实质性进展，其缘由在曹云祥聘请清华大学筹备顾问的信函中，只以“形格势禁、迄未有就，是可憾也”几字略过，不难看出清华在改制过程中面临一些极难克服的障碍。此时正值“壬戌学制”颁布不久，整个教育界开始遵循美国式的制度与发展方向。曹云祥接手清华后，先在校内成立调查委员会，广泛听取民意，为改革做准备；随之接受严修、范源濂两位老教育家的建议，大胆聘请刚刚归国的留美教育学博士张彭春主持清华教务，全面负责学制与课程改革。由此，清华改办大学的规划才真正拉开帷幕[9]85。
（一）设立“真才实学”的新人标准
针对清华学子只为出国预备的教育现状，张彭春认为只有制定新的规划，改预备教育为普通教育，使清华在办学宗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上自成一体，教授有训练、懂调查、能处乱世的“真才实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华的培养目标，实现清华向大学的转型。
原本清华学子只为出国，加之与外务部的特殊隶属关系，其教育绝少与本土社会发生关联，甚至成为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独立王国。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在《校史概略》中曾叙及：“适是时国内舆论，对于留学政策，颇多指摘，教育思潮已趋于学术独立，教育自主之途径，清华办学之方针，亦之改变。其办法，系指留美学生逐渐减少至每年派遣至多不过五十名限度，而以由此撙节之款，自办一完全永久之大学。此种办法，当时教务长张彭春先生极为主张，并努力促其实现。”[10]548张彭春到清华实施改革措施，首先针对清华学生“不认同在清华是为教育，在此实在是待候出洋”[2]187的固有认知进行矫正：一方面他希望让当时清华学子安心在国内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考虑将留学的名额发布全国，公平竞争，故“有意把高二以下几班，延长年限，在国内大学毕业”[2]194。此种规划是想扭转清华学子原有的求学观念，对学校进行本土化改造。
然如前所述，改革清华绝非易行之事。刚到清华，张彭春就发现“清华的内幕非常的杂乱……外部有外交、政治的关系，美国公使及外交部的员吏都要有分；外交上，政府里有变更，渐渐地要影响到学校……内部，职教员多为小利诱，太注意利益均沾，对于小节目上互相嫉妒，唯恐别人弄到自己前面去。因为这样，稍想计算内部的整理，就发生许多怀疑、误会。病根在钱多，而以钱为职务轻重、人格高下、学问精粗的重要单位”[2]81-82。面对种种困境，张彭春认为空言不如“想办法起首作将来的计划”[2]196。针对清华学子旧有的留学观念，他在开学典礼上大谈“广义的留学预备……说的时候很火热，很用力，听的人似能领会”[2]133。其演讲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不以留学时的成绩而以回国后的成绩为标准；第二，应注重关于研究学问的训练与指导；第三，要使学生在出国前，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中国的情形，和中国的问题——有确实的调查，精审的考虑；第四，要造就能处乱世的人格。在张彭春看来，留学本身并不是教育目标，只不过是方法之一，是一层手续，目标还是回国之后能做什么。一句话，清华要为“预备中国的新人才”[4]183而存在。
整体来说，从留学的目标讨论开始，进而提出新的“人才观”是张彭春改办清华的基本思路，也构成了他教育理念的核心。这种理念在之前改办南开时已多次践行，此时又融入了对现代大学精神的新思考。总结来说：首先，培养有眼光、有魄力、知识高超、道德纯厚的新青年，这既是大学教育之本，亦是更新社会进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最佳路径；其次，大学教育始终应该“以人为本”。为将这些理念落到实处，他一方面回应社会中关于学术独立、教育自主的呼声；另一方面，因地制宜，通过制定规划，解决清华在教学、管理、课程、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改制难题。
这个阶段张彭春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对大学之道的思考：“现在中国正是大学热，然而究竟大学为何物，问的人很少。大学虽然如同鲜菇似的，一天多似一天，然而将来在历史上有地位的必须是有学问家的，和能产出人才的地方。学问是依据人的，绝没有离开人用组织可以产出的学问！”[2]107换言之，学问应“以人为本”，学问家与人才将是未来衡量一所大学历史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张彭春看来，真正的学问必须是“实学……要不分中西，只要能适合中国的情形和中国的问题，都要研究，都要采纳”，而最重要者，一是对于国文课程的注意和革新；二是在社会科学中提倡实际的调查。此外，注重“为人的道理”即人格的造就，最为张彭春极力主张：“在现今时代应用功在人格上，组织是无效的……改造清华校风，要缓进，以人格去感化。”[11]51-52总之，大学教育“不是为自己争名夺利的预备，实在是为社会预备领袖人物”[4]184。
张彭春自己作为留美生，深知留学生知识结构与视野见识上的短板和不足，普遍问题是对本国文化的隔膜。他曾对“当世贤达”做过一番对比，坚信“将来占胜的，必是对于本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同时有世界眼光的人”[12]66，这样的人，以归国留学生领袖人物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为代表。张彭春认为他们“国文很好，并肯虚心研究西方文化的底蕴”[12]66，是对改造中国真正有用的大才。清华学生的培养，也应以他们为目标和榜样。人才培养既要不忘本民族文化之根，又须让学生了解世界，具备世界眼光。
（二）造就会通中西的“领袖人才”
改变清华学子旧有的求学观念只是为改革做好了思想上的铺垫。真正要让新人才标准落地生根，必要在具体的教育规划和教学实践中予以落实，才能造就有中西学识、富有创造力、研究力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学子。
张彭春就任清华教务主任后，兼任了新课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1923年10月4日，清华学校职员会议并第二次常委会召开，曹云祥专门讲道：“近年课程委员会的责任于审定课程外，并须筹划学校的教育方针。”[4]]644经过数月，在张彭春主持下，《清华大学总纲》《大学部组织及课程》《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相继制定完成，成为此后《清华大学大学部暂行章程》的蓝本。《清华大学总纲》共有五条：“甲，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乙，清华教育分两级：大学各科及高级中等教育。丙，清华大学毕业期限自三年至六年，高级中学毕业期限三年。丁，清华大学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力、个人研究、及应付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之能力。戊，清华高级中等教育之目的，在使将来之领袖人才受广阔的基本训练；其方法在利用教室内外实际生活之动作，使经验近世文化之要领。”[13]23-25从总纲来看，基本精神正体现了张彭春到清华后一再申说的教育思想。
以上五点大纲，除乙、丙涉及学制内容，其余三点均为清华未来教育的基本方针。对于造就“领袖人才”的目标，张彭春解释说：“我们所希望造成的领袖，乃是比寻常人能做多而且好的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要特别地有效率。然而他们并不是超人，也不是混一个洋翰林的头衔便侈然自足的。”[13]23张彭春眼里的“领袖人才”是将来在社会上有能力和担当的现代新式人才。此种人才“一方面是‘新’（科学的、求进的，不是贪利的、为物质的）；一方面可以继续旧有的人文化”[2]113。如果学生“本国的国情不能了解，不配谈高等教育”[11]82，他强调“作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一个在思想上有为的中国人，本国以往思想的痕迹是必须熟悉的”[11]111-112。
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化的使命”[11]173。张彭春陪同左右并与其深谈，还在日记中记道：“泰戈尔深望中国少年能尽力保存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特长，不然，将要完全失掉各种工艺的精美，如不尽力提倡，就要被工场制度永远灭绝。”[11]174与泰戈尔的交流，坚定了张彭春的办学理想：“我应当早些醒来，用力在发展中国的特长。清华办大学，想往中国特色的方向上注意。”[11]176在教育目的与方法上，张彭春开始考虑如何力避过度美国化的倾向，注重“中国的”特色。总纲甲条之所以称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恰是针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完全模仿外国的情形，以能办到与外国高等教育同样的地步方算成功。他说，中国人不是没有文化的民族，“外国的高等教育，若不经一番改造，断不会在中国适用的。我们应当根本反对这种模仿的思想，专心去造就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13]23。此种立足现实国情、“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正是张彭春主持清华改制的核心要义。他所强调的“创造力和个人研究”“应付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等观点，是融会中西教育经验的创新，前者是为补救中国教育的缺欠，后者是为补救在外国读书的不足，两相融合才是中国教育的进路。
张彭春为清华大学制定的新教育方针获得了当时很多清华学子的共鸣与认同。当年《清华周刊》有2篇讨论清华办学和学子使命的文章，都显见张彭春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一位学子梅汝璈讲道：“清华是中国国立学校，是纪念中国国耻的学校。依理说，她底（的）教育目标应当为国家培植真正的领袖人才，预备将来做振兴中国的视野。”[14]2因此，建议学校一当注重精神上之建设，二要注意“国化”[14]1-2。另一位学子施滉也说清华应当担负两大使命：“对于国家，清华有解决国家问题的使命；对于世界，清华有介绍中西文化的使命。”[15]122-130可见，两位学子很好地诠释了清华新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
在张彭春的持续努力下，清华大学部于1925年成立。张彭春先后当选为大学临时校务会副主席、旧制部主任兼大学普通部主任。他在与全体新生谈话时重申自己的主张：“吾人所认为教育者，即一师一生间互相发生影响之谓。故清华大学重在人，不在制度。”[16]28他向学生讲解了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第一，令学生有广阔坚实的基本知识，能了解现代之中国及其环境；第二，逐渐养成学生自行研究之能力；第三，令学生注意职业之选择，为适当预备之计划。清华大学之专门训练，则完全采取个人指导制，令学生各就所选之门类，为自动的、专精的研究；同时要能知该门类全部之大意[16]28。“清华大学之工作，将完全以预备在中国应用之人才为标准，与将来之留美学生额毫无关系。将来留美学生，完全以考试选取；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成绩优良而毕业后又有任事经验者皆可以与试……大学部之教育，则绝不以预备留美为方针也”[16]29。至此，张彭春将清华大学的办学方向真正引向了独立自主建设中国式大学的新发展阶段。
三、以“独立专门研究”理念筹设清华研究院
张彭春在“清华大学总纲”中提出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成为此后“大学部组织及课程”“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的蓝本。如学校组织方面采取教授治校制度，设立评议会、教授会；教员聘请上，增加中国教员的数量；课程设置上，中文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在同等的地位。张彭春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通过国学研究院的设立，倡行独立专门研究的教育改革，成为民国教育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对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学界多将目光专注于曹云祥校长的领导、吴宓的筹划以及四大导师的教育贡献，却忽视了教务长张彭春起到的主导和推动作用。
（一）创办独立研究院的理念
“学术独立、教育自主”不仅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呼声，更是张彭春念兹在兹的改革筹划。早在1924年1月21日，他就开始思考创办研究院开展专门研究的计划，并在日记中记载：“清华大学的特别功用：预备留学的目标如果能改为学问的研究，清华应注意哪样动作？采取哪种组织？研究院？”[2]241再三思考后，他认为“可同国内各大学合作。定好研究问题后约请国内最博深学者，来此作一年至三年或更长的研究。特别指导自然可约各国的学者，为一定的问题作研究”[2]241。3月1日，张彭春正式“提议拟办研究院，研究员由各大学教授充当，本校给以相当之津贴”[4]648。4月份又在与学生的茶话会上再次谈及此事，当时不但批评了“学校里机械式课本的教育”使教授者学问人格缩小的状况，而且表达了筹办大学研究院的必要性和方法[4]220。
吴宓将设立研究院之初衷，归于曹云祥校长所著《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在这本小册子中，曹云祥首次公开了清华发展的三大计划：改设大学；筹备大学基金；拟设研究院。事实上，曹云祥撰写此文的时间比张彭春两次公开谈话晚了数月[17]105，而且所谈的是研究院的功能，并未直接触及如何创办的问题。由吴宓起草并正式公布的《研究院章程》在宗旨、教授及讲师、学员招收、研究方法等核心项目设计上，均与张彭春上述谈话的基本内容极为相似。
（二）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先期实践
张彭春到清华后，对国文教育大力整顿，为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作了很好的铺垫。《清华周刊》曾有记录：“张先生这个理想的提高师生人格的研究院，虽然不是眼前就能试行筹办得到，但是他这计划的骨骼，却恰恰就是眼前与未来的研究院之外的清华国学教育，所必凭依为改革的张本的。”[4]220这指明了张彭春创办研究院的宏大计划与清华国学教育的关联。彼时清华学校课程分西学部、中学部两部分，为保证学生毕业能顺利进入美国大学，适应美国的社会和校园生活，课程重心放在英文和直接用英文教学的学科上，中文被置于次要位置。清华学校不注重中文之事曾遭到国内大学的嘲笑：“从前清华学生很不幸，大学生敢当面说清华中文不成，好像清华学生的额上都刻着‘中文不通’四个字。”[8]272张彭春到清华后，在课程和教务上的重要革新即重视国文教学：一方面，“校中特聘比较多通新学制教师，庶几足以引起学生之兴趣”[4]221；另一方面，加强课程与课堂管理，“国文分阅书与作文二项，作文须每星期一次。每月或每二月将举行甄别一次，擢最优者数名，酌给奖品，并许可其自作专门研究，不必上课”[4]221。对于教师上课也做出规定：“教师每堂至少须用半小时之时间，为讲解及讨论之用，不似昔时之静坐漫无活气”[4]221，不但如此，“教务主任将常来中文课堂巡视以免昔日携带英文上课之通弊”[4]221。上述种种措施，为清华扭转国文教育的不足以及在此基础上创办国学研究院提供了稳固基础。
在国学研究院的创办过程中，任教务长的张彭春始终给予筹备主任吴宓全力支持，这一点在《吴宓日记》中记录甚详。吴宓接受清华聘任，于1925年2月5日抵京，第二天便去谒见曹云祥及张彭春：“饭后，由王（祖廉）导谒校长于私宅，同往见P.C.。所事为定。”[18]3三天后，“上午，再到清华，见曹，提二条件：名义为筹备主任；须有全权办本部分之事，并负专责。下午见张，告之。张谓极妥”[18]4。由此，吴宓开始放开手脚，专心筹办研究院诸事。
此后数月的日记亦可看出，在筹办研究院的过程中，张彭春在聘人、谈薪、开课等问题上都给予吴宓鼎力支持。对于吴宓推荐的教员，如清华无法聘任，张彭春也设法妥为安置。有了这位果断爽利的教务长的鼎力支持，吴宓最终顺利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请到清华，担任教授或讲师，从而造就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一段辉煌历程。
四、启示
曹云祥当校长、张彭春主教务以来，清华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教育宗旨一时更新，提倡中西学并重，改良课程及教法，同时积极创办大学及研究院，校制和校风为之一变。此间种种改革事业，张彭春作为主要政策制定者、计划实施者、改革推动者，其用心着力，不可谓不诚，不可谓不实。其任内提出的规划与实施步骤，为未来清华真正转制为大学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需强调的是，留美归国的张彭春心中怀抱救国之思，先后作为南开、清华两所大学的“计划人”，承担改制任务，力图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制订新教育的理想目标，并融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实践，回应了在祖国大地上如何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这一时代命题，其教育主张与活动，对今天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追求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启示。
（一）大学教育首重“育人”
改办南开，张彭春希望通过培养有眼光、有魄力、知识高超、道德纯厚的新青年，来培养“良美之国民”，进而实现更新社会之责。到清华后又多次强调，大学的地位在于产出学问家，而学问是依据人的，绝没有离开人用组织可以产出的学问。故主张“现今时代，应用功在人格上，组织是无效的……改造清华校风，要缓进，以人格去感化”[11]51-52。对“人”的重视，是张彭春改办大学秉持的基本教育主张，这正是现代大学核心理念之一。无论中国传统大学之道追求的“止于至善”，还是现代大学高扬的“人格教育”，“成为人”以及培养广泛的“人性能力”始终是大学教育的本质追求和首要目的。这一理念对于思考和回应当下中国大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如过度专业化教学带来的能力偏狭，人格、价值观教育缺失、通识教育的效果不佳、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化倾向严重等，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二）大学教育应注重“实学”
张彭春的“实学”教育理念，既有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也有归国后钻研传统文化尤其是颜李学派的心得体会，这集中体现在他拟定的“领袖人才”理想教育目标。具体做法，如特别奖励创造学力、个人研究尤其是应对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的能力；让学生接受广阔的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利用教室内外实际生活之经验，增进对近世文化要领的了解。这些主张反映了张彭春对大学教育另一核心理念——科学研究的重视，凸显了他对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独立思考。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曾讲，中国现代大学之理念应该并必须以“止于至善”与“止于至真”同时作为大学之道的终极目的[19]72-73。张彭春对于大学科学研究的阐述，正是指向了“止于至真”的教育追求。不但如此，他还看到大学教育不能忽视国情、时代、社会所需，要让学生关心实际生活和世界近世文化。这些务实的思考对于我们反思当今大学教育内容陈旧、脱离社会实际需要、学生对现实隔膜以及缺少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三）大学自主办学方向应始终围绕“中国”特色
针对国人对西方教育的盲目崇拜和机械模仿，尤其是清华过度的“美国式”倾向，张彭春提出了尖锐批评。与泰戈尔多次交流后，他下定决心要“用力在发展中国的特长……往中国特色的方向上注意”[11]176。他认定外国高等教育，若不经一番改造，断不会在中国适用。而教育改造的过程也体现出张彭春对“中外”“古今”教育思想的融合。如主张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新的”即科学的、求进的教育文化；同时又不抛弃中国“旧有的人文化”[2]113。甚至大声疾呼“本国的国情不能了解，不配谈高等教育……做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做一个在思想上有为的中国人，本国以往思想的痕迹是必须熟悉的”[11]82。要增进对中国的情形和问题的了解，一方面要注重国文修炼，另一方面必须注重开展调查研究。他深刻而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教育的百年追问：中国教育如何确立自身的独立性？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创造完善中国自主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张彭春百年前的思考，仍是我们解决今日时代教育命题的重要起点。
综上所述，张彭春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实是融会了传统教育与现代大学的双重特色，人格培养与科学研究并重。他始终围绕“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根本原则，在吸收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基础之上，从本国历史与国情出发，以切实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培养中国新式人才为落脚点，恰当回答了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社会应用性问题，是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办学之路的宝贵思想结晶，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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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佚名.欢迎张仲述先生.南开周刊[J]. 1922(52):14.
[7]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J].清华周刊, 1927,28(14):667.
[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9]金富军.曹云祥在清华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3, 34(3):85.
[10]冯友兰.校史概略[J].清华周刊, 1931, 35(8/9):548.
[11]张彭春.张彭春日记手稿[A].南京:南京图书馆,1924:EB/35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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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梅汝璈.我们今后的努力:二种基本建议[J].清华周刊, 1924(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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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佚名.张仲述先生与新生谈话纪要[J].清华周刊,1925, 24(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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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宓.吴宓日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9]金耀基.再思大学之道:大学与中国的现代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72-73.
注释
①有关张彭春生前著述整理，崔国良、崔红编辑，董秀桦编译的《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最为系统，为了解张彭春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基础史料。在南开、清华大学校史资料中，也零散分布着一些有关张彭春的记述。另外重要的史料为2020年香港开源书局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收藏的日记手稿为底本，整理出版了《张彭春清华日记》（1923-1924、1925）；而南京图书馆所藏未刊手稿，恰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缺失的1924年3月-1925年2月及1926、1927全年日记。参见张诗洋《新发现张彭春日记的文献价值考述》（《文献》2021年第5期）。
